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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20年种猪仍靠进口 肉盘子端不稳背后:数据太离谱,企业缺合作
12-10 08:01:16 来源:红星新闻

红星新闻消息,一桩事先签完合同、付过订金的种猪进口生意竟被卖家“放了鸽子”,一场“非洲猪瘟”导致的“洋种猪”断供竟成国内猪肉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人们早已能够“大快朵颐”,另一方面,想吃精品猪肉还是要掂量再三。随着年终腌腊制品高峰的到来,刚刚有所回落的猪肉价格又翘起了尾巴!

12月8日,市场上黑猪精品五花肉的价格高达97.8元/斤。而市场上的普通五花肉的价格在25-30元区间。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以黑猪为代表的本土猪长得慢、饲养成本高、数量少,而白猪长得快、饲养成本低,已经占领了人们的日常餐桌。目前市场上的白猪,90%以上都是“洋种猪”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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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预计今年种猪进口总量超过2万头,创历史新高,而国内种猪总数超2000万头。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指出,这2万头进口种猪已占到国内核心猪群年更新量的3-4成,这是个很高的比例,说明我国对进口种猪仍存在依赖。

尽管养猪企业们已经意识到不能让他人掌握命脉,纷纷成立育种公司,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在人才培养、大数据积累,尤其是联合育种等方面进展缓慢,甚至有的企业因竞争关系而相互“拆台”,有业内专家更是直言“数据错得离谱”。

在技术积累了20余年后,业内预计,要真正研发出中国的“猪芯片”、“真正将肉盘子端在自己手里”还需要5至10年。

土猪打不过洋猪,

如果都养土猪,肉价更加下不来

国内种猪场向国外原种场进口其生产的祖代种猪,通过同品种纯繁扩充祖代产能,并通过纯种母猪和公猪杂交生产父母代二元种猪,即国内市场上的种猪。父母代二元种猪产下的仔猪育肥后作为商品猪销售到市场上,就是三元猪。

“洋种猪”断供,这并非无稽之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指出,国内种猪场往往通过不断引种杂交来取得遗传进展,导致大量优质基因并非纯合,不能稳定遗传。因此,白猪在经历几代培养后就会退化,需要重复进口,如果进口渠道被卡,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加拿大、美国、丹麦、法国为我国主要的种猪引种国。2018年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国与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停滞,从加拿大的引种工作完全搁置。有相关企业的从业者告诉红星资本局,“当时我们已经签了进口种猪的合同、付完货款、手续齐备,猪都准备上飞机了,却被‘卡住’,谁也没预料到这种飞来横祸。”

“今年进口超2万头种猪,相比国内2000多万头种猪,看似占比不大,但实际上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天兆猪业育种总监经璐解释道,“进口种猪主要是用于更新核心群,全国核心群的理论数量为8-10万头,其年更新率为50%-80%。因此,进口的2万多头种猪已占到年更新需求量的3-4成。这说明我国对进口种猪仍存在依赖。事实上,过去从没有哪一年的进口种猪数量超过12000头,今年是新高,这可能与非洲猪瘟的影响有关。”

经璐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表示,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国外引种“杜长大”(美国杜洛克猪、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猪)。目前国内的商品猪主要是选用外来品种杂交而成的外三元,或是本地品种与“杜长大”杂交产生的内三元,这两个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周期短、饲料回报率高、瘦肉率高、经济效益明显等特点。

相对“洋猪”,中国土猪长成需要1年,每增重一公斤需要消耗5公斤饲料。新希望六和育种相关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这导致过去肉食短缺,老百姓吃不到、吃不起。

而洋猪6个月就出栏,每增重一公斤仅需消耗2-3公斤饲料。此外,土猪的瘦肉占比仅为35%,洋猪瘦肉占比高达75%。饮食习惯的改变也让市场有所偏好。

根据2008年全国第二次家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显示,中国特有的88种地方猪种里,有85%左右存栏数量急剧下降,其中31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

“中国猪肉价格低、供应充沛,是因为中国养了地球上一半的猪;如果洋种猪断供,大范围养土猪会导致饲料消耗多,迅速推高造肉成本,那肉价就更加下不去了。”新希望六和育种相关负责人表示,“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肉盘子也要端在自己手里。”

不仅种猪依赖进口

种猪检测设备也是以进口为主

要防止白猪退化,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国外引种。但这会造成依赖性,容易被外国“卡脖子”。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朱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本土的育种体系不完善,进口的好的品种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保种、繁育、改良,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

此外,以今年上半年的数据计算,通过航空运输的进口种猪的平均成本在3万元/头。而国内种猪的售价还不到1万元/头。

据布瑞克农业数据的预测,2020年种猪的进口量或达到22000头,创历史新高,甚至未来数年还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国内种猪需求量约为5500万头,但国内的种猪数量仅为2400万,缺口明显。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本土育种。9月2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提出,养种猪就是做“猪的芯片”,现在必须冲上去自己解决,要解决种猪国产化问题。

然而业内的共识是,本土育种周期长、见效慢、投入多,远不如直接进口来得快,这也导致了我国的种猪长期依赖进口。

以背膘厚度为例,天兆猪业选育的种猪年进展为每年背膘变薄0.04-0.1毫米。虽然消费者很难直观感受到这方面的变化,但是测量一头种猪的背膘厚度就需要花费20元。此外,测量饲料效率平均成本为每头猪200多元,测量肉质等各种指标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团队、人才培养、器械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种猪检测设备都是以进口为主。红星资本局了解到,目前一台背膘仪需要十几万元,自动饲喂测定站4至5万元一台,而且一个周期(4个月)只能测15头猪。

“之前不做自己的‘猪芯片’,主要是猪企规模小、技术力量欠缺。国外引种能迅速带来品牌效应和销售利润,短期效益明显,因此缺乏建立自有种群的实力和动力。现在猪企普遍有这方面的眼光和魄力了。”受访从业者告诉红星资本局,“此外,我国猪育种的品种定位不明确,‘地方品种+洋猪’培育出的折中品种生产性能不高且不能维持,很快退出市场,这进一步打击了猪企自主育种的积极性。”

“基因决定种猪性能表现的上限,只有通过育种才能打破养猪行业的天花板。”经璐告诉红星资本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养猪业已经从散养大国发展为集约化养猪大国。一些大型猪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育种体系,能够做到自主繁育,培育出的种猪与进口种猪性能差异已经不大。

“在做好杂交选配、同质选配、避免近交等育种辅导下,基本能避免退化的情况。”不过她也表示,“但如果希望通过育种带来产品差异化,或是取得优于同行的性能,猪企还是会从国外引进最新的育种成果。”

据了解,我国从种猪测定、人工授精等应用技术,到BLUP、REML等统计方法,以及DNA标记辅助选择、分子育种等技术均已掌握,但这些技术的应用范围小,未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应用。

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

不良循环背后,行业缺人才、企业互拆台

尽管我国已经培育了一些新品系与配套系,但整体仍处于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不良循环。引种后带来短期种猪性能改进,但没有持续的育种,这些引进的“洋芯片”没能本土化,实质上等于简单的扩繁。

这一方面是由于育种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原始数据的积累量和准确性不够。

受访业内人士指出,育种属于偏冷的学科领域,仅在研究生阶段设“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愿意毕业后去养猪一线学生的很少,大部分转换做分子育种,或是毕业后留校、去科研、事业单位。“猪企能给的收入没有优势,高校有人才启动基金、安家费等待遇,综合福利更好。”有猪企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坦承。

朱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选育技术本身我们和国外差别已经不大,差的是大数据的积累。”他表示,种猪选育就是需要一代一代猪的进化,必须把时间熬够,没有捷径可走。“像种猪选育的强国丹麦已经有上百年的积累,而我国目前只有二十多年。”

不同于国外完整的遗传评估和销售体系,国内种猪并没有一个准入门槛。朱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我国与丹麦等种猪大国的最大差距在联合育种的水平。

所谓的联合育种是指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

联合育种能扩大育种群规模,从而增加遗传变异、提高选择强度;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尤其是种公畜,提高育种效益。联合育种包括性能测定、数据管理、遗传评估与遗传交流、人工授精体系和网络信息系统,其中遗传评估是联合育种的核心。

美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养猪强国都建立了国家层级的联合育种,做到了大数据打通,还成立了专门的行业协会。

以美国国家种猪登记协会(NSR)为例,该协会正式成立于1994年,其前身泽西杜洛克协会成立于1883年。协会建立了猪DNA数据库,2002年7月1日后出生的所有公猪在有窝产记录前都必须进行DNA储备。

NSR提供经费建立了种猪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系统,对全美各个种猪场进行测定和遗传评估,所有数据编入电脑联网数据库,通过官网实现种猪育种信息共享。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指出,生猪联合育种在我国开展了20多年,但效果并不显著。

有从业者告诉红星资本局,猪企上传的数据质量普遍不是很好,真实性存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博士王忻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猪场提供的数据简直离谱。一个养殖规模在2400头的猪场,从系谱分析结果来看饲养了至少1200头公猪;出生到100公斤的生长速度为:每日增重1500克以上,料肉比全部都是1.5以下;大白母猪的母系指数都在160-180,杜洛克的父系指数在200以上。

而正常情况下,猪场的公母猪的比例一般为1:25,使用人工受精的更是高达1:100(这就意味着,母猪数量会远远高于公猪数量);出生到100公斤的猪仔生长速度呈阶梯状,每个阶段平均每日增重290克、360克、410克、480克、560克、600克、650克;目前猪企的平均料肉比水平为2.4:1,即便是国际最高水平也仅为1.8:1;而大白母猪的母系指数在100-110,杜洛克的父系指数在110-120,美国的最高纪录也仅为174.7。

此外,猪场之间的遗传交流也不多。一是生物安全上的担心,二是育种企业大部分要销售种猪,作为竞争对手不愿意进行遗传交流。

据王立贤介绍,联合育种需要猪企实行资源和技术共享,联合选育肉质和生长速度俱佳的生猪品种。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种猪企业多,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无论是种猪场的建设环境、原始种猪质量、技术力量、育种水平、管理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因而很难实现信息的真正沟通与交流。因此他认为,“我国的种猪企业可以先育种,等共同利益凸显的时候再进行联合。”

自主“猪芯片”在行动

多家企业强力攻关,5-10年有望实现

猪企们已经意识到育种的重要性。

8月31日,新希望六和发布《关于投资设立猪育种公司的公告》,计划出资一亿元设立育种公司。而除了新希望集团,温氏、德康等大型公司都已经涉足种猪选育。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分析,三十多年来,种猪企业私有化助推了现代种猪产业的发展,广东是典型的代表性省份。如今,标准化规模养殖创造了种猪产业新机遇。大型养猪企业全产业链化,种猪育种企业专业化,聚集度越来越高,区域联合趋势加速。他认为,联合育种是大势所趋,生猪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是必然的趋势。

经璐预计,我国种猪达到不依赖进口、完全国产化,还需要5-10年。“首先系谱的代次不能断,至少5代以上。其次一个批次的测定量要在1000头以上。指数按要求定制至少要5年的数据积累。”

“10年太长,争取5年攻关。”在新希望六和育种相关负责人看来,“育种工作既是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工作,更是效益滞后型的工作,因为它的价值要在商品猪端才能实现。”

据介绍,新希望已投入5亿生物资产,拥有10500头原种猪,还要再新建12000头,估计又要5亿资金,这样就会有2万头以上的原种猪群的基础。之后还要再通过3到5年的选种选育,才有希望研发出新希望自有知识产权的“猪芯片”,这是一个长期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越来越多育种企业重金加盟国外育种体系,一是为了对方长期积累的庞大种猪数据库资源;二是为了对方持续改良的优良种猪(精液)资源;三是为了规范统一、可信的基础育种工作。

11月19日,河南精旺猪种改良有限公司与法国Cooperl集团正式签约,就中法合资高端种公猪站项目达成战略合作,将共同出资建设一座世界最先进水平的专业化高端育种级种公猪站。站内种公猪全部来自于法国Cooperl集团核心场。

新希望更是早与国际上排名前三的海波尔公司合作,从加拿大引进原种,在四川的江油成立了原种猪场;同时还在山东与海波尔合资设立了育种有限公司并拥有其45%的股权。

2015年,新希望又出资收购了杨凌本香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全球最大的原种猪育种公司PIC在陕西成立了合资公司并拥有其51%的股权。通过这一收购,新希望与PIC也展开了深度合作,并建立了自己的种猪数据库。

原标题:攻关20年种猪仍靠进口 肉盘子端不稳背后:数据太离谱,企业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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