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其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因为以教授身份各负责一个研究室，被誉之为“清华四导师”。四位导师精心传授国学知识的同时，还将教育融入生活。他们别样的才情既彼此独立，又互为映衬，巍峨成蔚为壮观的智慧山脉，共展国人风骨。
王国维：忠实不欺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资格”傲世的王国维并不傲世，他在研究院讲《尚书》时，竟说自己对《尚书》“只懂了一半”。不仅如此，他在纠正前人之误，做出“妙解”的时候，对自己不能解之字，也坦言不知；对不能解之语，则直言“实不能解”；对不能解之句，更是直告“不知因何由而变”。
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学生忠实不欺，王国维“不知为不知”的至诚品质博得了学生的钦敬。而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王国维从不放言高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攻击古人，不自夸渊博，不穿凿附会，不妄下结论，更不抄袭他人言论。
做成高端学问，崇尚低调生活，王国维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师生活。
梁启超：理性而深刻
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学问、著文立言、讲课授业之外，还经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离的交流。和朋友交流时，他多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当仁不让”地将话语权“垄断”。
有一天，看了刘海粟带来的新画作，梁先生赞许道：“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说着，他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认真地品赏，再次称赞刘海粟的画作“经得起反复看”，然后，充满深情地鼓励道：“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同时，他告诉刘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在梁先生的“要求”下，刘海粟当场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头上又撇了两片叶子。梁先生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在画上题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梁启超先生看似不经意的品评显露的其实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从先前的言语称赞，到后来的纵笔题字，其良苦用心毫发毕现。青年刘海粟的画功自然非同寻常，画笔当是淸新自然，但我们还是能从梁先生的奖言励行中发现他的一片“美意”。
陈寅恪：精进务实
陈寅恪讲课时，先将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针对所列内容进行解释、分析、考证、综合。他的分析精细入微，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越讲越深，越论越透，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
陈寅恪的讲授以材料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又会在细微处挖掘，不夸大其词，不断章取义，不妄下结论，更不歪曲篡改。在学生的眼里，他的课常常是山重水复时突又柳喑花明，在羊肠小径处又现阳关大道，给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畅意。
赵元任：直言不讳
赵元任教授的普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他认为，“白话文”有自己的语体特点，并不等同于“口语”，有一次，他对胡适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听了录音之后，果然发现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白。”
那么，赵元任所说的“能说的”白话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请看赵元任写的一段话：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这段话不光保留了北京话里的“儿化”，还把一个常州小孩将“吃”说成了“雌”，将“面”说成了“灭”都一一记录下来。
赵元任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白话文”功力，而是他指出胡适短处时的直言不讳。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讳，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还是“国学研究院”的“设计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章被人们认作白话文使用的典范。批评一个“领导”的“长项”，勇气虽可嘉，但“智术”则明显不足。妙在胡博士认可了赵元任的“指斥”，“发现”了自己的白话文果然“不够白”。
（京华学校之“清华四导师”塑像）
他们所代表着的，是思想的独立自由，是学术的百花齐放，是教育的有教无类。这些大师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所梦想着的就是在民族危难中，保留下文化的种子，将知识传承下去。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先进思想，亦或是中西结合的结晶，他们都义无反顾的将研究这些东西的宝贵经验留给了后人，铸成了我们今天的灿烂绚丽的文化瑰宝。
《南渡北归》里有这么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我想，这句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写照。
清华基因，国际视野。大师虽已远去，导师精神薪尽火传，京华学校秉承“清华四大导师精神”，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成就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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