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 ——读刘萱《西藏三章》

吕进

一

一部崭新的诗集摆在我的书桌上：蓝色的封面，内文也是蓝色。书名《西藏三章》，这难道是西藏那雪域高原的明澈、纯净的蓝天吗？就这样，在重庆，在我的书房，我与遥远的西藏蓝天相遇了。诗人刘萱说：“空灵的蓝提取我的魂灵”。在诗行里的穿行，给我带来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西藏三章》的歌者走遍高原，且歌且行，藏南、藏北；拉萨、阿里、文布、泽当；喜马拉雅、珠峰，都在诗的字里行间获得新的生命。诗人登雪山则情满雪山，观圣湖则意溢于圣湖，心与神会，情与灵通。她的诗，真是“不择地而自出”了。

诗章绝不止于西藏风俗的呈现，这是诗人刘萱发现的西藏。刘萱说：“初来西藏的人只能触摸到她的皮肤，只有真正深入西藏的人才能触摸到她的温度。”我想起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评委会在北京的北纬饭店举行，艾青是评委会主任。我特别为一位我当时并不认识的叫吉狄马加的彝族新人的诗集《初恋的歌》发言。我说，这本诗集不像其他那些少数民族题材的诗集，吉狄马加并不着迷于彝族风俗人情的肤浅书写，而是通过彝族的生活触及了彝族柔软的人性和坚韧的精神，因此这准确无误地是一本优秀诗集。我感觉，《西藏三章》也是这样的作品。

在刘萱笔下，西藏的风物都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如果说，散文是反映世界，诗就是反应世界。在诗这里，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化为了诗人的主观反应，万物化为了情思。诗人反应世界用的是内视点。内视点给与诗人的是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香，女中之态，难以道破，只能会心。外在世界在心灵化过程中被分解和被重新组合了，物理时间和物理空间都失去了意义。诗人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在《西藏三章》里，诗人可以披满两万年前的阳光，诗人能够看到远古飘来的旗帜，诗人有可能将沉醉和悲苦从今世吹向他世，这就是诗啊！

跟着《西藏三章》，读者很自然地就踏入了西藏的历史深处，走进了西藏的文化精髓。这就是“诗与远方”的“远方”，呼唤淳朴、善良、信念、向往的远方。

日光之城的拉萨，苍茫肃穆，通透坦荡。被诗的太阳重新照亮以后，更以诗的风貌出现于我们面前了——

一直在世界最高处安住，每天都比黑暗准时到达。

这哈达洁白如歌，蔚蓝如镜，长远如诗。

泽当的望果节，在诗人眼里，就不只是一个民俗节日，诗笔披露的是感恩，是激情，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村口的氆氇正踉跄走过云彩，碰落黄昏的孤独。

在山脉分割远古的天空的阿里，诗人仿佛再次醒来——

我是你生命的原野，你是我一世积蓄的泪光

诗人写藏北歌声：

云朵成了五彩的河流

居于高天之上

却还能缓缓流动

左牵一只黄羊

右挽一个冬季

这使人自然会联想到那个“左牵黄，右擎苍”的“老夫”，当然，这里不是“老夫”苏轼，而是大高原变幻多姿的云彩。这里透出的消息，是诗人的古典诗词修养。

神性、神秘、神奇的西藏，对于我们，是“更加遥远的遥远”，超出了一般的感知天地，成为跋涉与寻觅之地。“倒下千年的风雪也覆盖不了你刻在高原上的悠久喘息”，对这“喘息”的聆听与解读是《西藏三章》相当动人的地方。诗人对人性对自然对生死对天地的哲思，显示出了诗集的厚度与深度。

二

没有内视点的人算不得诗人，同样，没有形式感的人也算不得诗人。

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艺术。从散文的眼睛看，诗根本没有什么内容，既无人物，也无故事，用德国美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诗是说废话的艺术，走弯路的艺术”。诗人讲的“废话”走的“弯路”为什么会有人喜爱呢？其中的奥秘就在它的言说方式。言说方式就是诗的形式。对诗的读者来说，形式也是鉴赏的重要内容。如果尝试将《诗·周南·关雎》译成现代汉语，我们也就失去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首悦耳、美词的诗。鲁迅曾不无幽默地说，假如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译成“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那么到哪里投稿也会碰壁的”。抽掉《关雎》的形式，诗就变成抽去水分的干枯的苹果。

我高兴地看到，《西藏三章》在形式上有所寻觅。从形式美学看，诗集的一些作品显然从散文诗那里吸取了比较多的养分。散文诗几乎是新诗出世后不久就有的品种。在新诗发展史上许地山、王统照、何其芳、郭风、柯蓝留下了优美的散文诗。尤其是鲁迅的《野草》，以它的幽深峭拔的诗境、深刻独到的神髓、缜密的艺术构思于圆熟的语言艺术成为现代散文诗的经典。散文诗在音乐美、排列美上不如抒情诗那样严格，它有语言的自然节奏，而并无有规律的节奏；它一般有留恋非韵文的倾向。在诗的所有品种中，卷舒自如的飘逸美、疏放美，是属于散文诗的诗美。刘萱曾师从柯蓝，受到柯蓝的指引。读《西藏三章》就感觉到，刘萱的这些诗有如天上流云，有如山间小溪，长短自如，无拘无束，富有散文诗的风姿。

《西藏三章》的“三章”体就是诗人在形式上的创造。启功先生曾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词是讲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他讲的是古诗，而新诗则是创出来的。《西藏三章》以西藏的地区和城市为题，每题都有三章。诗情澎湃，必须三章才得以放开胸怀。以《拉萨三章》为例，首先是序诗：“跋涉千里，乘星空的雨露投入你的怀抱”，然后是第二章《高原八月》，再然后是第三章《拉萨河的诉说》。诗情层层递进。这种“三章”体，让人想起钟嵘在《诗品》讲的话：“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尽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三章给了诗人和读者广阔的“感荡心灵”的诗的空间。

在世界文学史上，早有三部曲，始作俑者是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他的由《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组成的三联剧《奥瑞斯提亚》问世以后，人们就把三部内容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作品称作“三部曲”。《西藏三章》的“三章”是诗歌的“三部曲”，三章从三个角度对同一抒情对象的吟唱，构成一首完美的诗篇。看似随意走笔，其实这个“三章”很难写。宋代画家李唐有一首题画诗：“云里烟村雾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华牡丹。”确乎如此。

从中国来说，“三”可是神秘、重要的数字。《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三”：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下面的一横代表“地”，中间的一横代表“人”，而人是“天地之心”啊！老子《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所以，“三”是最具潜力、张力和魅力的数字，“三章”也可以看成赋予读者无限想象空间的结构。给你三朵花，让你闻到整个春天的芳香；给你三片叶，让你看到整个森林的翠绿；给你三章诗，让你品尝到西藏的神性，西藏的神秘，品尝到西藏，这个当今世界的神奇的神话。

对于诗人刘萱，“三”也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十多年前，她离开北京援藏三年，与雪域高原相遇的三年彻底改写了她的人生。虽然生存条件严酷，但是西藏对她产生了强大的磁力，唤醒了她的生命深处的回应。于是，她要求延长三年。六年后回到北京，她发现，她已经难以忘怀西藏“几世的泪水，万世的足音”了。她对西藏爱得疼痛，爱得入骨，她和雪域高原已经不可分离，于是离京迁藏就成了诗人下半生的必然选择。2013年，她定居西藏。

说到西藏，必然会想起仓央嘉措，用他的诗句改写的“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用到这里真是最恰当不过了。在世界最高处寻找诗意栖居，这一选择本身，不就是一首诗吗？援藏、再援藏到定居西藏，这正是诗意充沛的“西藏三章”呀！

三

西藏抒写是新诗的具有强大潜力的部分，藏族诗人的歌唱显现出西藏雪山的家园意识。汉族诗人则在西藏高原上寻觅着生命的真谛，人们记得当年在拉萨的马丽华的诗句，也记得海子那首《西藏》。近年出版的《李瑛诗文总集》第7卷收入的西藏题材的诗高达49首。将军诗人朱增泉新出的选集《忧郁的科尔沁草原》有一辑《仰望雪峰》，编入写西藏的诗歌13首。刘萱的出现，是西藏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它预示了在世界的屋脊，新诗会走进更多人的碉房和帐房，新诗艺术将会更多地遍地开花。

读《西藏三章》，会感觉到刘萱的诗笔很老到。这不奇怪，她其实已经写诗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的年代，八十年代初，刘萱就读的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的校园诗人成立了五月诗社，老诗人方敬时任学院的副院长，学校团委聘请方敬和我担任五月诗社的指导教师。后来，重庆各大学又联合成立重庆大学生诗社，刘萱是诗社的活跃成员。我手里保存的五月诗社的刊物《五月》创刊号，就刊发了刘萱的几首抒情诗和散文诗。

刘萱是业余诗人。她的繁忙的公务和她的诗歌写作在钟情西藏上交融了。她创建了微信诗歌平台“雪域萱歌”，几年里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诗歌活动。我祝福刘萱，也祝福西藏诗歌！

我的评论也写成了“三章”体，这是刘萱的魅力吗？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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