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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这么大,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绘制地图的?
09-15 10:39:27 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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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浙江杭州府地舆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人将地图称作“舆图”。“舆”指的是车辆,古人绘制地图时就是驾着一种叫做“记里鼓车”的马车丈量世界,马车行到哪里,地图便画到哪里。至于地图之外的世界,不是一片蛮荒,就是与己无关。在古代中国,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地图测绘,也只有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士大夫才掌握着绘制地图的秘密。

权力的游戏

在古埃及,每逢雨季,尼罗河洪水泛滥,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也冲刷了原本界限分明的田亩,为了声明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统治者不得不绘制地图,来确定自己所管辖的土地。

最早的地图,无关导航,而关乎占有,以及掠夺。

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的地图绘制在4000年前夏禹的九鼎上。相传大禹成功治水后,各部落与方国奉大禹为最高统治者。华夏遂分九州,大禹命人铸造九鼎,分别绘制各州的山川形势。鼎成后藏诸国都,普通百姓难得一见。九鼎上的原始地图,如同古埃及人的地图,都是一种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声明。

谁拥有了地图,谁就能以“上帝视角”俯察这片土地,从此广袤的大地不再虚无缥缈,而是轻易地掌握在手中,并且可以在案上徐徐展开。这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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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湖南省博物院藏

人对土地的欲望永远不知餍足,这赋予了地图一个天然的属性——扩张。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而当兵戎相见时,地图的身影再次显现。2000多年前的管子在《地图篇》中明确指出:凡是军事上的指挥者,必须首先研究和熟悉地图。(“凡兵主者,必先审之地图。”)于是才有了许多向大王献地图的史事,譬如荆轲刺秦王,献上的是将军的人头与燕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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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湖南省博物院藏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幅珍贵的古代军事地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驻军图。这两幅图划时代地使用了比例尺的概念,前者约为1:18万,后者约为1:8万,分别描述了长沙国南部的山脉走向和驻军情况。西汉高后末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向长沙国南部发起进攻,朝廷及长沙国随即派兵征剿。这两幅图可能是墓主参与指挥此次征战使用的军事地图,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较早且较为精确的地图。地图给指挥将领带来了方便,不过可以设想,如果不幸落入敌手,长沙国将会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

所有的攻城略地落到纸上,都是为了将新的城池纳入自己版图,而地图上的每一次寸进需要付出多少的头颅与鲜血,这是在干干净净的地图上所看不到的。

士大夫的发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士大夫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君王丈量每一寸土地。

先行者是大禹的两名臣子,大章和竖亥,他们一个东西,一个南北,徒步为大禹丈量世界。“记里鼓车”出现在汉代,又叫大章车——大概就是为了纪念先驱大章——它大大减轻了丈量土地的劳动量。这种车分两层,每层有一个木人,车行一里,下层木人击鼓一次,车行十里,上层木人敲一下铃。驾车人只要记录鼓声和铃声次数便可以计算出马车行过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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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记里鼓车”示意图

古人便是驾着这样的马车驶入未知的区域,凭借简单的定向设备确定位置,再将用肉眼观测到的地理信息记录下来,绘制到图上。

这种测绘最初全凭经验行事,久而久之,便有了一定的章法。西晋地官(专管国家的户籍、土地、税收和地图的官员),后官至宰相的裴秀将其总结为六项制图原则,也就是有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比例尺,即确定面积和长宽的比例;准望就是方位,即校正地图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道里就是距离,即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指的大体就是比较和校正不同地形所引起的距离偏差。

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后世的地图测绘者所沿袭,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西方制图理论之前,一直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制图传统。从唐代贾耽编制的《海内华夷图》,宋代沈括编制的《守令图》,到元代朱思本编制的《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编制的《广舆图》都能找到制图六体的影子。基于他的贡献,李约瑟称裴秀为“中国科学制图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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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北洋海岸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制图六体中,“分率”也就是比例尺问题,是科学制图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它关系到测绘者将以何种比例将庞大的山川河流、道路城邦“缩印”在绢帛或者纸上。裴秀的解决方案是“计里画方”,具体操作是先在地图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坐标网,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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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禹迹图》石刻(该图为反色效果)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裴秀所绘的地图皆已失传,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实例是南宋石刻《禹迹图》,此图为全国地图,刻有山川、州郡等地理要素,横70方,竖73方,共5110格,方格边长1.1厘米,即“每方折地百里”,地图比例尺为1:500万,全图所涵盖的总面积为1278万平方公里。这是西方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制图传入之前最科学的制图方法,其中的海岸线与黄河等河流的形状已经与现代地图极为相近。这一方法甚至在13世纪传到西方,被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地图学学者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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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渤海沿岸道里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认知的边界

一个时代的地图,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的认知边界。地图延展到哪里,认知也就到了哪里,至于“画”外之境,对于所有绘图者来说都是一片空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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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大清河源流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古时代,人们只对眼前的溪流和田亩,至多还对远方障目的高山发生兴趣,他们用简单的符号记载了下来,这便是最早的地图。中国的文字是从象形符号发展而来,川字是流水,山字是三座山峰,田是分成小块的土地,这些古代的图形符号,或许就是最先在地图上标记的符号。

到了裴秀的时代,世界则广大得多,他以古时《禹贡》为依据,对山岳、湖泊、河道、高原、平原、坡地、沼泽、古代九州的范围以及当时十六州都作了核查,绘制了18幅《禹贡地域图》。而同样以《禹贡》为依据绘制的宋代《禹迹图》则涵盖了1278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他们的视野范围已经攘括海内,但这些以“计里画方”原则绘制的地图有个致命的缺陷,即测绘中心附近的相对准确,而离测绘中心越远则误差越大。误差产生的原因在于裴秀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认知:以为世界是平的。尽管张衡的“浑天说”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将这个世界描述成一个圆球,但绝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扁平化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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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改写地名的《坤舆万国全图》

裴秀的理论缺陷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华才得到纠正。这位意在传教的意大利人,为了讨好官员与皇帝,尽情地展示着来自西方的“奇技淫巧”,其中便有地图投影法,运用这种数学方法,可以将地球表面的曲面转换到地图的平面上而不发生误差。他还以西方的世界地图为蓝本,将东西方两个已知的世界汇编到同一地图上,这位“中国通”极为聪明地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这幅图即是有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该图为我国首次刊行的世界地图,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沿袭这种布局格式。

这张世界地图带来的冲击像一记哑炮,空有声音,却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并没有激发士大夫知识分子探究外部世界的兴趣,或许他们甚至还陶醉于西方传教士制造的“中央帝国”的幻象之中。直到19世纪“蛮夷之邦”用真正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才有人开眼看世界。而世界早在300年前就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呈现过,只不过当时的士大夫集体选择性失明,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如果地图不能引领人们去探寻未知,那么再精确的地图也只是画地为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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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浙江省海塘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原标题: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绘制地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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