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廖平 文/图

前段时间，一名老外在朝天门当“棒棒”的照片，在重庆人的朋友圈转发，照片的说明是：“朝天门的洋棒棒，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老外到朝天门当棒棒（搬运工）？听起来很新鲜很猎奇，但事情真相是怎样的呢？

▲洋棒棒（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张照片是在朝天门来福士体验中心外面的3码头照的，那里有二十多个售卖两江游轮船票的票贩，长期在1码头到7码头游弋。记者向多位票贩打听，均表示未看到这个当棒棒的外国人。一个票贩分析说，“你看他背着双肩包，真要是来当棒棒，谁会背着双肩包？很可能是有棒棒替这个老外背行李，而这个老外帮着拿扁担。我们长期在这一片，真的有外国人来当棒棒，不可能不晓得。”一位票贩向透露，当时朝天门派出所也在寻找这位“洋棒棒”。记者从朝天门派出所内部人士了解到，从他们掌握的情况看，这就是个普通游客。一个在朝天门摆摊售卖游船票的摊贩说：“我在朝天门几十年，莫说来当棒棒，就是来体验半天的外国人都没得。莫说外国人，重庆本地棒棒都找不到活干。”

从记者几天中在朝天门及重庆各大交易市场调查的情况看，近些年随着城市升级，曾经声势浩大的山城棒棒军，人数急剧萎缩，很可能已不到两千人。棒棒，作为一个职业暂时还存在着，但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现象，已经荡然无存。

▲街头棒棒

“朝天门胡明远”

朝天门交易市场比重庆城醒得更早。

清晨6点，天光大亮，7月的重庆依然凉爽如秋，让人讶异。

朝天门的大多数商场都已经开门。胡明远5点钟准时醒来，在朝天门20多年的棒棒经历让他的生物钟顽固得像脸上的皱纹，抹都抹不掉。胡明远自述今年62岁。但他几乎全白的头发，瘦瘦巴巴的身材，一笑起来露出缺了好几瓣的牙齿，让他的年龄看起来很可疑。这个凭力气吃饭的职业，年龄大了并不受欢迎。没人看到过他的身份证，包括房东王老板。

到银星小商品城的时候是5点半，这里卖的是日用品、玩具等，体积比较大，买家更喜欢让棒棒搬运。胡明远看到一个老主顾，一名40多岁的中年女子。他一脸谄笑上去打招呼，中年女子客气地笑了一下，没理他。在等待开门期间，老胡一共看到三个熟主顾。商城开门后，数量并不多的买家们迅速消失在庞大的交易市场中。大宗采购的买家一般是在某摊位买了东西之后，就放在那里，到下一个摊位继续购买，最后让棒棒们到各摊位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一起挑到上车。商城里棒棒并不多，当然买家也不多。近几年网络购物的兴盛，让实体店的生意很受影响。胡明远不断在银星的七楼、八楼梭巡，一边不时环顾四周，只要有人拎着东西或扛着大包经过，他就会盯着对方的包看很久。

但没人叫他。三个老主顾买的东西都不多，自己就提走了。

7点过的时候，老胡终于迎来第一单业务。挑两包玩具到金海洋背后的车场，重量可能有五六十斤，距离两三百米，报酬10元。10元现在是朝天门比较普遍的价格，起步价是5元。而在前几年，起步价就是10元。

胡明远挑东西的时候，瘦弱的肩背佝偻得像一张弓，这张弓随移动的步伐弯曲、反弹，显得韧性十足。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烟，偶尔剧烈地咳嗽，胸腔像被一口浓痰卡得呼哧呼哧响。

▲胡明远挑着货

胡明远的扁担在整个朝天门独树一帜。这根扁担据说比他年龄还大，他在扁担尽头绑上一根红布，保佑自己做事的时候不出意外。扁担上刻了“朝天门胡明远”六个字，以便丢失后有可能找回。为了防止这六个字被偷扁担的人用刨子刨掉，他还在扁担上密密麻麻打进三四十颗钉子，钉子又完全敲进了扁担，这样担东西的时候不会硌着肩。这根扁担上充满了他的小智慧。

但由此带来一个副作用，木扁担重达五六斤，相当于他每次都要比其他人多挑几斤。

没活的时候，胡明远和一堆棒棒喜欢坐在圣名服装城门口歇凉——实际上一天中大多数时候都没活。棒棒们喜欢吹闲龙门阵，喜欢开荤玩笑，还喜欢抬杠。他们嘴上抬杠的功夫完全不逊于肩上。头一天，记者给了胡明远50块钱报酬，约定第二天跟拍他的工作。几个棒棒开始揶揄胡明远，“昨天给你的50块钱，你现在摸出来看下，是不是只剩20块钱了？”“你昨天晚上肯定到较场口去消费了！”一个棒棒把胡明远拦腰抱住，另一个人开始掏他的衬衣口袋，老胡招架不住，赶忙把烟摸出来，“吃烟吃烟！”烟是5.5元一包的龙凤呈祥，这是棒棒们普遍喜欢的品种。

从胡明远的娱乐活动，又闲吹到那根独特的扁担，再引申出胡明远可以挑好多斤。老胡瘦巴巴的身体很激动，“现在随便可以担两百斤嘛！”旁边的赵本金跳起来，“你担两百斤？你莫腰杆闪断了哟！”胡明远毫不示弱，“赌100块钱，从圣名车库担到协信。”周围的棒棒开始起哄，“两包水泥，正好200斤，你们各摸一百块放到我这点。”赵本金冲动了，开始摸口袋。摸了半天，才想起自己兜里只有10块钱。本来是有一百多块钱的，给老婆买药用了。

▲赵本金

55岁的赵本金四天没开张了。每天早上，他坐第一班地铁，从沙坪坝陈家桥赶到朝天门。为了节约钱，他把老丈人的老年乘车卡借来用，这样每天的开支就能压缩到10元，中午吃个盒饭。10年前，一企业落户重庆，征用了他家的地，他和老婆每人分到补偿款，并转为了非农业户口。老婆脑子有病，发作起来到处打人，只能在家带7岁的女儿。国家给她办理了残疾证，每年可以免费到歌乐山精神病医院领一千多元的药。赵本金是入赘到老婆家的，当年老丈人就看起了他一把力气，也没嫌弃他有点对眼，看人的时候焦点总落不到你身上。这让他有点不讨人喜欢，在棒棒中，他算固定业务比较少的。

四天收入为零，为啥还要吊死在棒棒这棵树上？赵本金讪笑着，“当了几十年棒棒，还能做啥子嘛，其他工作都嫌我们年龄大。”

▲朝天门胡明远

小李的棒棒生涯

中午一点多的时候，胡明远回家吃午饭。他住的地方就在道门口，与朝天门咫尺之遥。

这是一栋大楼的后院，老板老王以前也是个棒棒，他在后院用砖木搭起了两间屋，专门出租给棒棒们。

生意好的时候，两间屋要住20个棒棒，现在生意差了，只住了五六个人。胡明远住的是200块每月的“VIP床位”，没错，VIP是200元，大通铺每月只要90元。一间8平米的昏暗小屋用木板分成上下两层，下层两个VIP床位，上层是可以睡6个人的大通铺，房间的气味有些酸爽。老胡的床位是锁着的，叫床屋可能更适合，2米×1.4米的床四周全部钉上了木板，一间屋就是一张床，一张床就是一间屋。他抖抖索索摸了半天钥匙，我跟他开玩笑：“里面装了啥值钱的东西，要锁起来。”老胡嗫嚅着，“嘿嘿，没啥子，习惯了。”

里面确实没啥，蚊帐围住了床，有点换洗衣服，一个小风扇。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身上，一个手机，一张银行卡，和卡里不断减少的数字。几年前，老胡被偷过一次，十几天的收入一千多块钱，肉痛得他想撞墙，从此就习惯了锁门。

▲胡明远回出租屋

外屋是一间大屋，兼做厨房、客厅，还有一排通铺。小李、老杜、老刘和王老板坐在饭桌前看电视。

小李有可能是朝天门最年轻的棒棒，他只有30出头，一身腱子肉。如果放在健身房，凭他的身板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从四川万源来到重庆三个多月了，第一份工作就是棒棒。

但他的棒棒生涯只维持了四天。熟人把他带进朝天门，修行就只有靠各人，熟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业务关系介绍给他的。

第一天，他提着一根扁担，在朝天门转了一天，找了5块钱。第二天，他找了10块钱。第三天打白板。第四天找了16块。本来第三天可以不打白板的，当时有个人喊棒棒，小李身手敏捷是第一个跑到的。一挑五六十斤的衣服挑到货场，小李开价10元，主顾说只给8块，他觉得有点划不来，犹豫间把抓着货物的手放开了，旁边立马有个棒棒一把抓过去，“8块就8块！”这8块钱眼睁睁就飞了。

好在第五天的时候，旁边建筑工地招工，小李进去当了一名杂工，每天能有200来块钱的收入。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固定，经常没事干，小李就窝在出租屋看电视，有事的时候，包工头一个电话就来召唤他。

包工头招工只要55岁以下的，所以朝天门的棒棒大都是55岁以上。年龄稍小点的，都被建筑、环卫、搬运等公司招走了。

朝天门的棒棒，经过多次迭代，现在基本上都成了电话棒棒——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阴凉处歇凉吹牛打牌，有事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去上班。一名棒棒身上业务电话的多少，决定了他老主顾的多少，也决定了他收入的多少。如果棒棒没几个老主顾，单凭一根扁担在朝天门转来转去，每天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20元。

即使是像胡明远这样还有点固定主顾的棒棒，现在一天的收入也只在三四十到五六十块。卖盒饭的周大姐说，以前一天可以卖两三百份饭，现在卖七八十份算好的，“来吃饭的棒棒不多。棒棒找不到钱，好多都回去了。”

胡明远其实也可以回去，他在达州老家有儿有女，但是儿女也负担重，不如继续在老本行挣口饭钱，“以前收入多的时候，大部分都用在子女身上。现在收入低了，子女也有娃儿，就各顾各。”

▲小李（右）和王老板闲聊

最高龄棒棒

朝天门的棒棒分成三个档次，单枪匹马的野棒棒，有点老关系的电话棒棒，专门打包的打包棒棒。打包棒棒收入最高，传说一天能找两三百块钱。

78岁的唐忠荣是朝天门年龄最大的棒棒，放在整个重庆，他可能都是棒棒中的大爷。唐忠荣跟一般棒棒不同，他读过初中，谈吐得体，戴副老花镜，看上去像个退休老头。他就是打包棒棒。

早上5点半钟的时候，唐忠荣从江对面的南岸上新街，过东水门大桥走路到朝天门。上新街的房子便宜，他和女儿在那里租了两间屋，每月300块钱。房子建在山坡上，是一栋80年代修的平房，阴暗潮湿，连天然气和闭路电视都没通。

5点40，他接到一个合川的电话，那是一个买家从合川发回来的退货，需要他从货场拿到退货的摊位上，大概30多斤，400多米远，10元。

7点40的时候，他接到第二单业务，从奉节发过来的退货，一包有20多斤，收货点在滨江路上，一路爬坡上坎，10元。

9点钟，又到海客瀛洲外面的马路上，收了一单从鱼洞过来的退货，也是10元。

11点半的时候，打包一包衣服，发到巴南区，这次比较近，还是10元。

中午的时候，记者执意请唐忠荣吃饭，他一开始说自己已经吃过了，旁边的人“揭发”他，“哪里吃了的嘛！正好你帮他解决一顿。”一碗豆花，一份蒜泥白肉，唐忠荣没吃完，他吃得很少，饭量跟他瘦小的身材很匹配。

下午一点半，他接到第5单业务，打包一包衣服，发到奉节，也是10元。当他扛着衣服来到金海洋背后的货场时，发现收货的货车竟然没在那里。无奈之下，只好又穿小巷下梯坎扛到滨江路上，本来400米的路，生生走了一公里多。

7月4日这一天，唐忠荣共做了五单业务，收入50元。他有记账的习惯，翻开他的账本，从6月底到7月4日，每天都在50-70元，6月份最高的一天，有一百元。

▲唐忠荣去送货

唐忠荣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朝天门当了20多年的棒棒，刚来重庆的时候，女儿的女儿5岁。现在，女儿的孙子都8岁。10年前女婿肝癌去世后，大女儿一人生活艰难，他就从潼南老家来朝天门接替女婿，成为高龄棒棒。这段时间生意清淡，大女儿回老家看孙子去了，已经当了曾外公的唐忠荣一个人留在朝天门。收入最高的时候，他和女儿两人一个月有七八千块，所有的收入都是转到女儿的微信上。女儿每个月给他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的零花钱，其中一部分他要资助给40多岁还没结婚的儿子。

老唐认识朝天门的几十个老板，不过这两年大家习惯了网上购物，他的收入越来越少。这点得到朝天门港渝广场8楼经营户唐顺蓉的印证，她开了一间六十多平米的门面卖男装，以前固定要和两三个棒棒联系送货，现在一个都没了，生意不好，都是店员自己发货，“可以说棒棒在我们店里一个月一分钱都挣不到。”

78岁的唐忠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老，前几年他还能扛起一百斤的麻袋，今年遇到大包的货物，他就只能分成几次来扛。但他不想歇下来，他的体力还能再干几年，“总能为娃儿减轻点负担嘛。”

朝天门街道很认可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曾经两次推荐唐忠荣参评渝中区的“最美好邻居”、“身边好人”。虽然没评上，但经营户们对老唐还是认可的，成千上万元的货物总是放心大胆交给他去发。

▲唐忠荣在出租屋

棒棒军的瓦解

在金海洋商城外面碰到王奎的时候，他正费力地拉着一车货，送到一个车库里面去。停下来休息的间隙，他的电话不断。他穿着“古驰”的T恤，围着“花花公子”的皮带，尽管是冒牌货的嫌疑很大，但那身派头跟普通棒棒相比有天壤之别。

他是金海洋最大的棒棒头目，手底下曾经有五六十名棒棒，基本上把金海洋商城的棒棒都拢在了自己手里。

谈及朝天门的棒棒军，他哀叹几声，反复说，“棒棒军已经瓦解了。”

王奎的业务，一度遍及整个重庆城。他通过中间商，在58同城上买了包年的套餐，天天在上面发布广告。从普通的搬运，到各类展会布展、撤展，凡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他通通都接。最多的一次，悦来会展中心需要紧急撤展，他一个电话拉来54个棒棒，集体浩浩荡荡坐轻轨赶到悦来，那阵仗就像一支军队，路人无不侧目，名副其实当得起棒棒军三个字。

较早前，朝天门的棒棒是有势力范围的，学者秦洁曾研究“棒棒军”6年多。她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写道，“朝天门码头上的棒棒群体内部管理严格”，“如果没有老大打招呼，我擅自到朝天门打听棒棒的事，马上就可能被驱逐”。王奎说，朝天门的棒棒，都是熟人带过来的，不沾熟人，就做不长久。“以前这个地盘，哪个地方来的人多，就要占强些。那些‘野棒棒’根本不能过来，过来了也不敢做业务。”

但现在，所有的“帮派”都烟消云散，王奎只召集得起十多个棒棒了。原先手底下的棒棒因为收入低、年龄大等各种原因，八方散去。

▲王奎手底下曾有五六十名棒棒

朝天门依然是朝天门，朝天门已不再是朝天门。

57岁的蒙秀全是为数不多的还没散去的棒棒。蒙秀全和唐忠荣一样住在上新街，不过他的房子比老唐的房子更偏僻，从一天门往山上走，已经到了南山半山腰，这里有大量当地农民的自建房，两间屋150元。这里距离东水门大桥直线距离只有500米不到，步行过桥只要十多分钟，但与桥对面繁华的渝中半岛相比，恍若两个世界。

蒙秀全没结过婚，确切说是结不成婚，因为穷。他母亲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长大，每学期2.8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只读到小学五年级。20多年前，父亲也去世了，只剩他一个人。50岁之前，他没谈过女朋友。50岁之后，人生反而有了回春的迹象。

▲蒙秀全在出租屋讲述恋爱史

三年前，他谈了个广安的女朋友，50岁。但那女的一直不跟他结婚，只朝他要钱，他被骗走了3万多块钱的积蓄，“后来她被她老表裹走了。”去年初，有人给她介绍了个贵州的女子，54岁。蒙秀全这次很动心，给她买衣服，走亲戚送礼，回老家给路费，一年花了1万多块钱，“今年春节，她说她要回老家，坐车到茶园时，被别人骗到河南搞传销去了……”临走时，从蒙秀全手里拿走好不容易攒下的2万块钱。“我等她一年，要是一年不回来，回来后也不要她了。”为了等这个女人回来，蒙秀全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斑驳的墙上贴满了广告画，各种杂物收拾得紧紧有条，让破旧的房间显得像一个家。

我问他，“你会不会被她骗了？”

有点扎心，他没说话。

到头来，蒙秀全依然孑然一身。他不是没想过像其他棒棒一样离开朝天门，但他无处可去。老家的土房下大雨被冲垮了，亲戚只有一个堂哥。好在有政府为他兜底，他给自己的规划是，再干三年，到了60岁，就回巴南区接龙老家，当五保户进养老院。

他像极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的老甘：一辈子未婚；进城后，用五年时间攒了一万块钱，准备开面馆，结果从银行回来路上遭了贼；后来他又花五年时间，攒了两万五，准备做点小生意，又被人偷了。最后，59岁的老甘定下新目标，在60岁生日的时候存上一万块钱，为自己过个像样的生日，娶个老婆，有个家。但60岁生日的时候，老甘只存了两千，计划泡汤了。他卸下棒棒，回到大山的家里干点农活，成了村里的五保户，靠低保为生。

▲接了单20元的大业务，蒙秀全很高兴

朝天门棒棒不足300人

王奎回忆说，棒棒收入的巅峰，是在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那时钱还值钱，收入基本逐年上涨，一般的棒棒每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到七八千。大概五六年前开始，朝天门的生意回落，棒棒收入也随之下跌，现在一个打包棒棒月收入三四千就相当不错了。“要是没得熟人带，一个人来当棒棒饭都吃不饱。”

他说的吃不饱是真的吃不饱，记者在朝天门采访了超过40个棒棒，普遍每天生活费在20-30元（未含房租费），6-8月是朝天门的淡季，每天找30块钱以下的棒棒大有人在。如果像胡明远这样每天还要抽一包5块钱的烟，喝2两1.2元每两的酒，那只有动用以前的积蓄了。即使到了9月份旺季，普通棒棒一天的收入也不过百来块钱。

关于朝天门棒棒的数量，王奎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他的感觉来说，是“少了一大半”。记者试图从朝天门街道了解朝天门市场的棒棒数量，街道统计办公室熊科长告诉记者，棒棒的流动性非常大，这个数字没法统计。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无法提供这一数字，因为棒棒从业不需要登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不过从记者几天的摸底来看，朝天门市场20多个交易区，棒棒数量多的有20多个，少的只有几个，总数加起来很可能没超过300个。

除了朝天门，重庆各大交易市场都是棒棒集中的地方。

在菜园坝水果批发市场，棒棒们工作的时间比较特殊，大多数都在深夜，因为水果批发都在深夜进行。前些年，棒棒们要向市场管理方每天交3块钱的入场费才能进场揽活。不过现在买家都是开车来批发水果，棒棒生意差了，人数也只有几十个人，这3块钱已经取消。

在隔壁的菜园坝小商品市场，棒棒老李认识市场里的每一个力哥，他掰着指头给记者数50岁以下的棒棒人数，“花子、张二、熊老幺……只有三四个人。”偌大的市场，只有五六十个棒棒，“老的很多已经走了，年轻的没人加入进来，只有出没有进，肯定是越来越少。”

▲石桥铺的棒棒大多没事可干

在石桥铺渝州交易市场里面，极少看到棒棒的身影，十几个棒棒都坐在市场外面，这里临近八益建材市场和国窖陶瓷市场，可以兼顾几边。不过说起来市场多，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坐在路边无所事事，店家都有固定的搬运，货品包上车，棒棒们在市场揽不到多少业务，更多去做绿化、通下水道、建筑安装、搬家等零活。

在菜园坝火车站和汽车站，在龙头寺火车站和汽车站，同样也能见到棒棒的身影。但人数都不多，两大车站总数加起来估计没超过一百个。现在出租车、网约车越来越多，乘客乘坐方便，不大需要棒棒搬运行李。而且车站的棒棒因为诸多“宰客”现象，并不为乘客所喜。

秦洁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曾经对2008年左右菜园坝火车站、汽车站及两大批发市场的棒棒数量有过比较准确的统计，由于当时要办证，棒棒总人数可明确获知在1100人左右。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现在整个菜园坝片区的棒棒人数已经不足200人，这些棒棒普遍收入在每天一百元以下。

有个未经证实的数据，巅峰时，重庆的棒棒人数达到三四十万，那时重庆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棒棒等待揽活的身影，到前两年，棒棒人数已经不足三千人。不过从记者对各大棒棒集中地的摸排情况看，除开转型为固定搬运工职业的棒棒，传统意义上以一根扁担揽活的棒棒，人数可能远远低于三千人了。

▲菜园坝的棒棒没事干，在歇凉

棒棒职业正在消失

很少有人比《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更了解棒棒这个群体，2014年他在渝中区自力巷当了一年多的棒棒，与棒棒们同吃同睡，最后拍出了这部口碑极高的纪录片。

何苦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心棒棒这个群体，走在街头遇上了，他都会“跟踪”一段，但棒棒越来越少了，在街头并不那么容易遇上。

他每年春节都要邀请60岁以上的棒棒团年。2015年送出去400份邀请卷，到场370多人，这位转业军人把转业安家费拿出来请客，并给每个棒棒包个红包。到了2016年，前来赴宴的就已经不足一百人。到2018年春节，就只有20多个人了。“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重庆，挑不动了。我请客人数的减少速度，就是棒棒消失的一个速度。”

▲何苦（前）拜老黄（后）为师，当了一年多棒棒

《最后的棒棒》拍摄的所有主角，到今天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何苦的师傅老黄帮女儿还清房贷后，回到了永川女儿的家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河南没有再当棒棒，到处打点零工，他还是那个矛盾的河南，一边喜欢看书，一边沉迷赌博，梦想一朝发财。大石在做房屋中介，尽管网上租房的信息很多，他还是坚持要出去偷偷摸摸贴租房广告。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作纪念，被他儿子劈成了两半，插到菜园里当作蔬菜的支架。老杭在71岁的今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以前不敢回老家，在家里找不到烟酒钱，他回到农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杉木棺材打好，随时等死，但他突然发现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开始养蜂，去年光卖蜂蜜就卖了接近三万块，他的蜂蜜供不应求。

何苦说，《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和电影播出之后，影片本身对这些棒棒的生活没有改变。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变好了，这是时代在改变，社会在发展，国家福利、救济更完善带来的改变。

对于棒棒这个行业，何苦认为，这么大个城市，从业人员就这么点，也没多少人需要他们，再称为行业已经很牵强。“现在很多人已经很久没叫过棒棒服务，在他们的内心里，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不过何苦觉得，棒棒在市场上的劳动份额是存在的，只是被各种新兴行业所瓜分，像快递、送餐、货拉拉，这些以前都是棒棒干的事情，现在成了集群化的产业，换成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存在，失去竞争力的传统棒棒就必然会消失。重庆棒棒军公司老总刘晓萧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棒棒的阵地从以前的站街，转移到了网络上、手机上，传统的棒棒不得不被淘汰。只有跟上时代的进步，如他的棒棒军公司一样，用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才能继续发展。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棒棒大军的兴起到现在的衰微，这是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马拉松赛跑，重庆几十万棒棒大军消失的历史，就是一部周边农村人融入城市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重庆人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大部分棒棒在这个过程中转了型，做家政、送快递、跑运输、搞餐饮、搞装修、做建筑，他们紧紧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一边负重前行，一边积极改变。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棒棒，大都是这几十年大浪淘沙，淘汰下来的棒棒。他们无力转行，有些人也习惯了现状，这是个无奈的现实。

“每一个到今天还在当棒棒的人，一定有必须要当棒棒的故事。”何苦说。

几十万棒棒大军在重庆的发展史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何苦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艰苦打拼，只是一种劳动力交易。但后来我们慢慢反思过来，几十万棒棒大军，用他们的一生，用他们佝偻的背影，挑出了一个新重庆。棒棒的一生其实是很悲壮的，他们每推动城市向前一步，也是把自己推向边缘化的一步。他们挑走了自己的时代，挑走了自己耐以生存的基础。”

但是，棒棒们勤劳自立的精神已经得到重庆市民的认同，重庆市委宣传部出版的《城市航标：重庆城市精神探寻》一书中，将山城棒棒军吃苦耐劳的精神誉为重庆“登高涉远，负重自强”的城市精神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行将消失的群体，将永远镌刻在重庆发展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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