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绍英烈士资料图

在众多红岩英烈中，有一位出生于华蓥山区的合川籍女烈士。这位女烈士，就是被人们尊称为“华蓥女儿”的左绍英。

1948年春夏，重庆“挺进报”事件和“6.1”大逮捕迅速波及到上川东及整个华蓥山区。因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志叛变出卖，中共上川东地委委员骆安庆及地下党员丁胜鹏、唐玉坤、左国政、屈懋修等人相继在广安被捕，上川东地下党受到严重威胁。很快，敌人把追捕目标盯上了中共川东临委书记兼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政委王濮及其妻子左绍英。

左绍英，1919年出生于华蓥山下的滩子坎（今属草街街道）。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经组织批准与王璞结婚。1943年王璞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左绍英任王璞的联络员。1947年王璞任川东临委书记时，左绍英积极协助丈夫开展农村地下斗争。

随着敌人的追捕越来越紧，怀有身孕的左绍英不能与王璞一起东奔西跑，只好在合川县城表姐家隐蔽。因合川县城里布满了特务、暗探，左绍英不得不挺着大肚子，潜回华蓥山下的滩子坎娘家。

而此时的滩子坎，也布满了敌人的耳目。为以防万一，左绍英只好转移到滩子坎黑泥田梁四合家。因梁四合屋后是绵延起伏的华蓥山脉，附近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非常利于隐蔽，特务曾多次到黑泥田一带搜捕，均一无所获。

为尽快抓住王濮，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警备司令刘雨卿决定集中力量，率先抓住左绍英，只要抓住了左绍英，抓捕王濮就不成问题。于是，重庆行辕责令合川县县长李少雄，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将左绍英缉拿归案。

1948年10月，王璞的“合伙人”黄殿尧在合川被捕。李少雄责令滩子乡乡长梁学铭，带领保密局特务黄纯清、黄森扬，并押着王璞的同事黄殿尧，到左绍英老家滩子乡作进一步搜捕。

特务一到华蓥山下的滩子乡，乡长梁学铭则大摆宴席接风。时任乡队附的左绍英堂兄左绍先，也在一起喝酒。因左绍先喝酒贪杯，不慎失言，无意间透露了左绍英的隐蔽地点。

“快！左绍英藏在黑泥田！”特务一听，当即丢下酒杯，紧急追捕。

见特务去抓自己的堂妹，酒后失言的左绍先当即着了慌。他惊慌失措跑出餐馆，找熟人报信。慌乱中，左绍先遇上了左绍伯：“绍伯，坏大事了！你快到黑泥田去通知绍英妹子，重庆来的人抓她去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左绍伯因长期抽大烟，跑不动。于是又只好拜托梁伯泗报信。梁伯泗一接到消息，随即操近路，风风火火赶到黑泥田梁四合家，并帮忙绑了一架滑竿。

“快，绍英，朝后山走！”因行动匆忙，新绑的滑竿被抬断，左绍英摔在地上，脚被扭伤，不能走动。

“跑，我看你往哪里跑？”特务很快便追了上来。随即，特务又重新找来一架滑竿，强行将左绍英抬到嘉陵江边的木马沱，并用船运至合川县城。

“左太太，你老实说，你那‘匪首’丈夫王璞在什么地方？”李少雄与特务一起会审左绍英，左绍英死活不愿开口。敌人审讯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敌人，对怀有身孕的左绍英施以酷刑。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莫说受刑，就是杀头，我也说不出王濮在哪里。你们实在要想知道，有本事问王濮去！”左绍英斩钉截铁回答道。

第二天，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把左绍英押送重庆，关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帮助左绍英隐蔽、转移的梁四合、左绍伯、梁伯泗3人，也因“通匪罪”而被捕。

左绍英被捕一个月后，在狱中早产了一个女婴，同牢的难友称之为“监狱之花”，而国民党特务则将这无辜的女婴纳入政治犯之列，编号为“401”。在解放前夕的“一一二七”大屠杀中，“华蓥女儿”左绍英与她不满周岁的“监狱之花”壮烈牺牲，母女的鲜血染红了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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