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古已有之的消费需求,人们今天外出观光游览的对象(景区、景点、景观等),有很大一部分既是历史时期形成的,也是古人旅游的对象。虽然古人受旅游地、旅游时间和旅游者身份的影响,不可能像当今时代便捷到“说走就走”,但“人人都有一颗旅游的心”,从皇帝到官员,从士人到百姓,都有自己的旅游生活。那么,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呢?一起来看看吧!
江苏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仿实景物和塑像《隋炀帝下江南》
“一国之人皆若狂”
《礼记·杂记下》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弟子子贡(名赐,卫国人)之间关于“观蜡”的对话,提到了百姓的休闲旅游。“蜡祭”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由官府组织,百姓参与,集祭祀与娱乐为一体。有一次,子贡目睹了“蜡祭”盛况后,孔子问他有何感受,他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意思是举国上下,万人游乐,到了近乎狂欢的地步,他表示很不理解。孔子一语点出活动的真实目的:“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认为,普通百姓长年劳作,需要片刻的休息,“蜡祭”就是传统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娱乐活动,这也是他们主动创造的旅游机会。
古人的出游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交通条件决定了古人主要是近距离的本地旅游,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旅游时间受农时节令的影响很大,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旅游内容和方式的不同。普通百姓主要利用农闲时间,集中参加区域性的旅游活动,所以“一国之人皆若狂”的集体出游场面并不鲜见。比如,到洛阳赏牡丹的历史非常悠久,东汉时期这里已有种植牡丹的记载,南北时期已普遍种植,唐朝时期到东都洛阳赏牡丹已变成了狂欢的节日。白居易在《买花》一诗中写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孙鲂在《看牡丹二首》中写道:“看花长到牡丹月,万事全忘自不知。”王睿在《牡丹》一诗中描述道:“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牡丹花开有时,赏花不容错过,甚至出现“人人迷不悟”“一国如狂不惜金”的景象。当年因牡丹而起的旅游热潮可见一斑。
庙会是普通百姓出游的重要场所。庙会在中国有极其广泛的分布,尤其到明清时期,市镇经济繁荣后,庙会不仅是物资交流的大会,更是百姓娱乐旅游的重要形式。在北京城内,“赶庙”很流行,春节期间的庙会更集中、更热闹。每月初三,外城西南的宣武门外有土地庙庙会;初四、初五,内城西边阜成门内有白塔寺(即妙应寺)庙会;初七、初八,城西四牌楼和护国寺有庙会;初九、初十,内城东四牌楼和隆福寺有庙会。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北京城的盛大灯市形成了万人空巷的盛景。这种游人如织的景象,在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都邑商镇都会出现。在河南,登封中岳庙会很著名,“四方进香者络绎辐辏,商贾赍货鳞集”。在山东,据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岱在《岱志》中记:“东岳庙……阔数百亩。货郎掮客,错杂其间,交易者多女人稚子。其余空地,斗鸡,蹴鞠,走解,说书,相扑台四五,戏台四五,数千人如蜂如蚁,各占一方,锣鼓讴唱,相隔甚远,各不相溷也。”亦可见盛大的场景、热闹的场面。
女性旅游在民间旅游中并不少见,时令节日里庙会上会出现众多的女性身影。妇女是逛庙会的主角,乾隆《林县志·风土》对当地庙会有记载:“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以为士女游观之乐记有之。”女性出游是女性群体的精神追求,也是两性相悦的需要。宋代之后,一则宋代司马光和夫人的有趣对话流传甚广,“司马温公在洛阳闲居,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兼欲看游人”形象地揭示了旅游者的心理。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光绪《南汇县志·风俗志》记,四月十二日当地有庙会,游人如织,男女混杂:“城隍白夫人诞,商贾云集,庙中演戏,小家妇女排坐东西楼观剧,浮荡子弟评头量足,腆不为怪。”
女性还有专属的节日,许多地方流行“迎紫姑”“乞巧节”等节俗,女性可聚会、可娱乐,也会交友出行。在许多地方性的社日祭祀活动中,女性也会参与,甚至成为主角。在山西黎城、屯留等地有秋社,“士女走社愈盛”;长子社日士女出游称“走社”。看似是一种祭祀仪式,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心灵上的寄托与精神上的狂欢,“一国之人皆若狂”,正是他们百日之劳后休闲娱乐带来的欢乐。
“王者巡狩,巡行问人疾苦也”
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第一”中记:“王者巡狩,以诸侯自专一国,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泽不下流,故巡行问人疾苦也。”意思是自古帝王出游,其目的是监察百官、体察民情和问民疾苦,从尧舜禹到秦始皇,帝王巡游不绝。为保证帝王巡游而修建的道路、修造的马车和游船,提供的旅途需要的饮食、住宿和娱乐等条件,是不断丰富吃、住、行、游和娱等传统旅游服务内容的体现。
帝王出游中,隋炀帝巡游很著名。隋炀帝以天子巡游作治国之道,他在位14年,留居京城的时间不足2年。对于自己的频频出游,他的解释是:“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除南巡之外,他还到北部边地和东北地区,考察边塞及长城防御等。为此,他下令数十万人修建“驰道”“御道”等,以方便出行。隋炀帝的巡游在客观上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比如他修筑的大运河影响此后中国千余年;他出行极尽奢华,修造的大船计有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数万艘,仅送往东都奉迎隋炀帝的船只就有不同等级和形制的数千艘,表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很发达,客观上对旅游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代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有六次下江南的经历。他们巡游的规模很大,对此后的旅游风尚有很大影响。他们的巡游都有明显的政治、军事和思想目的,意在笼络江南文人、稳定对江南的统治,同时又都带有明显的游山玩水性质。二人都喜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园林艺术。他们仿照南方园林的造园艺术,在北京修建皇家园林,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在内的“三山五园”等。
与帝王巡游相似的是官员的“宦游”。唐代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宦游是官员旅游的重要形式。官员较高的政治地位、良好的经济条件,加之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决定了官员旅游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帝王巡游。古代官员任职的“地域回避”,决定了他们需要“千里去做官”,必须进行较大区域的社会流动(旅行)。他们“临民治事”,职责范围包括修建道路、整治山河、治理环境、修建公共设施等,这些都与旅游有一定的关系。
“士”为风俗之先,他们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执着,访友游学,著书立说,像司马迁著《史记》伴随着的是极其丰富的旅游经历;他们秉承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像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游历四方,以总结反思明朝亡国的教训;他们追求科学精神,问学山水,访古寻幽,出现了许多像沈括、徐霞客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士大夫以文会友,情投意合者,结社雅会,“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诚如明朝人方九叙在其《西湖八社诗帖序》中所说:“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志,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爰寓诸篇,而诗作焉。”正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古代旅游史上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旅行家。他们有代表国家外出行使主权的,也有因宗教信仰、商贸活动,甚至纯粹爱好而旅行的。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返回后呈上了一份翔实的出使报告,描述了沿途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经济物产和风俗人情等,对汉朝平定西域诸地、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张骞的壮游极大地拓展了中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出现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盛况。
元代的海运盛极一时,开创了海上国际交流的时代。元朝既出现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和尼哥罗·康蒂等西方“中世纪四大旅游家”来中国的盛景,也出现了中国人周达观和汪大渊出海旅游列国的壮举。周达观奉旨出使真腊,他在吴哥旅居近一年,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描写了吴哥城的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和社会经济状况,参考价值很高,该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另一位旅游家汪大渊1328年从泉州出发,随商船浮海游历数十国,历时八年先后到达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诸地,后撰成《岛夷志略》,为此后中国与海外的交流积累了经验、留下了珍贵资料。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中国传统社会海外旅行的最高峰。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七次远航,每次率众上万人,行程数万里,游历了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远航经历和流传下来的“西洋三书一图”,对此后中国人的海外活动、尤其是私人海外旅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除以上帝王、官员、外臣和士大夫外,出于某种职务或职业的需要进行的外出旅游,还有僧侣的游道、商人的贸易和贩卖等,共同构成了古代的职业性旅行,它们虽然与今天的旅游性质不同,但其中都有明显的休闲、娱乐因素,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旅游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留给后人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
如今旅客观光欣赏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多是古人旅游时留下的,比如城池建筑、离宫别馆、交通驿道、官私园林等。古人的旅游活动还给我们留下了诗歌、游记、传说、故事以及石刻、方志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多彩的旅游风俗和文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它们同样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人们的旅游生活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彭勇,选自《人民论坛》杂志2023年12月(上),本文内容略有删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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