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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那些抗拒和排斥外来监督者的行为也很“天真”：他们可能也知道掩耳盗铃的道理，知道屏蔽负面消息不等于能从源头消除问题，但在他们心中，解决问题也该有次序，那些曝光问题者是比既有问题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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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未必会先去解决“一块毛巾擦所有”乱象，却会想着通过泄露“花总”信息的方式，让其遭受骚扰、威胁乃至报复；而解决记者的优先级，也比解决油品污染要高。
更让人忧心的是，他们的挟私报复往往耍“阴招”，表面上他们认错态度很诚恳、治理决心很坚定，可背地里他们却可能将掌握的个人信息等资源作为打击工具，向站在明处的曝光者投去“暗箭”；有些打击报复还是假合法之名，行非法打击之实，所以网上有了“顺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的调侃。
这些做法无疑会抬高人们对做好事、说真话成本的心理预期，甚至让他们产生“做好人难”的观感，进而畏难而退、缩在“保身哲学”的龟壳不敢再出头。
这次“花总”就表示以后应该不会再做类似事情，就是挺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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