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溱州大地上，“南桐”是一个年轻的地名，始见于1938年的国家地图，它与区名关系密切：1938年建“南桐”煤矿，1955年建“南桐矿区”，1993年更名万盛区，2012年改称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周边的南川、桐梓、綦江等近千年的古地名比较起来，它无异于一个孩童。在那个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它一经诞生，便发出了异样的光彩。丰富的矿产资源，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一枝独秀的精煤产品，使它迅速成长为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原料工业基地之一，成长为带领周边地区发展的火车头。

1938年南桐煤矿总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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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煤海

193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部大部分国土。我国北部、东部及中原地区的传统能源工业基地相继落入敌手。当国家把陪都定在重庆，并在重庆建设了一套从钢铁到武器的国防工业体系时，倍感由于能源及原料的缺乏所带来的巨大掣肘。

经常隆庆、潘钟祥、李春昱、彭国庆等早期地质工作者的艰辛踏勘调查，终于发现在重庆南部，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该煤田处于黔北川南，向东伸展到彭水以东的武陵山，向西延伸到宜宾南部，走向长达数百公里，储量达百亿吨级，是一片广阔的煤海。但是由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煤海几乎完全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更为奇特的是，煤海绝大部分区域都为无烟煤。就当时地质发现的情况判断，仅只在贵州桐梓和四川南川交界的万盛一带，才赋存着可以炼制焦炭的煤炭品种资源。作为煤中精品的主焦煤，则集中赋存在现青年镇响岩到南桐镇胡家嘴地段和万东镇箐溪沟一带。后来70多年的开发和生产证明，这个结论至今仍然是正确的。

南桐井田可采煤层3层，可采煤层总厚度6米；箐溪沟井田有2个可采层，可采煤层总厚度5米；箐溪沟以北以东直到南川境内为红岩井田，煤种为肥煤，有1个可采层，厚度1~3米不等；从海拔500米到海拔-700米，可采储量过亿吨，皆适合建设大中型矿井。

现代钢铁工业的基础是高炉炼铁。在高炉中，铁矿及其他配料都是粉末状态，只有焦炭是较粗大的碎块。焦炭作为铁矿的还原剂、炉层的疏松剂及发热升温能源，在钢铁冶炼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是先进的大型高炉，对焦炭强度的要求就越高（目前重钢的高炉容积已达到2800立方米，要求焦炭抗碎强度和抗磨强度都必须达到90﹪以上，对煤炭品种和质量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因此在万盛地区建设煤炭工业基地，就提上了国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万盛煤海的开发者们以煤田东西两端的南川和桐梓各取一字，标名为“南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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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都崛起

南桐煤田的建设，自始至终都处在国家战略的高级层面，处于快速推进状态。1938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就在武汉成立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筹备处”。筹备处以原河北井径煤矿矿长侯德均为主任，由政府授以少将军衔，其余各下设机构负责人皆授以校级军衔。1938年7月，筹备处西迁到重庆，一个月后，就进一步迁到紧临南桐井田的小镇桃子荡（当时属贵州）。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拨款投资100万元，征地1018公顷，调集了军、政、技术人员和大批劳动力，拉开了这个现代化抗战煤炭基地建设的序幕。筹备处人员不畏艰险，克服了大量困难，仅用2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土地征购、划界、安置等前期工作。1938年12月，相继开工了总厂、一分厂、二分厂和两个较大型矿井的建设工程。

万盛地区当时社会经济极为落后，到1938年，还根本谈不上任何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要建设万盛煤炭工业基地，必须从外部输入现代化的工业要素。国民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武汉大撤退进程中，有计划地拆卸了汉阳钢铁厂和大冶铁矿的700多吨机电设备，包括兰开夏蒸汽动力锅炉、蒸汽动力绞车、蒸汽发电机、蒸汽动力水泵、蒸汽动力抽风机、蒸汽动力机床等近百台设备，调集当时极为紧缺的汽车，沿川湘公路千里大转运。从1939年4月起，这些设备陆续运到万盛地区。当时桃子荡河上没有进入南桐的桥梁，南桐矿内也没有公路和汽车。这些设备都是蒸汽动力机械，体积庞大。例如一台兰开夏锅炉就长达20多米，重达20多吨，而且不能拆卸。在这些庞然大物和崎岖的道路面前，万盛人发挥了聪明才智，他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实施了多种转运方案。他们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沿着轻便铁道和山间小路，将设备运到胡家嘴总厂，运到王家坝，运到腰子口、箐溪沟。经近一年的艰难转运，到1940年初，这些设备全部运抵现场，安装到位，投入正常运行。万盛从此有了电灯照明，有了汽笛报时，有了机械化排水、抽风，井下有了蓄电池矿灯照明。更重要的是，蒸汽动力绞车将深部开采的煤炭提升到地面，从此结束了只能开采井口水平以上“仰山煤”的历史，开启了向地壳深部开拓的进程，可采煤炭资源量得到成百倍扩大。

1938年前，万盛仅靠一条孝子河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孝子河沟浅水小，运力有限，而且在蒲河鲁峡洞河段完全不能行船。在鲁峡洞上峡口，必须将货物卸船起坎，经陆路转运至下峡口的杨柳湾重新装船。尽管当时已修通了川湘公路，但当时汽车和汽油都极其稀缺，不可能担当煤炭这种大宗货物的运输任务。大规模的煤炭生产使孝子河不堪重负，南桐生产的近一半煤焦不得不靠人力背负，翻过四棱碑大山，运到蒲河杨柳湾装船外运。原始的运输方式严重制约了煤炭生产。为解决运输的制约，1939年1月，南桐煤矿开工建设王家坝到杨柳湾轻便铁路（17.2公里），于1940年6月建成。南桐生产的煤、焦直运到江津猫儿沱港，然后由轮船转运重钢。与此同时，东林煤矿于1941年建设了从箐溪沟到孝子河两河口的轻便铁路。

1940年南桐煤矿原煤产量达到5万吨，万盛全区总产量接近7万吨。1942年，南桐煤矿达到年产量12万吨，全区达到15万吨。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全区已达到20万吨/年的生产水平。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万盛为重庆生产了100万余吨优质原煤，近50万吨冶金焦炭，为推动战时重庆国防工业体系的形成，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万盛地区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最大、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堪称抗战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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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焦煤

在现代钢铁冶炼工艺中，由煤炼制成的焦炭，将和铁矿石（精矿粉）一起分层进入高炉。如果在冶炼中直接用原煤，原煤中所含的各种元素，特别是硫等有害元素将直接进入钢铁，对钢铁的质量造成巨大影响，会造成钢铁的热脆性。所以炼焦之煤先要脱硫，脱硫必须进行洗选洗选加工。

抗日战争的需求促进了“洗煤”这一前所未闻的产业在万盛的大发展。早在武汉筹备时期，就在筹备处内部成立了洗煤机构，由副总工程师崔桐兼任南桐洗炼厂厂长。东林煤矿则直接聘请了战时生产局顾问克莱（美国人）担任东林洗炼厂的设计和技术指导。南桐煤矿1941年设计了当时较先进的地槽洗煤工艺流程。东林煤矿根据克莱的设计，1942年建成了更先进的木槽洗煤工艺流程（后为南桐引进，两厂一直使用该洗煤工艺流程到1958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整个西南大后方，万盛是最早也是唯一发展了洗煤工业的地区。

从此，粗糙混杂的原煤被破碎筛分到规定的颗粒，被严格排除了矸石和中煤，被严格排除了有害的硫元素。南桐煤脱胎换骨，嬗变成了具有合格的硫分，稳定的灰分，十几个指标全部达标的优质冶炼精煤。万盛地区产出的冶炼精煤在抗战后方一枝独秀，成为当时国家的一个优质品牌，被誉为“抗战煤”。由于南桐煤矿所产原煤全部被洗选加工，炼成宝贵的焦炭运往重庆，而不得不采购周边其他煤矿的原煤来作自己的生产生活用煤。“南桐煤矿还要买煤烧水、煮饭”，成了流传一时的善意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万盛地区产出的50万吨优质冶金焦炭全部进入重钢，按照正常的焦钢比计算，重钢应该生产了近40万吨钢铁。40万吨钢铁制造的武器，在抗日战场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万盛虽然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前线战场，但万盛人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勇敢担起民族解放的责任。在矿山井下，在铁路工地，在百里运输线上，他们依托优质的资源，同前线战士一样前赴后继，为抗日战争流血流汗。为抗日战争牺牲的众多矿工和其它行业的人员，同样是抗日英雄，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烈士。

原标题：万盛，原来你曾是这样的抗战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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