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最后的“棒棒军”:当几十万人从事的庞大行业没落后
09-07 11:19:30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消息,2017年7月,盛夏的重庆,在一些商圈和批发市场门口,三两个看上去60来岁的男人,手里握着一根拳头粗的楠木棒,站在树荫下张望。 

在街头等活的“棒棒” 

楠木棒已经磨得发亮,挽成结的尼龙绳系在一端垂在胸前。他们被叫做“棒棒军”,在等待雇主出现。

学者秦洁曾研究“棒棒军”多年。他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写道:“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农民流动务工形式…… ‘棒棒’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的延续。”

2014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九,导演何苦扛着一根棒棒,和从影楼雇来的摄影师走进了自力巷。接下来的13个月里,他与“棒棒”们同吃、同住、同干活,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在他的镜头里,棒棒们老了,这个行业正在消逝。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的何苦  视频截图

“溃烂的伤疤”

何苦还记得那个在马路上擦肩而过的“棒棒”:背佝偻得像一张弓,肩上挑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沉,但他每迈一步都显得非常吃力。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烟,一边吸一边剧烈地咳嗽,胸腔被一口浓痰卡得呼哧呼哧响。

这个刚从部队转业的军官对“棒棒”不陌生。他出生于1970年代的重庆农村,从小向往城市。小时候,家里的长辈常对他说,学习不好,长大了没出息,只能卖力气当“棒棒”。

他心想,当“棒棒”就能进城,大不了是最后一条出路 。

直到多年后,在重庆的街头遇到卖力气的“棒棒”,何苦才发现,能挑能抬的“棒棒”老了。他去到重庆的大街小巷追寻他们的踪迹,发现“曾经几十万人从事的庞大行业没落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他想留下点什么。

递交转业申请书后,何苦开始筹备拍摄。那天重庆下着小雨,他在“五一路”遇到了“棒棒”老黄。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老黄  

老黄杵着棒棒站在那,一边看人打牌,一边不时环顾四周,只要有人拎着东西或扛着大包经过,他就会盯着对方的包看很久。

何苦拜老黄为师,并请他在附近找一个住处,后来,老黄领着他到了自力巷53号。

这里像“一个正在溃烂流脓的伤疤”:狭长而行人寥落,两边密布着残垣断壁和木质的破旧房屋,几个手艺小摊贴着墙根次第排开。

何苦住在一套三层木楼里。走廊又黑又窄,经过的人只能侧身通过,楼里活跃着白蚁、蟑螂和老鼠,墙体破损严重,结构也变得歪歪扭扭。只有楼梯口那盏3瓦声控电灯是楼内唯一的现代设施。

他的师傅老黄,住在一间只有门框没有门的房间,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放了一张单人床,就算俯身进去,也会撞得挂在墙壁的各种口袋乱转。

因为租住的屋子被拆迁,老黄搬过很多次家,自力巷53号还算是条件最好的。 

 

2014年拍摄的自力巷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视频截图

“肩上的自由”

自力巷拆迁以前,和重庆地标解放碑商圈只隔着一条街,直线距离不到300米。巷子历来租住的都是小商贩和手艺人,自力更生,干的是“很多人干不下来的苦力活”。

纪录片里,枯瘦的棒棒“河南”蜷缩在一张窄窄的单人木板床上,四周堆满杂物,“乱得像废品收购站的小仓库”。他 “斗地主”输光了身上的钱,已经5天没有吃饭。直到朋友湖北出现,给他带来了吃的。

河南是住在自力巷53号三楼的老房客,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所有人都叫他“河南”。

河南1971年出生在郑州一个小村子里,父亲去世后,母亲再嫁。他与继父关系不好,以离家出走作为反叛,成了没有归宿的异乡人。

那时河南20来岁,辗转到云南边境的河口县,在火车上干了一年的苦力,往火车上搬运香蕉菠萝等水果。1994年,他又来到了重庆,看到大街上很多人扛着一根棍子,帮人挑运东西挣钱。他也到菜市场花6块钱买了一根竹棍和两根绳子,从此加入“棒棒”大军。

老黄说,当“棒棒”没有规矩,只要有力气,舍得下力,不怕出汗,就可以干。

在何苦的镜头里,老黄总是穿着一件军绿色粗布外衣,一双解放鞋,杵着棍子站在街边东张西望。

他心眼实在。有一天傍晚,他挑着两箱化妆品,跟着雇主穿行在人流中。走着走着,就跟丢了,他急得在原地打转,挑着化妆品等到晚上11点。

老黄说,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而他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虽然不一定比叫花子挣得多,但自食其力。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河南”

河南也曾对肩上的棒棒寄予改变窘困现实的希望。他说,这行简单,也自由。

最初,他守在朝天门,每天早上在马路边上等活儿,或者去船上挑菜到码头,挑一次一块钱,爬坡上坎,至少有六层楼那么高;接着去朝天门市场帮人扛布,不管多重,收费都是一块钱。“还要跑得快,才能挣更多。”一天能挣一百块。

干了一年半左右他又去了解放碑,一边在建筑工地、餐饮店当挑夫,一边去百货公司干搬运,送电视、空调、冰箱。无论是挑、扛、抬、拽,还是铲、挖、撬、砸,给钱就干。

棒棒挑东西套绳子,讲究一头长一头短,爬坡上坎短绳冲前便于迈步,下坡下坎长绳冲前避免卡脚。很多次,河南的肩膀和脚磨烂了,时间久了,结成又硬又厚的老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解放碑的大楼刚开始兴建,水泥和沙砖头瓷砖都要搬运工。河南住在七星岗,每天早上天微亮,准时带人到工地里干活。

他买了一个BB机别在腰间的皮带上,只要一响,就知道业务来了。

新世纪百货,大世界酒店,万豪酒店,中天大酒店,都有河南的足迹。那几年,他收入高的时候每月能过万,那是他日子过得最好的一段时间。

在何苦看来,上世纪90年代,更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

山城爬坡上坎的地理条件也给“棒棒”提供了生机,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车,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出现。

自力巷的“棒棒”除了老黄,河南,还有大石。

住在一楼的大石是自力巷53号最老的租户。1982年的春天,他加入山城“棒棒”大军,大约算重庆第一批“棒棒”。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大石  

大石的老家在重庆合川,他从14岁就开始给人担煤炭,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直到他去到在重庆解放碑的大伯家里,看到有人在挑送煤炭,一天下来挣的钱比在农村多,他决定留下来跟着干,肩上从此扛起了一根棒棒。

每天,有四千筐煤炭等着他。大石凌晨1点起床,一直挑到夜里12点,再把200元钱揣进兜里,睡上一个小时后继续干活。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烧煤炭,大石不缺活儿干。直到90年代,集体煤矿点撤销了,大石又在离解放碑不远的十八梯给沿街的20多家小饭馆送煤炭,一天能挣十几块钱。

“一辈子的苦力”

三十多年过去了。

刚来重庆的时候,大石的儿子1岁,现在他的孙子8岁。

年纪越大,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腰越来越弯,腿越来越沉,汗腺也在快速扩张。从28岁起,干了35年的棒棒,大石说自己是“一辈子的苦力” 。

他每周一三五晚给新华路上的小饭馆送煤,一次300个,工钱10块。每天清晨,他还给小饭馆挑菜:6点钟起床,从南坪的家里坐公交车到农贸市场,每天的工钱10块。刨除公交费,每月结余不到300元。

大石精打细算,攒了钱在重庆市区买回一套复式楼房,女儿也供上了大学。原来租房的房东看他踏实,以较低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给他经营管理,他成了自力巷53号的二房东。

眼看着快递、搬家公司在城市遍地开花,手提肩扛落伍了,雇佣棒棒的越来越少了。和大石一起干棒棒的人,老一个就少一个,很多人转行木匠,瓦匠,电工……

何苦说,每一个到今天还在当“棒棒”的人,一定有必须要当“棒棒”的故事。

在街头等活的“棒棒”  

他镜头里的老甘,除了做“棒棒”,剩下的时间都关在阁楼的屋子里看影片《刘三姐》,在一个便携式影碟机上反复地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他只是说,《刘三姐》真好看。

老甘打了一辈子光棍,一辈子不走运:年轻时未婚妻悔婚,他决定进城闯荡;进城后,用五年时间攒了一万块钱,准备开面馆,结果从银行回来路上遭了贼;后来他又花五年时间,攒了两万五,准备做点小生意,又被人偷了。最后,59岁的老甘定下新目标,在60岁生日的时候存上一万块钱,为自己过个像样的生日,娶个老婆,有个家。

但60岁生日的时候,老甘只存了两千,计划泡汤了。他卸下棒棒,回到大山的家里干点农活,靠低保维持生活。

当“棒棒”养不活自己,只能兼职做别的脏活累活。何苦的师傅老黄,为了赚20块,双膝跪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撸起袖子就把右手插进了马桶,帮雇主捞舀狗食的铁饭勺。他希望尽快帮女儿还完房贷,去永川带外孙。

河南去到餐厅做起搬运工——6月份,重庆天气燥热,餐厅老板招不到员工,只能雇他去。每天搬5个小时的食材,一个月收入2400元。“我现在还有力气,可以干。”46岁的河南说。

河南离家后再没见过母亲,他寄望棒棒和牌桌带给他好运,赚够10万块钱,做个小老板,风风光光回去。但现实是,他把干“棒棒”赚来的钱在牌桌上输了个精光。

2014年1月,河南接到家人发来的二十多条短信:母亲去世了。“姑爱如海深,达(叔叔)恩比天高,妈历万千苦,武志(继父)九点孬。” 他在手机上按下这四句话。

他没能挣到钱,也没能回家。

消逝的自力巷

自力巷拆迁的那天,河南正在四川一个工地上刷油漆。等他回来,自力巷已经成了废墟。

河南的书,他和家人的照片,都埋在了废墟里,一并埋在底下的还有陪他时间最久的那根棒棒。

2017年7月的自力巷,已经被高耸的“未来公寓”大楼取代。未来的自力巷将成为五一路金融街的一部分。这里拆除后,聚集在解放碑龙来巷的棒棒都各自散开了。

河南最后一次见老黄是在一年前。“他变得老态龙钟了”,老黄回到永川女儿的家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起路来颤颤巍巍。

当“棒棒”的几十年里,大石挑坏了十几根棒棒,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被他儿子劈成了两半,插到菜园里当作蔬菜的支架。

63岁的大石现在做房屋中介,尽管网上租房的信息很多,他还是坚持要出去贴租房广告。

下午5点半后,太阳下山了,大石从家里出来,在大街上东窜西窜,伺机张贴小广告。路过解放碑的时候,他会绕道过去看一眼自力巷,周边的饭店老板他都熟悉,至今也还有人喊他帮忙挑菜,一天只有10块钱,来回公交车费4块,他还是会去。

和大石不同,无论日子多么艰难,河南都不打算捡起那根棒棒了,“现在盖楼用更专业的人,都有公司组织管理,我们是草台班子。”他说当“棒棒”没什么出息,不想走回头路了。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河南”  

河南看上去很瘦弱,他的左腿有残疾,弯曲困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上半身略微向一侧倾斜。

在当了17年棒棒后,他开始在小饭店干各种杂活。每天干完活,他就会跑到附近的图书金融大厦里看书,一直看到书店清场的广播响起。

他在这个城市扛了近三十年棒棒,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熟悉的一些地方日渐变得陌生,前些年还在挖地基,转眼高楼就拔地而起。穿行其中,河南觉得自己很渺小。但他认定自己属于这里,离不开了。

7月的重庆酷热难当,他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灰衬衣,一瘸一拐地走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母亲去世后,他第一次想唱歌。

朋友带着他去了KTV,他选择了一首《敢问路在何方》,音乐响起,河南呆呆注视着墙上的显示屏,“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 他敞开嗓子吼了起来。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两句,他唱得特别用力。

原标题:重庆最后的“棒棒军”:当几十万人从事的庞大行业没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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