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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合的版图:陶瓷里的江南对外贸易
01-21 08:52:38 来源:文汇报

▲青花“鹿特丹事件”图盘

陶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物品之一。与其它商品不同,陶瓷不易朽烂,即使历经千年,碎为残片,研究者也能辨识它们的产地与年代,结合出土与留存地点,可以追索其流动轨迹。正因如此,贸易陶瓷研究与考古已经成为探索古代交流与贸易、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封存在海底的古代沉船,以及不同地区港口、遗址出土的残瓷碎陶,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拾取这些历史的片段,尝试从陶瓷入手,拼合往昔的江南贸易盛景。

汇通四方:

唐代江南贸易枢纽

在扬州当地考古发掘中,唐代地层的陶瓷残片数量猛增,令人瞩目。

扬州本地并无瓷窑,追索这些器物的产地和流通轨迹,可以拼合出当时扬州在水路交通网络中的独特位置。最常见的长沙窑来自湖南,而长沙窑执壶上恰有“借问舡轻重,满载到扬州”“借问岳家舫,附歌到扬州”的诗句。这个线索提示我们,由湘江至洞庭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扬州,在当时已是极为繁荣的运输航线。北方邢窑、巩县等地的白瓷、唐青花、白釉绿彩,在扬州也非常普遍。

它们之所以集中出现在扬州,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密切相关,通过永济渠、通济渠、淮水、邗沟的水道联通,北方地区的物产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扬州。

扬州城内大量越窑产品则来自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顺运河抵达。自此,我们已经可以利用陶瓷残片,勾画出扬州位于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关键节点的面貌。

更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扬州罗城遗址中晚唐地层中的西亚孔雀蓝釉陶器,来自波斯大食。西亚陶器以及玻璃器的大量出现,显示了扬州与海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唐代扬州靠近出海口,有大量西亚人在此经商,扬州出土的摩呼禄墓志明确记录墓主系“波斯国人”,“舟航赴此”,这里正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进一步比较扬州、黑石号沉船及海外遗址出土唐代陶瓷组合,可以清晰地看到扬州作为国际港的位置。黑石号是一艘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的阿拉伯沉船,出水大量陶瓷,器物组合包括长沙窑,北方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越窑、西亚孔雀蓝釉陶器,与扬州面貌一致。在日本、东南亚等地也发现了与扬州出土陶瓷类似的组合。

通过探讨扬州城内的陶瓷遗物,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江南城市在唐代迅速崛起,通过运河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陆上丝路的东端在洛阳,隋唐大运河将其延伸到扬州,北方商品得以自扬州出发,输出海外,而江南物产也能经由扬州到达洛阳,再通过商队行销丝路沿线城市。扬州成为当时重要的枢纽,在对外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中的“黑石号”沉船

器行天下:

宋元江南物产输出

对陶瓷流通轨迹的追索,能够帮助复原古代贸易网络,利用陶瓷的线索,还能进一步了解贸易的规模与版图。

跨入宋元,我们首先关注印度尼西亚的井里汶沉船。如果说遗址考古是按照地层对某一地区过往的层层揭示,那沉船考古就像是解封一枚“时间胶囊”,将一个特定历史片段呈现在世人面前。

井里汶沉船出水了“戊辰徐记烧”纪年越窑碗,可以肯定其年代在北宋初968年或稍后,早于吴越纳土归宋(978年)前数年。船上出水的越窑青瓷大约有30万件。五代至北宋初,江南吴越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以慈溪、上虞为中心的越窑更是瓷窑林立,产量剧增,成为吴越王钱镠进贡宋、辽的贡品,同样也是对外贸易、获取利润的重要商品。30万件的数量印证了当时江南物产惊人的贸易规模。

宋元开始,陶瓷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物产,一直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陶瓷主要产区则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南宋至元代,浙江龙泉地区生产的青瓷取代越窑,成为外销瓷的主流。沉没于韩国全罗南道的元代新安沉船,出水陶瓷便以龙泉青瓷为主。

整合世界各地出土、留存的龙泉青瓷资料,我们会对这一阶段江南物产的输出范围感到惊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地航船所到之处,内陆腹地重要城镇,都能找到龙泉青瓷的踪迹。龙泉在对外输出中的优势地位,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故宫前年举办龙泉展,便以“天下龙泉”命名,江南物产的输出、影响范围之广,也由此可见一斑。

东西汇融:

明清江南的贸易活力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对外贸易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追踪一件青花的旅行史开始探索。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永乐官窑青花执壶,它由珠山御窑厂生产,郑和下西洋时,被明朝宫廷作为外交礼物馈赠中东,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又被法国驻奥斯曼大使带到法国。这件执壶见证了明代辉煌的航海时代,也是日后中国陶瓷风行欧洲的先声。

十六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东西方之间逐渐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往来,大量中国瓷器输入欧美,开启了新的贸易时代。贸易陶瓷的变迁充分见证了江南的贸易活力。灵巧的工匠针对日本、欧美不同市场,生产风格迥异的器物,满足不同的审美与器用需求,销往日本的古染付与输出欧美的克拉克瓷器风格迥异。比如上博收藏的古染付砚盒、茶道中使用的水指、茶碗,皆针对日本市场制作,而方瓶、啤酒杯、克拉克盘等,则为满足欧美器用与审美而制。

对外来需求的快速反应,新形式与技术的迅速吸收,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贸易活力的标准。明清景德镇贸易陶瓷完美体现了当时的贸易活力与创新能力,工匠根据外来订单,不断革新技术,完成所谓“式样奇巧,岁无定式”的贸易需求。上博收藏的油醋瓶、方瓶、果篮,吸收了欧洲陶器、玻璃、银器式样,都是典型实例。而欧洲发生的社会事件,比如鹿特丹事件、南海贸易泡沫,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反映到景德镇陶瓷上,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贸易繁荣与活力。

从唐宋到明清,时代在发展,贸易陶瓷的产地、面貌、市场不断发展变迁,但不变的是江南地区持久的经济活力与繁荣的对外贸易,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油醋瓶

作者:陈洁(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蕴(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陶瓷修复技艺”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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