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9点不到，两江新区行政服务大厅办公楼前就已有市民排队，因受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人正面临劳动纠纷问题，他们都等着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寻求帮助。
今年56岁的何明成是两江新区劳动监察大队监察科负责人，和往常一样，他坐在办公室面带微笑地接待每一位群众。41岁从部队退伍后，他便被分配到重庆从事劳动监察工作，一干就是15年，期间成功为众多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做好事的工作。
过去的15年，何明成一直和农民工兄弟们站在一起，在维权的道路上携手前进。
多方蹲守终追回欠薪
18岁就赴云南参军，41岁退伍转业从事劳动监察工作的何明成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年轻的时候性格很急躁，没有耐心处理那些闹矛盾的事，因此刚开始半年很不适应。再加上当时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太健全，很多事必须靠自己取证，进行各种协调工作，很不容易。”
何明成介绍，自己的工作主要就是帮权益受损的劳动者讨薪，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工。每到过年看到那些农民工拿不到薪水，他都会产生强烈的同情心，深深体会到自己作为劳动监察工作者的责任感。
经他手的农民工追薪案件中，金额最大且耗费精力最多的是2017年8月，他帮1100多名农民工追回了共计4300多万元的工资。当时，两江新区辖区内一施工项目因其总包公司面临债务问题，导致该笔工程款被银行冻结，所以工地上1100多名农民工共计4300多万元的工资一直拿不到。“我接到投诉后，首先通过各方核实其真实性，然后去项目现场找施工单位、包工头，及农民工等调查做笔录。”
何明成介绍，该案件最难处理的地方在于存在第三方利益纠纷，“由于案件还涉及权益受到侵害的第三方利益，在帮农民工追薪的同时，我们还得解决第三方利益纠纷，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因此花了半个月时间蹲守现场调查取证。好在最终成功解决，确保了农民工工资及时兑现。”
用温情解决难解纠纷
作为国家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者，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是最重要的职责，但中国有句老话“法理不外乎人情”，当遇到特殊情况，在法律之外协调酌情处理，也未为不可。在何明成遇到的众多案件纠纷中，就有这么一例特殊情况，在他看来处理结果还比较成功。
那是曾经在两江新区一小区当保安的男性投诉者，他因参加物业公司的集训受了工伤，导致膝盖半月板严重受损，父子俩前前后后十几次跑来辖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寻求帮助，希望能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
“经过认真核实、调查取证，我们单位鉴定当事人属于十级工伤，物业公司应该给予赔偿。但是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二次鉴定时说达不到十级，因此物业公司不承认按照十级工伤标准来赔偿，只承诺赔偿当事人一个月工资。”何明成回忆道。
面对这样的结果，当事人感到十分不满。于是，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下达文件让两江新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处理，队里便指派何明成接手。
“这也是一个不太好处理的案子。当时父子俩每周都会来单位找我一次，我先跟他们好好沟通，然后找来当事物业公司，让双方好好协商。最后协调物业公司按照照顾弱势群体的方式处理，赔偿对方8000元，双方最终达成谅解。如果没有后面一系列的沟通工作，受害者只能拿到1个月工资的赔偿。”何明成表示，他处理劳动纠纷通常从两大原则出发，即依法履行工作职责和适当考虑人情因素。一般按照这两个原则办事，拿捏好分寸，基本都能处理得比较好。
把国家政策用到“刀刃”上
十五年如一日做好一份工作并不简单。何明成表示，之所以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它能给自己带来帮助弱势群体的成就感和性格上的磨练。“单位领导常说：‘这是一份做好事的工作’。的确，我们依照国家法律帮助弱势群体维护合法权益，当他们的欠薪被追回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有成就感。虽然有的纠纷处理起来很困难，但是能尽我的职责去做好就很满足。”
除了成就感，何明成的性格也被磨练得更沉稳、更温和。以前当兵的时候，他遇事很急躁，现在则能淡定地处理每一个纠纷。“有些刚进入单位的年轻人还不太习惯，每天面对充满负面情绪的群众，自己也变得消极。有时候处理事情可能态度不是很好，就会被投诉，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如今，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投诉者，何明成始终坚持用一个微笑、一句暖心的问候，甚至一杯热水来拉进与群众的距离。耐心跟他们沟通，疏导他们的负面情绪，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在来访群众心中，他是尽职尽责的国家公务人员；在同事眼中，他是经验丰富、对待工作严谨细致又平易近人的老大哥，是一名真正的“劳动维权卫士”。
何明成坦言，劳动监察工作的压力很大，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疏导情绪、缓解压力，单位还会常常组织心理辅导课，而这些都是群众看不到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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