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消息，家庭内部的结构和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家庭中暴力事件出现的概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认为，家庭暴力与家庭中资源的获取与权力分配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最早提出运用资源理论来分析亲密伴侣暴力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W. J. Goode），他强调家庭是一个权力体系，男性在家中居于支配地位。如果男性因为缺乏物质资源而无法实现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那么暴力将是他依赖的最后一种资源。
不过资源理论强调夫妻各自拥有资源绝对数量的重要性，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相对资源”更为重要，这种理论就被称为“相对资源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如果丈夫相对妻子资源匮乏，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才会依靠暴力来重建传统的性别权力结构。如果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超过丈夫，夫妻间的地位相对于传统性别模式出现倒置，女性遭遇暴力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
家庭与家庭暴力变化三联生活周刊：谈论家暴就离不开家庭，你认为不同的家庭结构在家庭暴力的表现上有差异吗？
马春华：从大的家庭结构类型上来说，施暴频率依次从高到低的是：单亲家庭、核心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庭）、夫妻家庭、主干家庭（由父母或父母一方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的暴力频率高于主干家庭，或许说明，在排他性相对较强、较为封闭的核心家庭中，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制约，男性施暴的可能性更大。
但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孩子。依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家中孩子的数目对妻子遭遇情感虐待有着显著影响。孩子越多，妻子遭遇情感虐待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我们的基线调查中也得到了证明。没有孩子的家庭施暴或遭遇暴力的比例是最低的，很多被访者提及夫妻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有关孩子的事情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图｜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国内近期也发生了一些恶性家庭暴力事件，以你来看，家庭暴力现象这几年在国内有怎样的变化趋势？
马春华：从国内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家庭暴力的发展趋势可能有几个表现。
一是从数量上来看，大家可能觉得家庭暴力现象好像增多了。比如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就发现，2016年以来审结的案件中，家暴案件占所有审理案件的比例持续增长，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家庭暴力更多了。就我来看，家暴案件在以前是比较隐蔽的，被局限于家庭的私人领域，现在只是揭开了面纱，更多地被暴露在公共领域中。而且最麻烦的一件事是，这些相对敏感的指标，国家部委没有给出官方的统计数据，可能也不好调查和统计，所以我们很难用数字来说它是在上升的。
再有就是年轻化的趋势。2017年就有研究说现在家庭暴力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这是因为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除家庭成员外，有同居关系的人等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也适用本法。所以他们所说的年轻化，是指很多发生在情侣间的暴力，包括大学生情侣。而情侣年龄一般会比已婚者的平均年龄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会比之前更加年轻化。
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关注的家庭暴力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原来讨论家庭暴力，指的是夫妻之间或者说伴侣之间的暴力；现在，为了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权益，父母对儿童的暴力、子女对老人的暴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还有同居伴侣间的暴力等等。
从家暴案件审理来看 ，形式日趋多样，不仅涉及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比如离婚、赡养、抚养、分家、继承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非婚生子女否认、生父确认、探望权、监护权、同居后损害责任、同居关系析产和解除收养关系等。有的甚至已从民事案件发展到故意伤害、杀人、虐待、遗弃、重婚等刑事案件，及撤销婚姻、确认婚姻无效等行政案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王旭华 摄）
三联生活周刊：那上面提到的这些家庭暴力变化与中国家庭的变化有什么联系吗？
马春华：这方面的关联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家庭关系的变动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权力的转移。以前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家庭的权力中心经历了从父子轴向夫妻轴的转变。在传统中国家庭里，主干家庭的模式居多，可能权力最大、占有资源最多的是年长的男性，因为以前的家庭资源更集中在长辈这一边。
但是现在不一定了，因为随着社会流动性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子女获取的收入大多要超过父母辈，所以现在掌握资源和权力的是年轻的一辈，甚至可能会是年轻的女性，这在某些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至少在过去20多年里，家庭资源的分配，在代际中是向着孩子这一边倾斜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涉及到对老人暴力的出现，因为现在的权力更多集中在子辈而非父辈手中，这也是父权丧失的一个结果。如果像原来那样权力更多地在父辈一边，当然不可能有对老人的暴力，因为你有求于老人，这就是家庭资源的获取和分配发生了变化。
资源与权力的争夺
三联生活周刊：似乎资源与权力在家庭中的分配是在这个方向上讨论的核心？
马春华：从社会结构视角探讨和分析家庭暴力的理论主要就是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和相对资源理论（Relative Resource Theory）。最早提出运用资源理论来分析亲密伴侣暴力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W. J. Goode），他强调家庭是一个权力体系，男性在家中居于支配地位。如果男性因为缺乏物质资源而无法实现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那么暴力将是他依赖的最后一种资源。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家庭与家庭暴力的关系的确是比较有关联性的。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妻子在家中掌控权力，可以削减自己受虐的可能性。不过资源理论强调夫妻各自拥有资源绝对数量的重要性，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相对资源”更为重要，这种理论就被称为“相对资源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如果丈夫相对妻子资源匮乏，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才会依靠暴力来重建传统的性别权力结构。我们发现，如果丈夫的资源比妻子多，地位比妻子高，那么妻子遭遇暴力的可能性会减少；但是，如果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超过丈夫，夫妻间的地位相对于传统性别模式出现倒置，女性遭遇暴力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
《神秘巨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但如你所说，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为家庭提供更多资源的人并不掌握家庭的权力，所以资源的获取与权力在家庭中的分配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马春华：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影响家庭中权力分配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上面提到的理论也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存在的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比如我们之前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妻子拥有绝对资源，对于她是否会遭受家庭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反而是丈夫的教育资源，是保护她们免于肢体暴力的因素；而相对资源对于妻子遭受家暴的影响，则取决于丈夫的性别意识。
就像我们一般会觉得家庭资源越多，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越高，其实不一定。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日本的女性在家庭中没有地位，因为她们有很多都不工作，按照资源理论，她没有经济来源，在家里的地位就很低，但是我们跟日本学者讨论的时候发现也不一定。
首先是因为日本有制度和法律保证，就是说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妻子也能够获得养老金，等于妻子其实也有一份自己的收入。而且日本给雇员的工资叫作“家庭工资”，并不是个人工资，会把你的家庭成员消费考虑进去，所以女性即使不工作也可以。其次，丈夫虽然工作，但是他所有的收入全都交给妻子，所以家庭的经济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实际上是妻子说了算。所以等她们老了以后，她们有自己的养老金，然后和儿女的关系又很好，相对来说她们在家庭中的处境反而更好。
因此，这种资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宏观上受到家庭政策和文化的影响，但在个体上，也与夫妻双方对两性角色的认知有关。就业与家庭暴力有关联性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刚才重点还是在谈夫妻间暴力，毕竟谈到“家庭暴力”这个话题，夫妻间暴力仍然是比例最高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类情况，像近期大家对于“家庭主妇”的讨论也很多。那你觉得从资源获取与权力分配的角度，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处境有什么变化吗？
马春华：我们无法确定在家庭暴力中，是否夫妻间暴力的比例是最高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而且针对儿童和老人的暴力更为隐蔽。我们只能说，相对而言，更多的人关注夫妻间暴力。夫妻间暴力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是大家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而什么是女性的家庭地位，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其他领域的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空房间》剧照
但是，女性获得独立的经济资源、拥有经济自主权，影响着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在家庭中的权力，这是被许多研究所证实的。而这一点就和女性的就业密切相关。
历年的普查资料表明，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女性的整体就业率呈下滑趋势。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的数据，中国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率，从1990年的71.56%降到2000年的68.97%，再降到2010年的61.29%、2019年的58.23%，呈明显持续下滑的趋势。在此之前，由于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在70年代末，中国的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内妇女就业的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到了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确定了企业用人的主体地位，把用人决定权交给企业。用工制度上基于性别的区分开始呈现。在“效益优先、优胜劣汰”的用人制度下，女工大量下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被归为“劣”质人群的类属。从80年代末《中国妇女》杂志主动发起的“就业还是回家——妇女出路在哪里？”开始，直到2011年政协委员张晓梅提案倡议，鼓励部分有条件的中产阶层女性回归家庭，连续出现了四次有关“妇女回家”的争论。这都对女性就业产生很大影响。
比如我们以前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未婚女性工作的概率是已婚女性的3.239倍，也就是说女性结婚以后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没有孩子的女性工作的概率是有孩子女性的2.357倍，也就是说没有孩子的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婚姻对于女性就业的影响主要是为了照顾孩子，孩子越多，女性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
所以从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家庭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现了女性就业率下降，即日本研究者称之为“主妇化”的现象，其原因并非像日本那样由于产业结构转换所导致，主要是因为要在家中照料孩子。而这就会牵扯到中国的家庭政策了，因为在育儿方面，国家给的支持很少。很多女性为什么回家？是因为她们要带孩子。
因为孩子没有可以托管的地方，她们就得请月嫂，通过市场来购买服务，而她们发现这些月嫂的工资可能跟她们出去赚的钱一样多，那她们干吗不自己在家带孩子？所以很多妈妈辞职在家带孩子，特别是孩子在0～3岁这个阶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也包括许多原有职业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妈妈们。
三联生活周刊：女性就业率的变化以及这种“回家”的趋势会导致家庭中暴力风险的增加吗？
马春华：我认为应该是会的。之前就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女性在家庭中没有决策权，或者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与女性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有关，这就源于她们的就业状况。
我们的研究表明，职业和家暴的关系，大致呈现出女性职业地位越高，遭受暴力的可能性越小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就业可能对家庭暴力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它会从根本上影响到家庭中各种资源的占有和分配，资源的分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听见她说》之《她和她的房间》剧照
其实最近也有类似的讨论，就是关于疫情给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中国讨论得不多，但是国际上讨论得比较多，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就有关于疫情给家庭暴力带来影响的分析。就是说从2020年1月份疫情开始，在经济出现问题、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很多男性失业了或者收入减少了，这种经济压力有可能转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
可能不仅是对妻子，还有对孩子的暴力。
三联生活周刊：那如果我们在政策上做一些工作能降低家庭暴力的风险吗？或者说我们在家庭政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马春华：我觉得在家庭政策上肯定有可以做的事。比如北欧的家庭政策，他们有非常完善的儿童托育系统，就是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去托育机构，自己出去工作，在国家的支持下，男女双方可以选择同时出去工作，或者谁愿意在家照顾孩子，那也有相对丰厚的补贴。
这就给家长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也不会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产生冲突。我之前考察过瑞典的家庭政策，在税收政策上，瑞典双薪家庭比单薪家庭纳税更少，以此鼓励女性外出工作。他们采用了育儿假的男性配额制度，也就是说480天带薪产假中，有60天是爸爸的配额，是不可以转让给妈妈的，通过这种政策强制男性参与抚育幼儿。同时，父母共同使用每一天育儿假，都可以获得“性别平等奖励”（Gender Equality Bonus），每天的奖励额度为5欧元。瑞典的家庭政策模式，使瑞典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9，15～74岁母亲的就业率高达83.1%。
所以最终又回到资源理论上。
归根结底，经济因素是一个家庭产生矛盾冲突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北欧那种福利国家制度也只是一种参考，他们近年来也受到很大的资金方面的压力，但至少从制度设计上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其他国家可以实施的政策，在中国可能会遇到很大问题。像育儿补贴，一个孩子一年100元，国家财政可能就付不起。但是地方上其实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特别是经济发达的省份。
像深圳已经做了好多年的“儿童成长补贴”：在依法设立并达到规范化要求的各类幼儿园就读的3～6岁儿童，包括深圳户籍、非深户籍以及台胞子女，每人每年1500元，其中1300元用于抵减保教费，200元由幼儿园统一组织在园儿童免费体检及购买儿童读物等。他们那边的公立普惠幼儿园大概是800元一个月，1500元大概就是两个月的托费，所以他们在这一块做得也不错。
归根结底，家庭暴力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现象，根本原因涉及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互相影响。除了通过减少家庭的经济压力来减少家庭暴力产生的可能性，还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比如，应该注重在中年人和低教育程度等家暴高发人群中有关反家暴的教育和宣传，重视在教育机构中开展对儿童的反家暴教育，使儿童从小建立关于家暴是非对错的价值观念，加强对家暴实施者的法律震慑性教育，进行强制性的法律知识培训和性别平等教育，以及心理辅导与治疗等等。
原标题：看起来“强势”的女性，就一定能摆脱家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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