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杜鲁门主义”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美国和苏联尚有余力雄踞于当世。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经济上更是前所未有地强大。虽然美国对其很大部分的战时军事力量实施了复员，但最初只有它拥有原子弹。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极大摧残，有两千多万人丧生，但它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拥有400万人的军队，它在中欧和东欧所控制的人口和地域远远超过了1939年以前的边界。人们开始普遍地把这两个国家称为超级大国——也就是巨型大陆领土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资源，使包括欧洲的老牌大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都相形见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浮现出的这种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国际体系中，其中一个会很容易把另一个确认为唯一的危险敌国。在这种局面下外交上的平衡很难维系，因为一个超级大国会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任何行动为可能的侵略和挑衅；而在不了解对方力量的情况下，其中一方会夸大对方的力量和危险性。
1945年以后，美苏之间的关系就处于这种令人不快的境地。更有甚者，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马列主义的共产体制之间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敌对。这种不断扩大的外交、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冲突最终被冠以“冷战”之名，这是因为尽管敌意和对抗尖锐激烈，但却从未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公开和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二战结束时，任何人都不可能了解，乾纲独断的斯大林，还有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扈从到底相信什么，想得到什么。或许他们认为，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到来。或许他们对在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寻求市场的美国资本主义野心勃勃的目标忧心忡忡，又或者因美国垄断了原子弹而焦虑不已。无疑他们自己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来巩固对战争中获得的领土的控制，并且为苏联的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周边缓冲带。无疑，他们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面中看到了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机会。
先不论苏联人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还是为了实现共产党统治之前的俄罗斯的古老野心，抑或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反正杜鲁门总统及其幕僚，还有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苏联笃定要牢牢控制中东欧，进而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进攻。美国政府由此制定了一套全球性的“遏制”战略，美国及其盟国可藉以“遏制”来自苏联的新的侵略。尽管美国政府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扩张和扩张威胁采取直接的军事步骤，但在美国还是有许多人把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归咎于克里姆林宫首先发起的行动。
在欧洲，大战临近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了东欧和易北河以东的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占据了德国的其余部分、奥地利的大部分和意大利的全部。战争期间，哪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地区，就由这个国家行使政治权力。以这种方式，由于红军横扫中东欧大片土地，所以苏联人也就在这些地区施加了政治控制，有1亿人被置于苏联的支配之下。美国却也在对意大利的占领中把苏联排除在外，使之无从承担积极角色（在亚洲对日占领中亦复如此）。
对苏联而言，对一国的占领就意味着要全面控制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意味着它有权按照自己的样子塑造被占领国。在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却曾经希望建立多元和民主的社会，而这些社会还要对西方的贸易和影响敞开大门。战争期间美国人和英国人本来已经做出让步，承认苏联在它从纳粹手中解放的东欧的支配地位，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沦为苏联支配下的共产党国家感到不满。然而对斯大林而言，这种转变却是确保边界线上的“友好政权”的唯一途径。
早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就开始谴责苏联人违背了在东欧国家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并在德国的联合占领问题上不合作。美国的外交官们开始相信，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与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略是一样的，而杜鲁门本人也经常将此二者相提并论。
斯大林本来尽可以像一个致力于保护苏联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而不必让自己看上去是在急着推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但是斯大林顽固强硬，对资本主义的包围过度疑虑，对世界舆论又缺乏顾忌，使得西方难以和他在冷战中打交道，也无从判断究竟哪些属于苏联合法的安全需要，哪些又属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狂热使命感。
苏联的一系列行动似乎又佐证了西方的担心，即斯大林的野心并不止步于东欧。在亚洲，按照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苏联人在1945年8月已经对日宣战，并举兵挺进中国东北，从而处于有利地位并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在朝鲜，日本战败之后，苏联立即根据协议占领了该国北半部，同时更采取步骤将他们的占领区加以巩固，从而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伊朗是另外一个麻烦地点。战争期间，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为防止纳粹夺取伊朗而对该国实施了联合占领，但是苏联拒不在约定时间撤军，以此施加压力来在石油问题上获取英美的让步（比如英美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
苏联人还寻求对意大利在北非的前殖民地实行托管，从而可以逼近苏伊士运河。他们还在和土耳其的边界沿线集结军队，向土方施加压力以取得对黑海海峡的共管权，并使其海军有权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这正是老沙皇所追求的目标。英国人虽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但还是再一次像以往一样，承担起其作为地中海和中东的“西方”保护者的角色，出面支持土耳其人的防卫。
希腊在1946-1949年间爆发了内战，共产党游击队与英国支持的保王派（亦即民族主义者）军队大打出手。斯大林也许承认他在战时与丘吉尔达成的关于希腊要留在西方势力范围之中的协议，所以没有向希腊共产党提供多少援助。但是铁托在南斯拉夫新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却出面帮助共产党游击队。共产党向土耳其、希腊和伊朗施加的压力引起了英美的不安，它们担心苏联在东地中海和中东的石油资源有一整套战略图谋。
战后的紧张局势对一项关于对核武器实行国际监督的计划造成了损害。美国知道苏联（以及其他国家）造出原子弹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原子弹的科学基础是别国也了解的。当时则只有英国与美国分享核武器的秘密。美国在1946年提出由国际权威机构来控制原子能，而原子能的事业则只限于和平目的。这样一个国际机构将有权向任何国家派遣核查人员以检查违规行为并施行制裁，而不受制于安理会否决权。
苏联人对此表示反对，而且不愿放弃他们手里的否决权。外国人进入他们的社会进行不受限制的检查，这对他们来说不啻为冒犯。他们质疑美国居心何在，因为在拟议中的国际权威机构成立之前，美国将不会销毁其核武器，也不会停止进一步的核武器试验和生产（而且许多美国人还反对将他们自己的核军备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至于英国人，他们担心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于是也开始着手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核大国。国际核能控制的计划就这样在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疑虑中垮塌了。苏联着手加紧推进自己的原子研究（以及有效的间谍活动），其成功之日来得比预想的更快。1949年苏联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一场给全世界带来恐惧的核军备竞赛就此揭幕。
同时政治冲突在1946年和1947年两年里也加剧了。美国国会规划出来的遏制政策作出如下假定，即苏联人将扩展到任何出现权力真空的地方。遏制战略的倡导者们指出，西方应该同时展现耐心和决心，苏联社会自身最终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同时西方一定要保持其军事力量，并使用经济和其他力量来抗衡苏联。作为美国政策的基石，遏制最终被从更严格的军事意义上加以解释，而这就偏离了其最初的倡导者的本意。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1946年3月发表了一个声势凌人的演说，其间他描述了“铁幕”在东欧和西欧之间——“从波罗的海的斯泰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落下的情形。当年春季，美国拒绝了一笔待决的苏联提出的重建贷款申请，因为国会已决定租借法案须随战争结束而终止，同时美国还终止从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向苏联人运送战争赔偿物资。
1947年，财政吃紧的英国被迫削减其在地中海地区承担的义务，向华盛顿通报说，其已无力援助希腊的反共武装力量，同时也无法继续对抵御苏联压力的土耳其予以支持。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杜鲁门不仅同意在地中海地区提供必要的援助，同时还在1947年3月制定了一项广泛的国家政策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遏制共产主义——“援助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御少数武装力量或者外部压力试图强加给他们的征服”。杜鲁门主义使美国承担了前所未有的义务，深深卷入全球性军事和经济事务之中。1947年春季马歇尔计划也宣布实施，该计划旨在加速欧洲的经济复兴，并以此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开始成型。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设立起来，就国家安全事务向总统提供咨询。中央情报局也被建立，目的是协调情报的收集工作。中央情报局很快还得到授权来安排秘密行动。行政部门处置对外政策事务的权威得以加强。1948年，美国首次采取和平时期义务兵役制。
苏联则谴责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战争贩子”。美国武装希腊和土耳其，美国在中东建立了空军基地，美国军队占领着日本、冲绳和南朝鲜，美国人拥有原子弹，凡此诸端，都使苏联人感到自己处在威胁之下、包围之中。苏联人的猜疑在1947年后越积越多，同时他们还不时追溯起历史旧账，包括1917-1920年间俄国革命和内战时西方的干涉，苏联被排除在慕尼黑协定之外，二战期间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此外还有战争结束时终止租借法案，回绝战后贷款的请求等等。
1947年，苏联人断定他们必须重新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施加更严密的控制。为此他们以新的形式重建了作为战时友好合作的姿态，而在1943年被解散的老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并更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人还在中东欧取消了共产党人曾经在其中分享权力的联合政府，而代之以共产党支配下的政权。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总统的民主联盟以往曾经被视为东西方之间可能的桥梁，而如今，在预定举行的大选中将面临失败的共产党人在1948年2月夺取了政权。
到此时为止，美苏之间战后形成的猜疑和冲突已经使它们相互把对方视为永久性的威胁，而双方又都用自己不乏武断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去抗拒这种威胁。由此，越来越严酷的冷战就扩散为地区性冲突和政治对抗，而在欧洲、亚洲，乃至于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这些冲突和对抗一刻不停地发展演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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