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微信公号消息，几乎走进成都的所有书店，在畅销文学分类的显眼位置，都能找到一本叫做《小时候》的书。

这是一本混合着四川方言口语写成的半自传体小说，以类似微博的形式，记录了一个个细节生动的小故事。

是作者一个人的悲喜，更是一群人的集体回忆。

如果你翻开来阅读，会诧异于作者身上近乎于自然的纯真，一直没有失去。无论是何种基调的故事，她似乎都能把它们处理成某种幽默，让人读起发笑。

这本书的作者，是桑格格。

“如果是一个让人觉得心碎的事情，我一定要从里面找到发笑的”，她更喜欢去追求温暖透明的东西，习惯把苦涩埋在欢笑里，把伤心原封不动的搬出来，在她看来过于肤浅。心碎的时候，她从来不写东西。

“这是好多人对写作的误解，认为生活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喜欢书写。写作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一个有距离的事情”，离极端的情绪越远一些，才越能够清晰地审视和回味内心的感受。

“我自己更不是一个能从写作中疏解悲伤的人，我没有这种能力。”

事实上，外人根本不能想象，看起来一直生活在童话里的桑格格，用过了多大的力气，才把那些她没有写出来又萦绕不断的东西渐渐消化。

不够孤独

七八月的杭州，异常炙热，但桑格格仍旧会在每天晚饭前户外运动一小时。有时候慢跑，有时候是散步。这是她自己独处的另一种方式。

杭州是这一两年才搬来的住地，她只告诉了一些朋友。在搬来杭州之前，桑格格常住在北京。

谈及北京，她可以一口气地说出很多个形容词，“粗糙、外放、自由、亲切、历史感”，这些都是她喜欢北京的原因。

“但北京太热闹了。我只想更安静一些，想离热闹的中心远一点”，自我比较成熟以后，桑格格觉得已经不需要外界加的东西，类似隐居的生活状态，是她最满意的，“现在流行的东西我不了解，也丝毫不焦虑”。

桑格格正在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搬到杭州后开始的。

她住在杭州西北部的郊区，因为交通不便，是一个杭州人觉得有些偏僻和单调的地方，桑格格看中的就是这种“隔绝”和“无聊”，“我不需要太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寂寞，还不够孤独，我干嘛让自己变得那么热闹”。

她每天早上醒来，处理完琐事之后开始看书，午睡后，再起来写作，可能写到下午，也可能写到深夜。

这是桑格格为长篇小说做的一个准备。不像之前的随笔创作，长篇小说需要更多的心力，需要更懂得文学的技术活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与自己相处，面对孤独，是条件，也是必须。

年初，桑格格停用了朋友圈，只保留了可以选择关注的微博。微博成了她接触外界的一个小小窗口，维持了她社交的基本需求，“我不大喜欢在现实生活中和人社交，对朋友的选择也越来越窄”。

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花过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时间和状态太容易被切割。

看手机成为了她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孤独时的一个状态，“如果那天我微博发的比较多，一说明我比较闲，二我比较孤独”。这让桑格格感到相当羞愧。

她给自己立下了条框，例如一两个小时不要碰手机，克制地发布微博，希望在满意的框架内，克制放纵。

有段时间，刻意的戒除手机让桑格格有了“写不出来”的逆反。电脑打开，却没有写，她会倍感压力，甚至一度根本不敢路过家里的电脑。

因为电脑的存在像是一种提醒，提醒你没有使用，浪费了它。她只能绕着它走。

“后来我发现，我这么喜欢手机，那我为什么不用手机写作？既然手机已经离不开了，不如我拿来做正事”，桑格格这部将会出版的长篇小说，初稿大概有十三万字，其中前面的八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

用手机秘密发个小芽，再移植到电脑上正式写作，这解决了桑格格写小说最大的障碍：畏惧和抗拒。

“拿着手机的时候，你的字就会往下喷，没有一个对文字的畏惧，反而能更好地写下去。如果要用电脑开始去写一个小说开头，对我来说太郑重了。”

快乐或者痛苦

手机消解了电脑的郑重感，随意喷涌的文字，把她拉回到了没有期待，没有压力的时候，像打毛线一般，环环相扣，一次次往下编织。

那是写第一本《小时候》时的状态。《小时候》全书十万字，桑格格花了十天写完，“那时候好像是个原浆，无目的的写作。它不是文学创作，是一个个人经历，我其实以前没有想过当作家，所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小时候》的文字里，有一种强大的自然的力量，又偶尔显露出早慧的天真和隐忍的幽默感，这种保留着未被阅读影响的原生态语言，使得它不同于其他自述童年的作品，一出版就收获了大批读者。

与通常的作家不同，桑格格的压力很少部分来自于渴望自己的写作被他人理解和认可。

赢得市场的掌声从来不是她的愿望。她希望获得文学意义上的自我肯定。她要做严肃作家。

而市场的反应，扰乱了桑格格无畏的勇气。第一本书的畅销，把她架到了一个为难的状态：“无意间做的一个事情，把你的人生往这边拉，可我又没有做好准备。可因为起点高，大家对你的期待又很大，于是我架那儿了。”

那时候，她对作家这个称号，几乎是躲避的。“这个称号在我心目中，要用相当的努力才能够去赢得和证明。像桂冠一样的东西，别人赠予了我，但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她发现在开始走向职业写作后，文学创作不再是“才情喷薄”，而是一次次自由落体后的平静，敏感地感受一切细微的情绪，自己的，他人的，再用极强的理性控制力把自己推出情绪的漩涡，以控制自己在写作时候的距离和张力。

“当初写很快乐，那是原浆。现在其实不快乐。它已经变成一个让你先痛苦，后快乐的事情。”

桑格格再一次提到了对“原浆”的不舍。“我其实非常想留住原来的样子，就像人永远想留住青春，但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原生态当中”。

被迫成长的桑格格，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这两者让她从一个懵懂的、野蛮的、粗放的人变得敏感纤细，

“想写的更好，想让自己处在一个随时都在感受的状态，最后把自己的情绪磨得很细”，而这样高速地高重力使用自己的心智，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濒临失控的状态。

“抑郁其实就是感受力的失控。你越磨越细，你不知道什么是界限，而人各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极为有限的状态”，抑郁后的桑格格，像潜到黑暗的深海的潜艇，涡轮引擎，高压防水舱却没有足够强大。情绪处在一个摇摇欲坠、支离破碎的状况，感觉仓压要爆掉。

经历过这段痛苦而抑郁的时间，把自己磨得太薄太透，桑格格现在更希望自己变得钝感一些，“我想去努力去做一个冷漠的人”。

敏感和共情带来太多需要额外消化的东西，“比如不要太去在意别人的情绪啊，在冷场的环境泰然自若啊，不要怕尴尬，不要操心所有的事情。

“不过焦虑还是很正常，我一天要焦虑个五六次。每部书都是在这个边缘上挣扎出来的。这种状态，说明你是一种活的状态，你没有写成一个机器，你还在不停怀疑你写出来的东西，写下去的价值”。

和解是一场漫长的精神漂流。远到桑格格会想到地球毁灭。

“一切都会消失，你还去纠结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就太没有价值了。其实你追求的不是价值，是自己是否被别人认可的虚荣心。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价值的认定，真正的价值判定要一次次的回到那个原点，就是你想写，你不写活不了，你不写不开心，这就是你写出来的价值，这是一个最大的价值。”

只是她说，自己现在会明白，要一点点地收住保护自己的精力，“以前写得尽兴会通宵地写下去，现在不会了，会收住，像捏住一口气，慢慢来。”

“但只是一点点而已，没有好太多”。

鞭子与绳索

文学创作中，地域是作家塑造笔下人物性格的基础环境。

有些喜欢用一个虚构的地理位置，给自己写的地方定一个调性，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鲁迅的鲁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法，不外乎如此；

有些则写的是那些真实所在，如沈从文写湘西，萧红写呼兰河，而桑格格，写在她生活的地方所看到的一切，提到最多的当然是成都。

但如果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言，桑格格看起来几乎已经不像是成都人。

方言对她的普通话没有丝毫的影响，声音清亮和语调标准，面对再随意的问题，都带着认真的神色回答。

身上的装束也是低调暗沉，少有耀目的颜色。只有身上露出的白皙皮肤，才让人找到她曾在这座日照辐射极低的城市中生活的蛛丝马迹。

“如果我有下一代，他已经不是成都人，这我想想都会觉得特别难过”。桑格格说自己对成都的感情，比想象的还要深。“而我离成都越远，似乎我越开心”。

提起这个身上重要的这个标签，望着某个点的桑格格，眼神突然有些失焦。故乡对个体产生的拉扯感，在她身上越来越强烈，“我看有个心理学家说，你对异乡越满意，就说明你在故乡可能曾受到过某种压抑”。

离开故乡对于桑格格，与其说是开心，不如说是某种逃离后的轻松。父母的离异，《小时候》里笑中带泪的故事，对于亲历者桑格格来说，是一个不太完善，又真切的童年。

只是在写作以前，早慧却懵懂的她，意识不到这是痛苦。

正式写作之后，她才自觉原来和别人不大一样。

桑格格从小生活在成都的420厂。这个位于成都东边的工厂，曾经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由1958年从沈阳迁来。

所有人认识所有人。

这更像是一张隐形的网，由很多熟识的目光交织而成。

“我家院子门口，永远有十几个老太太，每次经过，她们都会用尖锐的目光看向我，”别人的婚姻，别家的孩子，全都逃不过桑格格口中“老太太”们的嘴，她们分享着从各处听来的“故事”，作为交换“别处的故事”的谈资。

经过二十多年艰难的转型，如今的420厂除了数千人搬到了新都，大部分已经消失。厂房已被名头各异的房地产商买下，宿舍区也在一块一块被卖出。

能搬走的职工，迁向了成都城的各个角落，仍有一些没有搬走的人坚持留在这里度过余生——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年。

桑格格的母亲，是其中的一员。而在院子里被打量着成长的“子弟”桑格格，早已走出了这个“大院”15年。

这几乎是不少第三代厂矿子弟的共同选择。

如果从小到大，你都眼看着父辈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在被动与更加被动之间挣扎，觉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自然也就格外渴望自由。

父辈从五湖四海来，最后的一代人重新散落在五湖四海，“故乡”成了需要自我强化的一个概念。

“甚至在抑郁的时候，我非常怕成都。我回去很多次，却还会有流浪的感觉。我找不到可以呆下来的地方，抑郁的状态会更严重。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提醒我，这是你，这是原来的你，这是千丝万缕都想束缚住你的地方”。

事实上，写作之后的敏感，把桑格格突然重新丢回了那个环境，逼她要重新回忆起那些打量的目光和粗鲁的评判，“我非常惊恐”，她后知后觉地感受了小时候的痛苦。

在这种迟到式的痛苦面前，故乡里的大院，好像一根鞭子，曾经抽着桑格格越跑越远，又像是根绳索，永远都没法挣脱。

而正如桑格格说的，你选择成为一个作家，意味着这一辈子你都会在这种与痛苦反复斗争的状态中度日。

原标题：桑格格：我不是一个能从写作中疏解悲伤的人，我没有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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