重庆珍档 | 辞职信“炒”张澜,求职信“投”梁公
09-24 07:43:13 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青年王平叔 (1922年摄于北平)

《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书影

近日,西南师大出版社推出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的《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这些写于1922-1940年间已经泛黄的旧式书信,让一位重庆先贤王平叔的形象浮出水面,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人物如张澜、陈铭枢、白崇禧等,都和他有过交集。

出生于原巴县姜家场的王平叔,是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最早的贴身大弟子,参加过北伐,也是川渝五四运动和乡村教育的先驱人物,曾创办北碚勉仁中学,1940年42岁病逝并葬于校园中。

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其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还原这位“知行合一”的重庆大儒和一代乡贤的文化形象,填补重庆城市文化史的一段空白。

一堆信

“外公这堆信,老火惨了,繁体字,堆头大,又是毛笔字,很多都花了。还有涉及当时的人物和历史,艰巨浩繁,他哪里晓得我这个不肖子孙,才疏学浅嘛!”在王平叔的外孙、重庆晨报专栏记者李炼先生看来,整理书信、老照片并吐槽叫苦,是他走近外公撒娇的唯一路径。他说,“我1962年出生,外公已经走了22年。小时候,因为外公是民国人士,家中的大人,很少提起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才第一次看到外公的样子——从梁漱溟寄给大舅王治和的老相片上,“有一张外公的照片,可能是1923年在北京拍的,大舅加印了很多给我们,我才算‘见到’了外公,他当时大约24岁。”

梁漱溟去世16年后,2004年初,其长子梁培宽在编注《梁漱溟全集》,给李家寄来一个无比珍贵的包裹。“里面是外公写给梁漱溟等人的几十封信,是原件,时间是1922年到1940年。梁漱溟生前就委托我大舅转交重庆图书馆永久保存。在转交图书馆之前,我把信件全部翻拍了,以作纪念。”

2008年,李炼在北碚举办的一次梁漱溟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家大公子梁培宽、二公子梁培恕。“他们给我讲了外公的好多故事,还嘱咐我好好研究一下外公写给梁漱溟的那批信件。两位先生回到北京后,又给我寄来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和梁培恕撰写的《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2014年秋天,我开始梳理外公这批书信,两年之间,与舅舅王治森和表哥王家伟反复讨论,共同修改,几易其稿。培宽先生写的《关于王维彻先生早年所写的一批书信》及《王维彻先生书信目录》,就成了我的指路明灯,2015年春天,已经九十高龄的培宽先生,又专门为本书写了序言。”

辞职信

28封书信头两封非常有趣,第一封是辞职信,第二封是求职信。收信人一个是张澜,一个是梁漱溟,都是近代史上的大人物。

王平叔大名王维徹,字平叔,1898“戊戌变法”那年生在四川巴县(现重庆巴南区)姜家场,父亲靠抬滑竿养家,后来做一点小买卖。1919年21岁时恰逢“五四”爆发,王平叔已在成都高等师范读大学,非常活跃,曾任四川省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的主编,写了许多时评。1921年春,王平叔在张澜任校长的南充中学教国文,仍然像大学时一样活跃。

张澜字表方(现南充建华职中门前那条街叫表方街),前清秀才出身,曾留学日本,曾任四川省省长,民盟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06年他留日回国在顺庆府中学堂任监督(校长);1920年他创办南充中学(即现在南充河对门鹤鸣山麓的白塔中学)。

但王平叔和张澜是同事关系,所以这封写于1922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下半夜三时”的辞职信,行文无“礼”而生猛:“一向来生活烦闷,达于极点!何以至此?其中详情,值此仓忙中,万难毕述。撮要言之,即思想无路,生活遂失引导;兼之家庭境况,逼我过甚,此皆造成我烦闷生活之紧要原因也。四月九日,曾在白塔附近,持刀自杀,为秀熟、柬之所救得免。自是以来,稍能领得人生兴趣。然心境一日万变,仍无定向。”

校长张澜可能也吃惊:平时看上去白面文静的王老师,居然“持刀自杀”!李炼说:“其实张澜不晓得,我外公自杀不止一回,前前后后搞过三回,都遭同事夺刀救下。‘五四’一代的愤青血啊,‘五四’把他们旧的偶像除脱了,但新的信仰又没有找到,外公的‘烦闷’,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都有的。”

夺刀的同事和同学张秀熟,1926年入党的四川老革命,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他当时救了王平叔的命,而张澜想留住王平叔的人。南充乡邦文献有记载:张澜对王平叔“再三挽留都未能使其听从”,此人非但不从,其辞职信末尾更提出估吃霸赊的无理要求:“徹此行路费一钱莫有,徹有书籍数十百种,学校都要得着,可值百圆上下,我只以五十圆出售,半赠半卖,不知学校能买否?今我在重庆寄存之图书,悉行卖去,又可得四五十圆,如此则路费强勉可用至北京,先生可为主张否?”

李炼说:“你看我外公,24岁的天棒崽儿,真是又天真又可爱又可笑,自己要辞职,‘去志急切,未能面辞,诸祈原恕’,连老板的面都不敢见,还非要老板买下他的书籍,以解决‘路费一钱莫有’的窘境。”

张澜从没有呢?王平叔在写给“新老板”梁漱溟的“求职信”里透露:“此事后来竟如此办去,所有书籍皆由学校收买。”

求职信

王平叔从“上家”张表方那里走得如此决绝,如此“抠门”,是不是“下家”梁漱溟那边已经搞定了呢?实际上,他和梁漱溟素不相识,1922年6月的一天,在重庆开往汉口的客船上,他才给梁先生写第一封信:

“我这次从交通极不便利的四川出来,经过将近万里的路程,一点别的意思没有,只是敬慕先生的人格和精神,特将我现在的一切生活丢开,来与先生同处,为亲炙的弟子。藉先生的人格精神,把我现在打算要走的生活路向,及所欲持的生活态度,重习陶铸,使他有个确定的把握。这就是我此行排万难而不顾的意思,不知先生能够允许我这样不?我现在决意,真正的决意要走的生活路向,及决意要抱的生活态度,与先生全同。”

外公如此生猛,都是梁漱溟一本“武林秘籍”惹出来的,这本“秘籍”,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是1920年时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稿,1921年出版,就在王平叔这一代寻找新偶像的苦闷青年中风靡一时。在“求职信”中,王平叔谈到梁氏“秘籍”对他的影响:“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我已详细看过三次,于我生活上的救济,实在很大,我之所以能生存至今日者,全赖此耳。”李炼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先生的这本书,不但救了我外公的心,也救了他的身,成为他人生迷途中的指路明灯。”

当时北大和“五四”都是全盘西化的天下,梁漱溟偏偏顶风作案,盘点中、西、印三路文化之优劣,鼓吹“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强调传统和民族本位。他还在“秘籍”第3版(1922年商务版)的《我的告白二》中打了一个响片,广招门生:“凡我所知所能都愿贡献给人,如来共学,我即尽力帮忙;不拘程度年岁,亦不分科目,不订年限;大家对我自由纳费,不规定数目,即不纳亦无不可;先以北京崇文门缨子胡同我寓所为通信处,如果人渐多再另觅讲习集会地方。”

现在我们清楚了,外公先辞后就,并非鲁莽之辈,而是“下家”梁先生早就白纸黑字,明文相招,而他也一意孤行,认定梁先生,有钱帮个钱场,无钱帮个人场,一头扎向北京崇文门缨子胡同梁氏门下。欲知梁先生收不收他,我们下周再说。

文/图片翻拍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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