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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晚清时期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
03-25 08:14:57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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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御赐的琉球国王之印

在古代汉语中,“石之有光者”谓之“琉”,“美玉”谓之“球”。琉球群岛,正是一串撒落在太平洋上的美玉。

琉球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依东北、西南走向依次由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组成,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4600平方公里。从名字也能看出它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琉球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500多年,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

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门,老大帝国自身难保,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固有秩序也土崩瓦解。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一步一步挑战着清王朝的权威,吞并琉球只是它计划中称霸全亚洲的第一步。

琉球呼救

1875年(清光绪元年),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在帝国时代,没有什么比新君登基更重要的事了。然而令清政府纳闷的是,作为藩属国的琉球对于如此重大的国家典仪竟毫无表示。

自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以来,中国与琉球已保持了500多年的宗藩关系。起初,琉球每岁一贡,贡船两只。后来,明政府觉得接待起来太麻烦,便让他们隔年一贡。明亡清兴,琉球又跟清王朝接续了这种宗藩关系。

在与藩属国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因此,琉球每每朝贡后,都能带着数倍于贡品的礼物满载而归。在这种朝贡体制中,琉球是实际的受益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闽人三十六姓”进入琉球。他们不但给琉球带去了生产技术,还带去了中华文明。后来“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很多都成为琉球国的股肱之臣。由于受益良多,500年来琉球对中国的朝贡从不怠慢。就连负责接待琉球使节的闽浙总督何璟都称,琉球“岁修职贡,较诸国最为恭顺”。

然而,就是这个最恭顺的属国在新君登基的大日子里,竟没有露面。此时,他们正面临着来自日本的灭顶之灾。

日本与琉球的纠葛,说来话长。

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氏出兵琉球,毫无防御能力的琉球束手就擒。萨摩藩强迫琉球向其纳贡。琉球从此成为中日两国的属国。只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琉球并未向清政府言明其两属的尴尬处境,而相隔大海,清王朝竟也没有察觉。

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明治维新刚刚拉开序幕,日本国内还危机四伏,但日本已经显露出其对外扩张的野心。1872年,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来到琉球,软硬兼施地要求琉球王尚泰派使节团前往日本庆祝明治新政。不明就里的琉球使团刚到日本,就收到了明治天皇“琉球藩叙列华族”的表文。天真的琉球使节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日本已剥夺了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强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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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明白若想真正把琉球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光换个称呼还不够,割断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三年后,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琉球,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向中国纳贡,禁止使用清朝年号,对华贸易由日本全权负责等。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要阻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把琉球的主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琉球王尚泰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鱼肉。琉球朝野把保存自己国家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们向日本人苦苦哀求:只要保留对中国的宗藩关系,其他一切条款都能应允。在给日本政府的上书中琉球人写道:

自归清国版图,以其保护声援,乃可无忧外患,自建为国。有古来风俗之礼乐政刑、自由不羁之权利,上下雍睦,安居乐业,若离清国必失自由权利而招掣肘之累,国家岂可永葆?父子之道既绝,累世之恩既忘,何以为人,何以为国。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琉球对中国的情义,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琉球的哀告并没有打动日本人,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率三万人马大兵压境。眼看亡国在即,琉球王尚泰只有最后一步棋可走——派密使前往中国求救。

1876年12月10日,尚泰的姐夫紫巾官向德宏与通事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乔装改扮,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乘一小船前往中国。由于风向不顺,向德宏等人的船竟在海上漂泊了将近半年,直到第二年4月2日才抵达福州。

到达福州后,向德宏等人拜见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咨文,请求清政府代纾国难。收到琉球的求救信,何璟感到有点纳闷,琉球地瘠民贫,日本何必兴师动众要灭琉球国呢?虽然,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报中也称:“若不代为陈情,何以宣朝廷绥远之恩,慰藩服瞻依之念”,但对于琉球与日本的纠葛,无论是何璟还是总理衙门都抱着审慎的态度,因为就在几年前,中国刚刚吃过日本的亏。

牡丹社事件

1871年11月,一艘满载着土特产的琉球船只在海上遇到飓风,被刮到了台湾。66名船员奋力凫水,才算登了岸。万万没想到,他们闯入了台湾原住民部落——牡丹社的领地。台湾原住民生性彪悍,不但剥了琉球人的衣服,还把他们扣在了部落中。当琉球人试图逃走时,牡丹社生番大开杀戒,一下子砍死了54个琉球人。剩下的人一路狂奔跑到附近的保力庄,遇到当地汉民杨友旺才得以幸免。

事后,亲历者陈阿三回忆那惊魂一幕时说:他们看到两个异族人惊慌失措地从森林中跑出来,似乎在呼救。阿和(杨友旺之弟)在地上写字问他们是什么人。两个异族人写道:我们是琉球人,同伴多人惨死于番人刀下。看到有救了,他们大声招呼藏在林中的琉球人赶紧出来。这时,牡丹社番人也循声而来。由于杨友旺平日与番人做生意,会说番话,他跟番人交涉,用酒、牛、猪、布等物品换回了琉球人的性命。

杨友旺把幸存的琉球人交给了当地政府。清政府历来视当地生番为化外之人,无法绳之以法,所以遇到生番杀害藩属国海员这类事,清政府往往都给受害者发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再送他们回国了事。对于牡丹社事件的受害者,清政府也如此处理。

事情过去半年多了,来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突然在1872年5月11日出版的《京报》上看到了关于牡丹社事件的报道。柳原前光立刻写了一篇名为《琉球人在清国领土台湾被杀害,为鹿儿岛县参考》的报告寄回国内。牡丹社事件本来是中国与藩属国琉球之间的内部事务,可野心勃勃的日本却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上表日本政府,要求率军出征台湾生番之地,为遇难的琉球人报仇。当然“报仇”云云只是借口,日本人真正的目的是以此试探一下清政府的反应,为侵吞琉球和台湾做个铺垫。

彼时,日本刚刚明治维新,国家尚无多大起色。国外列强环伺,国内矛盾重重,正是内外交困的时期。不过,那时他们已经把中国大陆作为对外拓展的主要目标。入侵台湾,吞并琉球,觊觎朝鲜,正是他们蚕食中国的一步步计划。然而,国力尚弱时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正是要看看中国的反应。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大辅西乡从道率舰抵达台湾社寮港,与台湾原住民开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日本攻下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多个土著部落。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在热病侵袭下,日军也纷纷病倒了。

日军虽然已经打上门来,清政府兀自没有察觉。直到英国公使威妥玛致电总理衙门询问此事,清政府才如梦方醒。刚刚签了中日《修好条规》打算共同对付西方列强,日本人就出兵攻打自己,清政府感到十分莫名其妙。恭亲王奕䜣为此事照会日本时,语气无辜地写道:“此次突闻贵国兴师赴台一事,就其真伪,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其有无,若贵国真有此举,何故不先与我方商议?”

日本政府来华谈判的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硬是说,清政府既然管不了“台湾生番”,他们来管,他们要为自己的属民——琉球人报仇。

清政府第一次见识到了日本的蛮横不讲理。一向在外交上采取息事宁人态度的清政府,为了早点了结此事,竟然与日本签署了《北京专条》。在《北京专条》里,清政府竟承认日本此次为“保民义举”,“中国不以为不是”,并且赔给日本50万两白银,让他们赶紧撤兵。

其实若论军事实力,当时日本还不是中国的对手,可清政府花钱买个清静的昏聩想法,却让外强中干的日本头一次挑衅就尝到了甜头。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王芸生先生称此次事件乃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更加被动的是,《北京专条》间接承认了琉球“两属”的性质,为此后琉球问题的交涉留下了隐患。

日本人刚为琉球“强出头”,琉球又来控告日本要吞并它,这不免让清廷困惑。琉球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清政府决定让即将赴任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好好考察一下。

“听之乎,何以为国”

1877年12月,何如璋刚到日本,在神户港尚未下船,滞留日本的琉球使臣马兼才就乘夜色秘密登舟,哭诉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阴谋。琉球王在向清朝公使的求救密信中写道:“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琉球官员毛凤来等又先后求见,请求清朝出面干涉,以救琉球危亡。

听了琉球官员的陈情,又看了他们带来的琉、日之间往来文书的抄件,何如璋看清了日本对琉球阻贡在先、吞并在后的狼子野心。

1878年5月,何如璋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和分析,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写信谈了自己对琉球问题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

相信每位读者读罢何如璋的这段分析,都会倍感唏嘘。因为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正是循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进行的。从明治维新初期,他们武力扩张、称霸亚洲的一盘大棋,就已经开局了。

经过对日本的考察,何如璋认为日本财政困难,常备陆军只有三万多,海军不过四千人,新近从英国买回的铁甲舰也都徒有其表,且废藩置县后国内矛盾重重,实在不是中国的对手。不过考虑到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奉行息事宁人的外交政策,何如璋还是给清政府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为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为反复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这就是著名的“琉球三策”。

在何如璋看来,当然采取强硬措施是最好的选择,但总理衙门却觉得上策、中策都过于张皇不是不动声色的办法。于是他们选择了下策,指示何如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决不动武。

1878年9月,收到总理衙门指示的何如璋来到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口头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戴东阳告诉记者,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很少,准备工作也很不够,何如璋出使日本竟然连个日语翻译都没带。“当时清政府以为,日本已经全盘西化,官方用英语,带上英语翻译就行了。”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何如璋跟寺岛交涉了几次都是鸡同鸭讲,说不清楚。不过,汉字大家都懂,何如璋在征得寺岛同意后,给日本政府送了一份书面照会。

10月7日,何如璋把一份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交到寺岛面前。照会中,何如璋引用历史证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谴责了日本恃强凌弱的行为。他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

面对何如璋有理有力的照会,日本外务省理屈词穷。他们感到从法理人心上很难解释自己的做法,便抓住照会中“背邻交,欺弱国”等语句,指责这是何如璋对日本的“暴言”。寺岛要求何如璋收回照会,否则一切免谈。

戴东阳向记者指出,以往研究者们大多忽视了一个细节,日本外务省与中国使馆之间的信函,一般一天或者几天往复,而日本政府对何如璋的复照则拖了一个多月。从时间上不难看出,他们在反复评估清政府对“球案”的真实态度。

几次会面中,寺岛反复问何如璋,这是清政府的态度还是他个人的态度?出使前,李鸿章曾嘱咐何如璋先以个人名义表示抗议,这样还有转圜的余地。因此何如璋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日本方面似乎品出何如璋强硬立场的背后,并没有清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抓住措辞问题,把态度强硬的何如璋踢出局。

就在何如璋与日本的交涉陷入僵局时,日军乘着新泻丸号汽船在琉球那霸港登陆了。1879年4月,松田道之向琉球王尚泰宣读了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的命令,宣布琉球国变成日本冲绳县。尚泰也被强行掠到东京软禁。

半路杀出个格兰忒

一个月后,滞留福州求援的向德宏收到琉球人的密报,得知国家已亡。国破家亡,哀告无门。向德宏感到不能再在福州傻等下去了,他决定带着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上京陈情。从后来向德宏给总理衙门的陈情表中可以看出,他们一路北上走得并不太平。使节团走到上海,听说在华的日本特务为了阻止他们去北京求援,已经组织了暗杀队,要劫杀他们。

琉球人的发型、服饰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明代汉服特色,迥异于长袍马褂、剃头梳辫的清人。为了躲过日本特务的暗杀,一干琉球人只好剃头改服,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天津。在天津,向德宏先拜见了实权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向德宏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字字泣血,一个小国面临亡国之灾的彷徨与无奈跃然纸上,至今让人读之心酸。

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李鸿章还是决定采取审慎的态度,先观察一阵事态的发展再说。

与此同时,琉球国内百姓惨遭涂炭的信息也源源不断地传来。为了毁灭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证据,日本政府在全琉球范围内,收缴了过去行政机关的全部公文、账册等各种文字资料,企图销毁旧有政权的一切痕迹。琉球民众不甘心就此亡国,武装抗争之事此起彼伏。抵抗日军暴行的官民遭到严刑拷打,一些忠义之士自刎殉国。宫古岛上民众向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至今仍保存在冲绳县立博物馆中。

向德宏见国内形势十万火急,而李鸿章又态度暧昧。他决定派毛精长、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去北京找总理衙门求援。面对琉球人的泣血哀告,恭亲王奕䜣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清政府已经自顾不暇,不太想管琉球的事;另一方面,面对藩属国的求援,老大帝国又一时放不下宗主国的面子。正在踌躇时,李鸿章听说不久后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今译格兰特)将造访东亚,打破琉球事件僵局的希望能不能寄托在格兰忒身上呢?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格兰忒曾任联邦军队统帅,并代表联邦政府接受了南军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南北战争后,格兰忒于1869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直到1877年方才卸任。卸任的格兰忒,1879年带着妻子来远东旅行,目的地就是中国和日本。别看格兰忒已经卸任了,但他在国际政治领域有很大影响力。而且,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因美国入侵推动的,日本人对美国人可谓惟马首是瞻。李鸿章觉得,如果说服格兰忒来调停“球案”,不怕日本人不就范。

格兰忒刚到上海,李鸿章就两次给总理衙门写信道:“格兰忒不久将由上海出发,途经天津而至北京,应以礼优遇接待”,并“以此为机,与格兰忒谈话,以求他日琉球问题公评时,助我一臂之力。”

恭亲王奕䜣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1879年6月3日,格兰忒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格兰忒。会谈中,格兰忒大方地接受了奕䜣请他调停琉球问题的请求。6月12日,当他到天津见到李鸿章后,详细询问了琉球的情况。

格兰忒问李鸿章:“中国果无争朝贡有无之意乎?”李鸿章答:“朝贡有无非问题之所在,惟琉球王历来受中国册封,今日本无故废灭之,违反公法,实为各国无比例之事。”格兰忒又问,琉球能用中国文字吗?李鸿章说,琉球人能用中国字,也能看中国书。格兰忒复问,琉球王可是“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李鸿章答,琉球王不是“三十六姓”之后。他同时指出,琉球作为主权国家,曾与美国签有通商条约,现在日本吞并琉球,也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如果中日之间因为琉球打起来了,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在远东的商贸往来。

格兰忒对李鸿章所言深以为然,他说,他最怕各国开战,如果能调停解决,对大家都有好处。最后,格兰忒说:“琉球原来为一国,而日欲将其并合而得以自扩。中国所力争之处,乃土地而非朝贡,甚具道理,将来需另设特别条款。”

看样子,格兰忒已经站在中国这边了。李鸿章相信日本不能不给格兰忒一个面子。可格兰忒到日本以后,情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8月1日,格兰忒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两国应该彼此互让,庶不至于失和,似不再请他国出为调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要置身事外的意思。

表面看,格兰忒还是在和稀泥,但实际上他的天平已经偏向日本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日本人给格兰忒喝了什么“迷魂汤”呢?前几年学者戴东阳在日本访学期间,偶然看到一份资料,这才揭开了谜底。戴东阳告诉记者,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中,她偶然发现日本人宫岛诚一郎给日本政府的报告,报告称,他曾从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沈文熒口中得知,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不日将访问日本,格兰忒已接受清政府的委托,要调停琉球问题。

戴东阳说,沈文熒倒不是故意要泄露情报,只是当时中国的外交还很不专业,使馆工作人员往往是些在国内不得志的落魄文人,他们缺乏对外交往的经验,更没有保密意识。沈文熒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爱好吟诗作赋。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许多日本文人汉诗做得非常好,他们经常来公使馆拜访沈文熒切磋汉诗,彼此之间有不错的交情。然而,沈文熒不知道这些交流汉诗而来的日本文人们,同时肩负着另外的使命。当宫岛诚一郎在闲谈中探知格兰忒已经受中国政府之托,前来日本调停琉球问题后,马上报告给了日本政府。

日本右大臣岩仓具得到情报后非常重视,他立刻报告政府:“今格兰忒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

于是,日本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起对格兰忒的接待工作。1879年7月3日,当格兰忒乘坐军舰“里奇蒙德”号驶入横滨港时,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明治天皇亲自出面宴请格兰忒,还把自己的海边行宫腾出来给格兰忒住。日本政府要员陪着格兰忒在日本度假胜地日光山又吃又玩,好不惬意。

别看宾主相处甚欢,但对于琉球问题日本是毫不让步,格兰忒的随员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到,格兰忒在日光山游览途中,曾经与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和陆军卿西乡从道晤谈了3个小时。对于琉球问题,伊藤和西乡始终“默然不发一语”,仅表示回去同政府商量。

调停没什么进展,但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景象,却给格兰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写道:“我看亚细亚,只有中华、日本可称两大强国,甚盼两国各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日本气象,似一年兴旺一年。中国人民财产本富,自强亦非难事。”

格兰忒先后游历中日两国,两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高下立判。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刚刚几年,但军队整肃,人心向上,的确是一副奋发向上的状态。相比起来,中国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整个社会和人的状态没多大改观,还是一派暮气沉沉的模样。从感情上讲,格兰忒也会更加倾向于师从西法的日本。

不久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道:“我到日本以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与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琉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 

显然,格兰忒的调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日本对他极尽殷勤,但他毕竟是个卸了任的总统,东亚之行也不带官方色彩,因此日本方面对他只是虚与委蛇罢了。为了挽回面子,他在信中对李鸿章抱怨,中日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主要因为何如璋在照会中措辞过当。

不过,他的随员杨越翰却不这么认为。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公正地写道:“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未来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求。”杨越翰分析,日本政府不肯让的原因是,明治维新后失去特权的武士阶层生活贫苦,“惟愿日本与别国动兵,伊等有事可做。”事实上,日本是从一开始就制定好了吞并琉球的既定方针。

分岛改约

格兰忒在日本停留了两个多月,也没提出什么具体调停方案。1879年9月3日,他便归心似箭地从横滨港登船回国了。临行前,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劝道:“譬如两人行路,各让少许,便自过去,无须他人帮忙。”

格兰忒走后,双方虽然同意重新开启谈判,但很长一段时间,却都没有再派人员接触。中国方面本来就没什么通洋务的人才,总理衙门担心如果派出一个腐儒,闹出笑话反而失了体统。日本方面也端起架子来。这么一来两相矜持,成了不来不往之局。

僵了几个月,一位自称是“日本闲人”的竹添进一郎,以个人名义找到李鸿章斡旋。那时中日两国语言虽然不通,但是通过汉字还是能够传情达意的。李鸿章和竹添见面后,令诸人回避,两人关在小屋里秘密笔谈。竹添写道:“今日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有虎狼之国,无一日不欲逞志亚细亚……贵国地方广大,四疆之地不易把守。乃如伊犁,又与露有疆吏之争,未闻其结局。正值此时,琉球有外患,恐贵国鞭长莫及。”

把吞并琉球的野心说成是给中国分忧,帮助中国看管边疆。竹添的巧舌如簧,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过,这段话戳到了李鸿章的一个痛点——此时在中国西北边境的伊犁正爆发着一场危机。    

1871年7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趁乱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1876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新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击溃了阿古柏的军队,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

然而对付拥有强大武力的俄国,清政府只能走外交途径一条路。1878年6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俄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可没承想,崇厚谈了一年多,竟然稀里糊涂地签了个《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回来。按条约的规定,俄国倒是把伊犁还给中国了,可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竟然拱手让给了俄国。此外,崇厚还答应了开通陆路通商线路、赔偿500万银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军费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

崇厚带着《交收伊犁条约》回到北京,国内舆论一片大哗,清政府也急了,指责崇厚“俄人与崇厚所议约章,流弊甚大”,拒绝批准该条约,并把崇厚下了大狱。俄国一瞧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打成,立刻剑拔弩张,向中国西部边陲和沿海集结军队。1879年至1880年间,中俄双方火药味极浓,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此时,清政府最怕的就是俄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俄国军舰还到日本长崎买了50万元的煤,这下更让清政府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为了避免日俄勾结,清廷内部“快速解决球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人也看中了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心理,让竹添进一郎向李鸿章抛出了“琉球二分方案”,即把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宫古、八重山两岛给中国,其他部分归日本。但是,这两个岛也不是白给,日本方面提出修改中日《修好条规》,要跟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内地享受通商权。这就是所谓的“分岛改约”。

未了的“球案”

日本人把琉球问题跟改约搅和到一起,大有讹诈之意。李鸿章极不满意,但是考虑到来自俄国人的威胁,又怕跟日本纠缠下去没个了局,他还是倾向于喝下这杯苦酒。不过,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要琉球两岛,还是应该把它们还给琉球人。让琉球王尚泰把宗庙迁到这两个岛去,也算为琉球人保存了香火。

琉球人得知这一方案大失所望。他们告诉清政府,宫古、八重山两岛乃是不毛之地,在那里生活都极其困难,更别说保留宗庙了。

关于要不要接受琉球分割方案,清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赞同一方认为,这样可以快速解决与日本的纷争,防止日俄联手夹击中国;反对一方认为,这样一来会让中国丢掉宗主国的尊严,使得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对中国失去信心,转而依附日本。右庶子陈宝琛上书指出,日本“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而来,中国而弱于俄,虽甘言厚赂,兴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时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于俄者”,“今我若轻结琉球之案,则俄人有例可援,中国无词可措,以俄兵取高丽,如汤沃雪,而其势与关东日逼,非徒唇齿之患,实为心腹之忧。祸延于朝鲜,而中国之边更及矣”。

可以说,陈宝琛的看法极有见地。自以“牡丹社事件”为由出兵台湾以来,日本就是用一次次挑起事端的方法来试探清政府的反应与实力。在这种博弈中,日本权衡着自己与中国的力量对比,有条不紊地推动着自己蚕食中国、称霸亚洲的计划。

与此同时,琉球人反抗日本人殖民统治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申报》曾以“琉民恶日”为题报道了几个典型事例:琉球一山林着火,烧掉当地百姓40余间房屋。日本官吏欲用米赈灾,琉球人却拒不受领。又如,一常年驻华的琉球官员回国宣传“清国有意出援兵”,立刻遭到日本人的逮捕……

一边是清政府对“分岛改约”的暧昧态度,一边是国内不时传来的日人暴行,来华请愿的琉球使臣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与无助。当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署“球案条约”的消息时,在华奔走呼号几年的琉球使节林世功在总理衙门前挥剑自刎。

事实上,清政府并没有如林世功听说的那样与日本人签订“球案条约”。1880年2月,经过驻英公使、钦差大臣曾纪泽的斡旋,清政府不但要回了伊犁地区,还挽回了崇厚拱手让给俄国的部分主权。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其附件签订。一度剑拔弩张的中俄边境,暂时恢复了平静。来自俄国的威胁解除了,清政府正式否决了《球案专条》。在中国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日本公使宍户玑,只好灰溜溜地回国了。

此后的若干年,中日双方虽然也曾试图重开谈判,但一来双方主张相去太远,二来比琉球对中国意义更重大的藩属国越南、朝鲜先后发生危机,中国与周边国家维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宗藩关系,面临着西方列强全面的挑战,清政府也就无暇再处置琉球问题了。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这个曾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琉球才最终划给日本,成为了冲绳县。

参考书目:

《琉球亡国史谭》《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何如璋传》《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对华回忆录》等。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戴东阳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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