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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重庆市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罗迅:“我要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
10-26 06:20:45 来源:重庆日报

罗迅生前照片。(罗迅家属供图)

重庆日报消息,多脏器衰竭、断食8天仍坚持最后一次出庭,去世前28天还在办案,重庆市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罗迅在生命最后阶段还办结27件案件。

作为曾荣立三等功的军转干部,他为“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苦战七年通过全国司考;为防贫困学子辍学,他与朋友持续资助三名孤儿直至其工作;为解决山区小学生缺乏教辅资料问题,他通宵为孩子们复印教辅资料……

罗迅离世后,唯一遗愿是无偿捐献眼角膜、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检徽的光芒能照多远?49岁的罗迅以平凡的岗位和有限的生命,给出了意义深远的回答。

弥留之际坚持捐遗体

9月16日,山城重庆,一颗平凡心脏停止跳动,一段大爱故事徐徐展开。

当天14:12,重医附属金山医院肿瘤科4病房5床,一位叫罗迅的病人因肺癌去世。

17:12,罗迅离世3小时后,肿瘤科主管护师吴海霞,一位从医12年的资深护师,在自己微信朋友圈写下一段深挚悼言:

“你很有修养,你不喜欢麻烦别人……谢谢你让另外一个人拥有光明。向你致敬,向你的家人致敬……”

罗迅只是重庆市检察院一名普通检察官助理,入院断断续续治疗也仅一年,但他却给医护人员留下极深印象。

事实上,罗迅生命中最后24小时,围绕是否捐献眼角膜和遗体,亲友进行过激烈争论。

罗迅离世前两小时,84岁的父亲罗东华拿着《重庆市遗体(角膜)捐献志愿登记表》走进病房。

“迅哥,你真要捐眼角膜?”妻子张慧琴,伏在病床前问。

陷入弥留状态十几小时的罗迅第一次有了回应:他双眼微睁,缓慢而坚决地点了一次头。

此事早已议定,但直面时刻,张慧琴仍压抑不住哭声:“医生说捐眼角膜要全眼摘除……好痛啊!就剩两个洞洞了……好丑噢……”

哭罢,她再度俯身几乎贴到罗迅脸上,一字一顿地问:“那只捐眼角膜,我们不捐遗体行不行?”

病床上的罗迅身体抽搐了一下,艰难摇头。

“你要想清楚!捐了遗体,他连块碑都没得!”一旁沉默良久的老战友赵剑波心中不忍,瞪着通红双眼,顾不得病房安静,冲张慧琴低吼起来。

张慧琴啜泣无言,倒是躺在病床上的罗迅明显听到了,他竟再次重重点头两次。

赵剑波瞥见这一幕,倏然起身,仰头望着天花板,泪水顺脸滴落。

9月16日,罗迅因肺癌医治无效离世,距他50岁的生日,仅差两天。

离世后,罗迅遗愿达成,眼角膜无偿捐献,遗体无偿捐献。

断食8天仍坚持最后一次出庭

“罗检察官去世了?隔上次在法庭见到他这才几天啊?”得知罗迅去世,53岁的卓玉莲(化名)睁大眼睛连连摆手。

卓玉莲因前夫数十万元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诉至法院,一、二审均判决她承担夫妻共同还款责任。卓玉莲向重庆检察机关提起监督申请,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助理正是罗迅。

罗迅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庭,即为卓玉莲的案件。

8月18日13:50,市检察院车队出车记录显示,罗迅与搭档检察官朱振喜一同前往市高法院。

朱振喜回忆,罗迅当时“脸色惨白”,行前他问罗迅:“你行不行?不行我再找人。”罗迅摇头。

14:30,法院正式开庭,罗迅对朱振喜说:“我感觉有点恼火,你帮我宣读抗诉书吧。”

那天是卓玉莲首次见到罗迅,他给她留下“消瘦、白净、安静”的印象。

但真实情况是,罗迅6月癌细胞已向肝部转移。8月10日复查,他已肝衰竭、双侧胸腔和腹腔出血有积液、胆囊水肿,且无法进食并呕吐,仅靠鸡汤或水维持。

换言之,罗迅最后一次出庭,是在断食整整8天后。

当天,卓玉莲注意到罗迅庭上一个微小动作,“法庭冷气很足,但我看到他居然用手从额头抹到下巴,抹了一圈汗水。”

“断食8天、多脏器衰竭,他还能出庭?”事后得知此事,他的主管护师吴海霞难以置信,“一个断食8天、各种脏器衰竭的晚期癌症病人,能坚持两个多小时庭审,从医学角度很难解释。唯一的可能,是罗迅心中那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信念在支撑。”

果然,庭审刚结束,罗迅就对朱振喜说:“我有点恼火,先走了。”他甚至都没顾得上与卓玉莲说句话。

今年春节前的2月7日,罗迅主动电话催她补充相关证据。卓玉莲问能否等明天,罗迅说:“最好是今天,马上就要放假,你要抓紧时间。”

“为我的案子,他给我留了他个人手机号。”卓玉莲很后悔长达数月不断电话叨扰着这个生命已倒计时的检察官。

“说老实话,这案子我可能比你还着急些。”这是罗迅生前念叨多次的话,直到他突然离世,她才悟出此话深意:“应该是他感觉时间不多了,他是在跟病魔抢时间。”

“锦旗我都没来得及送,咋办呢?”卓玉莲的案子尚未宣判,但她坚持“不管啥判决结果,我都要给他送面锦旗,这是我欠他的。他真的是一个好检察官!”

“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想拼上最后一口气,把手头全部案子办完。”市检察院六部副主任石娟叹息道。

最后一次出庭后第28天,罗迅悄然离世。

苦战7年通过司法考试

作为一名检察官助理,罗迅的职业之路走得颇坎坷也颇传奇。

用司法系统的行话说,罗迅属“半路出家”。他武警服役13年,2003年部队转业至重庆市检察院时已32岁。

在部队,罗迅获嘉奖、表彰5次,荣立三等功一次;初入市检察院,罗迅是该院政治部副科级干部。循此人生轨迹,他的前途并不差。

但这个惯于沉默的男人,4年后默默做出重要决定:参加全国司法考试。

彼时,全国司考每年弃考率20%以上,弃考人数每年以10万计,考试综合淘汰率达90%,远超高考,被誉为“天下第一考”。

“他这人爱跟自己较劲。”妻子记得那年是2007年,女儿罗瑜辰刚出生,罗迅一边照料女儿一边备考。

年年考试,年年失败,年年缺席战友聚会。有次老战友赵剑波打电话邀罗迅聚会被拒,对罗迅发出灵魂拷问:“都快50岁了呀老伙计!考上了你能多拿一分钱工资吗?”

电话那头,罗迅幽幽说了一句话:“每天穿着制服在检察院上下班,我想要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

为此一句话,罗迅最终苦战七年。

2014年11月22日晚,极少发朋友圈的罗迅,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即“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通知单”截图。罗迅终于通过司考。

“考了7年,他缺席所有聚会7年。”那天恰逢周六,妻子张慧琴看着这一张图瞬间引爆朋友圈,留言高达103条。那一晚,她在家专门烧了几个拿手菜,郑重其事地向丈夫敬了一杯酒,喝下那杯酒,她自己则先笑后抹泪。

2015年3月,罗迅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同年4月被正式任命为重庆市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至此,罗迅终于实现了他“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的夙愿。

这一年,罗迅已44岁。

治癌半年办完27件案件

成为助理检察员第二年,罗迅就走遍全市11个区县看守所、3个监狱进行调研和学习,参加减刑出庭8次。

但他没有就此止步。

“下基层锻炼?老罗你又不是新人,还需要锻炼啥嘛?”2017年5月,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负责人对罗迅要求下基层办案锻炼的要求,倍感诧异。

“说到办案子,我就是个新人嘛,就该下基层锻炼啊。”再三坚持下,罗迅前往沙坪坝区检察院锻炼的申请终获批准。

锻炼期间罗迅被安排在公诉科,又是一个崭新领域。阅卷、讯问、做笔录、写起诉书,罗迅以真正新人的状态,对每一个流程和细节反复学习琢磨。快速适应公诉岗位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协助提讯犯罪嫌疑人30余人次,参与办理各类刑事公诉案件20余件。

然而命运无常,2020年6月,单位例行体检,罗迅查出肺癌。

7月1日晚,罗迅首次手术仅30分钟,医生叫来他妻子张慧琴遗憾告知:“肺癌四期,肿瘤弥漫全肺,并扩散至整个胸腔,后续已无手术必要。”因无相应靶向药,医生建议只能常规化疗。听懂弦外之音,张慧琴几欲晕倒。

就在同一天下午,此前被查出癌症的罗迅的父亲罗东华,在同一家医院被推上手术台。

可即便这种情况下,罗迅出院17天后就开始办案。

7月10日罗迅出院,7月27日,他就与朱振喜一道前往交通银行重庆工商大学支行进行案件调查。

2020年,罗迅共完成27件案件,其中不支持监督案件19件,向市高法院提出抗诉案件8件,协助办案组完成3次向最高检报送典型案例和相关数据工作……

“上半年有疫情影响,下半年一边化疗一边办案,我都不晓得他怎么办完这么多案子。”市检察院六部主任朱刚痛惜地回忆。

扶贫一线的检察干部

9月17日,罗迅追悼会前夜10点,一陌生面孔走进罗迅灵堂,对着遗像深鞠三躬,一直守灵到18日凌晨一点多才离开。

来人叫李桥,重庆市武隆区土地乡天生村村民,一个与罗迅本不会有任何交集的农民。他俩之间的往事,要追溯到13年前。

2008年10月,市检察院对口扶贫武隆土地乡,罗迅作为普通一员参与其中,与李桥偶有接触。

“我真正记住这个人,是因为去长途汽车站接他下村。”2009年春的一天,李桥接到罗迅电话,不好意思地问李桥是否方便到长途汽车站接他,因为当时村里只有李桥有一辆旧车。

“市检察院干部下乡扶贫还坐长途汽车?”李桥怀着试探真假的心思,在武隆长途汽车站,真接到了穿着制服、提着行李的罗迅。

彼时,从重庆主城坐长途汽车到武隆,要四个多小时;从武隆坐班车到土地乡,又要两个半小时;从土地乡再到天生村,即便坐摩托车也要大半个小时。

李桥暗忖罗迅可能“体验生活”才坐长途车下乡一次。但一月后,他再次接到罗迅电话,这次问清他就在县城办事,才说“再搭个顺风车”。

至此,这个“下乡真扶贫的检察干部”被李桥牢牢记在了心里。

2011年,长期在外打工的李桥,被罗迅说服,返回家乡天生村当了一名村民小组长。

“我下决心返乡就因迅哥一番话。他说‘有市检察院扶贫,我就不信把你们这里搞不起来!’”10年之后,李桥依旧记得那个夏夜,罗迅说这话时闪闪发亮的眼睛。

那时,天生村已诞生40多家农家乐,村里外出青壮年回流高达90%。

“早年我们村的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哇!”李桥少年离家谋生,深感背井离乡之痛。当儿时伙伴纷纷回村且大多留下来时,他感慨良多。

“十几年前,迅哥坐长途车来我们村扶贫;现在,我就一定要开车去送他最后一程。”得知罗迅离世,李桥明知开车到达时已是深夜且无法返回,却还是连夜驾车赶到罗迅灵堂。

三名孤儿被改变的人生

罗迅在土地乡的扶贫,远超职务行为范畴,极富个人色彩。

“他哄我说去钓鱼看风景,到了土地乡才晓得是拉我去投资扶贫。”身为一家公司老总的王帆,回忆往事会忍不住笑。

2012年6月,王帆与罗迅偶然走进一户农家,得知78岁的奶奶曾永书和上小学的孙子吴松艰难度日。

王帆掏钱想表心意,但老人坚决不收。罗迅转到屋后猪圈指着一头猪说要买猪肉,老人为难,说猪瘦得只剩架子没啥肉。

“那先放您家养,这是定金,不能卖别人哦!”罗迅边说边掏出1000元,王帆会意也忙掏1200元,一并硬塞给老人家。

出门后,罗迅两人找到土地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树成,要资助吴松在学校每学期须缴的600元生活费。

“为谁掏这钱我俩争半天,拗不过他,最后一人一半分担。”王帆也没料到,那次的资助竟一直持续到了孩子们成年、工作。

几乎是吴松境遇的翻版,同校李平、李秋容兄妹俩父母双亡,他俩也通过校长李树成,为两兄妹缴纳每学期共1200元的生活费。

从2012年到三个孩子先后小学毕业、初中毕业、考入涪陵医药卫生学校等,他俩的资助从未间断。甚至他们三人至今在重庆主城的住处,都由他俩提供。如今连最小的李秋容也21岁,均已工作。

令人诧异是,早已成年的三人回忆罗迅时,竟羞赧低头:“我们都知道罗叔叔,但都不怎么记得他长相。”

“这事我作证!真不怪孩子们不懂感恩!罗迅不管是资助钱,还是资助米面油,他几乎从不露面!”天生村党支部书记徐敏多年替罗迅转交资助款物,每次只能语重心长告诉孩子们:“罗叔叔自己不递钱给你们是怕伤你们自尊心。”

“这么多年我都没机会感谢罗叔。原先还托人给他送板栗、核桃,现在面都见不到了。”24岁的哥哥李平回忆往事,双眼通红。

“我还能记得罗叔叔两次对我们说过的话,让我们学法、守法、不要走歪路。”21岁的妹妹李秋容说:“我们一个都没走歪路!”

“我没辍学,最大原因就是罗叔。”24岁的吴松眼含热泪回忆,当年罗迅二人买猪两年多后,奶奶心急火燎给罗迅打电话:“我把猪都喂到400多斤了,你们再不来拉,猪就要老死了噢!”

最后一笔党费

当年的土地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树成,至今最念念不忘的事,还不是罗迅资助孩子,而是他多年坚持为土地乡的学生复印教辅资料。

原来,资助三个孩子后罗迅发现,当地孩子们除课本外,几无教辅资料,学习缺乏拓展空间。他就在重庆主城搜罗最优质的各科教辅资料,然后各复印数百份。

“第一年复印资料,他忙活一个通宵,还弄坏一台复印机。”看着罗迅通宵忙活,王帆主动开着越野车去拉复印好的资料,塞满整整一车。

此后,他俩年年给土地乡中心小学拉去整车复印的教辅资料。直到2018年更多朋友知晓此事后,决定一起凑钱给土地乡的孩子们购买原版教辅资料。

“那年买原版教辅资料花了5686元,我们都不敢跟罗迅说金额。啧啧啧,他那人太抠了。”王帆撇嘴。

至于这些年做这些事究竟花了多少钱,王帆倒是哈哈一笑:“干这事我和罗迅一样,从不记账!”

其实,罗迅“抠门”已是大家公认。

“我认识罗迅这么多年,他居然没请我吃过一顿饭!你说他抠不抠嘛?”王帆努力装出愤愤然的模样,说罢却摘掉眼镜拭去眼角泪水。

罗迅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妻子张慧琴在网上买的一件打折冲锋衣,价格仅有338元。

罗迅上班穿检察制服,下班就穿运动服,四季如此。他家门口摆着的一双凉鞋,已全部掉皮,他依旧在穿。

如此“抠门”的罗迅,多年来保持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习惯:春节会购买大量御寒衣物和食物,在除夕前送给在车站、码头露宿的流浪者。有一次,他甚至带上了年幼的女儿一道去分发物资。

9月18日下午,罗迅去世2天后,妻子张慧琴想起之前丈夫的叮嘱,通过网络缴费系统,默默替罗迅缴纳了43.8元党费。

“他最后交代我办的就是这件事,也是我能替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张慧琴说。

这一天,距罗迅入党26年零8个月。

重庆日报记者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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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检察官的“舍”与“得”

张燕

检察官,是一个充满责任的职业,是与“正义”连在一起的称谓。当罗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个抽象的概念,有了最具体、最真实的写照。

面临生离死别,罗迅选择舍弃躯体的长存,让希望延续下去;饱受病痛困扰,罗迅放弃卧病休养,让案件落地有响;为了熬战司考,罗迅拒绝觥筹交错,让专业日日精进;面对遥远的呼唤,罗迅放弃优渥的条件,慷慨奔赴扶贫一线……在“舍”与“得”之间,罗迅的形象渐渐丰满——他恰似一支蜡烛,虽然细弱,但有一分热,便要发一分光。

诚然,每个人都有家庭、有牵挂、有顾虑。正因如此,取舍之间才更显真实、更加动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罗迅帮过的人、办过的案、资助过的孩子,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广度和厚度。

面对“舍”与“得”,罗迅心中装着“大爱”。至亲不在,肝肠寸断。彼时彼刻,捐赠遗体,更让人百般不解。但罗迅意志坚定,纵然妻子痛哭、战友劝阻,他仍然缓慢而坚决地点头。失去躯体,无可纪念,可谓遗憾。然而,把希望延续下去,何尝不是另一种对生命的热爱。

罗迅的遗体捐赠,更像是一封写给世界的“告白信”——请您用我的眼睛去注视人间吧,看看那些和我一样,努力活着、从不言弃、奋力奔跑的人,让生命之花,于艰难处生长,经风吹雨打,开出一个美丽的世界。

面对“舍”与“得”,罗迅心中装着“职责”。至难时刻,决心不再是简单的几个字——它是法庭上汗水浸透的额头;它是断食8天、脏器衰竭后的坚守;更是这位检察官“拼上最后一口气”,也要践行的使命。“职责”二字,始于初心,见于担当,成于选择。

罗迅是千千万万检察官的代表。他对司考的执着、对案件的谨慎、对工作的坚守,构建起一个检察官的全貌——寒窗苦读,难凉热血;兢兢业业,不负韶华。在政法系统中,还有许多像罗迅一样的人。他们或许一生“平凡而低调”,但他们对工作的恪守,对职业的尊重,对使命的担当,却无比崇高。

43岁那年,罗迅通过了司考,他与妻子相拥而泣。我们努力过、奋斗过,生命之花结出过璀璨的果实。纵使岁月无情,一次次将生命割裂,但人间有爱,希望不灭,感动长存。

愿我们都能从罗迅的“舍”与“得”中汲取精神养分,温暖彼此,照亮世界。愿榜样的光芒,转化为不竭的精神动力,指引我们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原标题:“我要配得上这身检察制服”——追记重庆市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罗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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