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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致敬城市？因为这座城市是我们的身体、灵魂和命脉所在。为厘清这70年的人居进程，我们的眼光必须往前溯，让历史在蝶变中更鲜活地走进内心。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
在重庆，这是一句妇孺皆知的熟语。其中前句是赞叹，后句是感慨。对赞叹，我先按下不表，而对感慨的解析，则表明这是一座活得不容易的城市，以至“山高路不平”。
或许，在外乡人看来，重庆是一座既盛产英雄又盛产美女、既盛产美食又盛产想象的城市，但它骨子里，究竟还有怎样的个性和血性？在它热情、豪爽、大大咧咧的表象背后，究竟还有怎样的鲜为人知？
今天，只说说城市面貌的变迁。
城市面貌的主体是建筑。早年重庆主城（渝中半岛）的建筑除官府、寺庙、店铺、学堂外，以民居为主，城市无绿化、无路灯、无公园、无公厕、无公路、无自来水……
“山高路不平”，就有了广泛的外延。
事实上，明清以前，重庆还不能算一座严格意义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一座军事要塞。自公元前316年秦张仪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山岭上筑江州算起，直到北宋孝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这座城池才正式升格为重庆府，从那之后的八百余年间，“重庆”，始终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深藏于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或作为一个军事名词，库存于世界军事词典的索引目录里，以至1929年它正式建市时，其水陆总面积仅93.5平方公里，人口仅28万——然而从那之后的90年间，它竟先后经历1939、1950和1997三次直辖，其幅员扩展到8.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200万。这在中国城市史上绝无仅有。
但这仅仅是表象。
今天，如果你走在渝中半岛高低起伏的公路上，在体验“山高路不平”的同时，或许还会被眼前的景象吓一大跳：四周就像春天山野间的竹林浇多了肥料，惹得竹笋疯长——数千幢身形庞大的高楼大厦，将半岛插得密不透风，据说密度堪称世界第一。穿行于众多楼宇构置的阴影下，美女、美食、华灯、酒香、喧闹迎面扑来，恰如《疯狂的石头》导演宁浩的一句评价：这里的正街像香港，背街像加尔各答。
然而，这仍然仅仅是表象。
宁浩的说法，在于他尚不懂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典型到极致的城市，其市容面貌也充满二重性。因此，要解读重庆的人居环境，必须解读它的移民史：自秦灭巴后，这里的原住民巴人便消逝在历史暗夜的折皱中，今天的重庆人主要由清初移民、抗战移民和三线移民等构成，他们的生长便是城市的生长；是他们，创造和复制了关于重庆的所有意象。
遥看明末清初，巴蜀历经36年战乱，“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重庆城乡的写照，据康熙二十年（1681）统计，全川仅余人口50万，其中管辖下川东36州县的重庆府，人丁仅遗3万。顺治十年，清廷宣布移民，就此开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幕。自清顺治十年到嘉庆末的150年间，总计有三百余万移民（规模是今天三峡移民的3倍），经粤北、汝城、桂东、茶陵、醴陵、浏阳到平江，再溯江而上经宜昌入三峡，然而后分北上和西进两条路线迁徙，北路由重庆向广安、仪陇、巴中移动；西路入泸县、富顺、隆昌进川西。
湖广移民带来了农耕技术和建筑技术，既让经济得到复苏，也让优雅的川东民居遍布主城及巴渝山乡。
“近代城市之父”的拓城气魄
在文史学者杨耀健看来，潘文华堪称重庆的“近代城市之父”。这盖缘于他拓城的气魄。
潘文华，字仲三，川西仁寿人，民初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官至陆军二级上将。1929年，潘受刘湘委任，正式出任重庆市首任市长。至此，“重庆市”这一行政概念，在原巴县管辖的地块上脱颖而出。
建市伊始，主城困囿于通远门内，潘文华认为：“以重庆市区近30万人口，其拥挤情事，自难避免；若非另图新区，何堪困扼！”要拓展新城区，必须冲出通远门。
其时，通远门外坟茔累累，人称棺山，是数百年来市民祖宗的安息之地。
要把几十万座坟墓撬走建新城，是哪个出的馊主意？这事不但市议员通不过，城里老少爷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大多嗨过袍哥，口气很硬：“谁敢动坟，老子拼命！”行武出身的潘文华端是一条汉子，口气也不软：“不迁？笑话！刺刀侍候！”遂任命属下旅长郭勋祺为迁坟局局长。那老郭也算个狠角，一上任，恃快枪在手，放出狠话：谁敢阻挡，枪子不认人！遂派出迁坟队若干，大刀阔斧，仅一年有余，就将通远门外43万座坟茔全部弄走，开辟出从七星岗到菜园坝、从两路口到曾家岩的大片地块，时称新市区。
面对新开辟的大片地块，潘文华又亲自规划了主城三条公路，以渝中半岛山脊为界，分中区干线、南区干线（沿长江）和北区干线（沿嘉陵江），中区干线由七星岗经两路口、上清寺抵达曾家岩（周恩来公馆），叫中山大道，全长5公里，宽20米，底层砌碎石，上层敷设三合土，是重庆的第一条等级公路。
修路之际，潘文华又在七星岗打枪坝建水厂、大溪沟建电厂。路、水、电的兴建，推动了近代重庆城市建设的真正起步。在他任期9年内，重庆拓城向西冲出浮图关，向北延展到江北城，向南扩大到南岸区，一座颇具规模的近代山水大城，终于呈现在群山环抱的两江之滨。
主城民居并不仅仅是吊脚楼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重庆主城的建筑乃至民居，远不是以吊脚楼为主体，但诸多专家、学者和市民，皆有误读。
一个简单的推理即：在潘文华拆除老重庆的城墙前，主城民居均囿于通远门和朝天门内，多不临水，又哪来那么多吊脚楼？在清末富商刘子如监制的《重庆勘舆图》中，民居多为依山而建的小院落，要么是穿逗结构的平房，要么是四合院，吊脚楼极其少见——这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早年的重庆民居究竟是啥模样？二是在40年代卡尔.迈当斯等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中，怎么会有那么多吊脚楼？
先回答第一个。事实胜于雄辩：不妨看看上清寺。上清寺现在官媒统称“中山四路”，从其转盘路口到路尽头的周公馆，长度虽莫过1公里，但却布满了当年新市区的大量民居：路口是鲜英的官邸特园，依次而上是人民小学（早年是求精中学的西式教工宿舍）、张治中桂园、求精中学大门、中四路小学（建于上世纪20年代）、团市委（内有潘文华公馆）、戴笠公馆、周恩来公馆、雾都宾馆（当年是美军招待所，乃中山四路尽头），由此往回转，依次为军统局机要处、派出所、田坝子、市委后门、市委大门（当年市委大院内有富商康心如等人的多栋别墅，抗战后被国民政府行政院征用，成为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等在市区的居住地）、老东明餐厅、40巷、张骥公馆，左转接范庄。
这里有一栋吊脚楼吗？没有嘛！
都晓得重庆夏天发大水，谁会把房子修江边呢？傻呀！
这并非个案。已故民俗学家马恩华30年代考取了重庆大学，“那时重大刚从菜园坝搬沙坪坝，刘湘的成渝公路也修通了。去重大，得在牛角沱坐马车。”马先生回忆，“当时还莫得公交车吔——车老板红缨鞭子一抖，马车就叮叮当当跑起来。一路风景如画：右手边是嘉陵江，帆影点点，号子连连；左手边是一栋栋小楼，掩映在夹竹桃或树林里，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告诉你吧，抗战前的重庆城，硬是漂亮得很！但就是有点臭。”
问何故。答：“缺水噻！潘文华修的打枪坝水厂1932年才供水，但远远不能满足市民需求，很多人家仍得雇人挑水。有啥法呢，守着两江缺水喝嘛！一盆水既洗脸又洗脚还要冲厕所，水那么金贵，厕所哪能冲干净嘛，一到夏天，整座城市都有点臭哄哄的。直到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有了独立卫生间，城市才不臭了。”
这是实情：即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跨“三大步”的粪车还满街跑，清早八晨倒尿罐也是城市一景，能不臭？
回头说第二个问题，为啥老照片中吊脚楼那么多？马恩华称，主城吊脚楼大多是抗战后兴建的。史实时，1937年重庆主城人口30余万，1945年超过150余万，那么多难民涌入陪都，要住宿，只能因陋就简搭棚棚，条件好的修吊脚楼。城区好地段早被本地人占用，外来的下江人只能沿江搭建，因此人们看到的吊脚楼多在江边，如曾家岩、大溪沟、千厮门、朝天门、储奇门、菜园坝、化龙桥等。
那么，作为川东特色民居的吊脚楼又在哪里呢？它们多在巴渝丘陵的临河小镇或近郊临江小镇，如偏岩古镇、中山古镇、磁器口古镇、马桑溪古镇等。
史实如此，后世尊重。
(张卫：作家。曾在重庆晚报效力13年，学策划，善写作。热爱重庆文史和抗战史，跑过田野，采访深入，喜以白描状物写人，文字敢剔骨见肉，切入血脉，内心却谦卑。是《读者》杂志在重庆唯一的签约作家。唯谢者，乃读者之厚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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