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会虽说是文人雅集，但将其视为王羲之为自家儿子精心安排的一次社交亮相，倒也未尝不可。此事从王羲之一家与会人员中就可见端倪，除六子王操之外，他与长子王玄之、次子王凝之、三子王涣之、四子王肃之、五子王徽之、七子王献之悉数到场，让孩子们在诸多名人世家面前混了个脸熟。特别是小儿子王献之当时才9岁，要在一大堆文学大家面前即兴创作实在是难为了他，后来果不其然，王献之被罚酒三觥，想必也逗得诸位长辈为之欢笑。王羲之带着他出席盛会，若说完全没有冀望诸贤日后提携看顾之意，恐怕也非事实。
而王羲之的用心也收到了成效，其诸子在仕途上都不差，王凝之做到会稽内史，算是：子承父业“；王操之做到侍中、秘书监；王徽之做到黄门侍郎；王献之更是做到中书令，与温峤、庾亮、王坦之、谢安等名相等夷。侍中、黄门侍郎为门下省高官；秘书监、中书令分别为秘书省和中书省之长，虽然东晋惯例要带“录尚书事”才有实权，但身任此职者算是跻身政权核心圈。
尽管曾身居高位，但后人依然不太会将王羲之及诸子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原因很简单，羲之父子在政坛上的亮相既短暂又平淡，同他们在书法文化界的地位形成颠倒，仅仅一代人之后，王羲之一门就在政坛中逐渐淡出，玄孙王法兴在史书中已然无传，他们家仕途的高光时刻，就像永和九年春那样，一去再也不复返。
名气最大，身列“二王”的小儿子
晋康帝建元二年（344），王献之出生。这位王羲之41岁才得到的孩子比长兄王玄之小了足足18岁，差了近乎一代，但排行最末的他最后却成了王羲之诸子中名气最大的一位。
对中华文化稍有涉猎之人不可能不知道艺术史上与其父亲并称“二王”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以行书及草书闻名，在楷书和隶书上皆有深厚功底，后人又将其同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书中四贤”。只不过极为可惜的是，唐太宗喜父贬子，拼命将王羲之墨宝收藏内府，却对王献之书法不屑一顾，导致他的墨宝在唐代未得到很好传承，直到数百年后宋太宗在位时方才精心收集，将其法帖编入《淳化阁帖》第九、十卷。饶是如此，今日王献之存世法帖墨迹本依然极少，不逾七件，而且还都是摹本，较其父作品数量颇有不如。
李世民看不上王献之的书法只是个人鉴赏水平问题，世人对王献之书法艺术自有公正评价，对其书法的接受极早。略晚于王献之的东晋权臣桓玄就是王献之书法的狂热爱好者之一，曾经专门做了两个随身携带的锦囊分别存放“二王”的法帖，即便在戎马倥偬之际也片刻不离，可见对王献之书法的推崇。
王献之既有天赋还足够勤奋。今日中国少儿学书法，老师多半都会向其传授王献之习字痛下苦功的励志故事：据说王献之少年习字略有所成便沾沾自喜，将功课向父亲展示，父亲见后只是微微一笑，提笔在他所书的“义”字（一说为“鹅”字）上面加一点补全，嘱咐他给母亲看。王献之不解其意，拿去给母亲郗夫人看，得到评语曰：唯有此点笔力最肖似汝父。王献之听完大惭，再也不敢以书法自矜，回头刻苦练字，墨水尽染十八缸清水方才书法大成。
当然，这只是一个励志故事而已，正史虽未采纳，但也承认王献之少年时代就有过人的书法天分，说他七八岁开始学书法，有次王羲之见他习字，偷偷从后拽他的毛笔，但王献之由于聚精会神握笔极紧，居然拽不动，其父于是感叹：“此儿后当复有大名。”不仅是书法，王献之聪颖过人展现在方方面面。《晋书·王献之传》就夸他“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还举了个例子，说他“年数岁”时观看父亲的门生樗蒲（一种带有赌博色彩的游戏），随口说了一句“南风不竞”，门生听后很不高兴，但又不好直说，只能说师傅家小公子“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王献之听闻大怒：“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然后拂衣而去。
“南风不竞”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后多引申比喻游戏竞赛胜负已见分晓，王献之当时不过十岁，小孩子心性做不到观棋不语，此事不足为奇，但点评时引用艰深的《左传》，着实让人惊讶，被门生夹枪带棒讽刺时还能回一句远不如荀粲（奉倩），近不如刘倓（真长），更是让人叹服：荀粲、刘倓都是晋代有名的学者，两人家门整肃，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倓“门无杂宾”，常言“小人不可与作缘”，王献之此语，既有悔恨自己轻易开口为人所辱之意，又暗将诸门人都骂为“庸碌常人”与“小人”，机锋之敏锐，实当得正史所言"风流为一时之冠"的评语。
如此聪慧的世家少年，在门阀政治盛行的东晋时代自会受到前辈的关爱，名相谢安就对王献之青睐有加。因而他仕途极为顺利，起家就是州主簿、秘书郎，随后转为秘书丞。晋简文帝刚继位的咸安元年（371）又特地选他为驸马，“诏尚简文帝女新安公主。”到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王坦之死，谢安总领朝政，对王献之更是不吝提拔，力邀他担任自己的长史，直到太元六年（381）任命王献之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随即“征拜中书令”，就此成为中枢大佬。嗣后，王献之一直担任此职至英年早逝为止，之后由他族弟、王导之孙王珉接任，因而世人也称王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
从履历看，王献之的人生实在过于顺风顺水：少年成名，大佬看顾，选为驸马，进入中枢，简直是封建时代士人所能想象出最理想的人生轨迹，然而在王献之心中，如此完美的人生却有着巨大的遗憾。太元十一年（386），王献之病笃，家人按王家世代信奉的五斗米道做法为他“上章”祈祷，需要忏悔平生。直到此刻，王献之才吐露心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一场政坛地震导致的离婚事件
王献之所言与郗家离婚，指的乃是他28岁时同妻子郗道茂离婚，改迎娶简文帝之女新安公主一事。
郗道茂为太尉郗鉴的孙辈后代。郗鉴仕晋元帝、晋明帝、晋成帝三朝，曾协助讨平王敦和苏峻之乱，是朝堂举足轻重的重臣。不过，同“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比起来，郗氏家门终究差了一点。
王献之同郗道茂的感情想必不错，否则他也不会临终之际“惟忆与郗家离婚”，然而由政治因素开始的婚姻，终究因政治因素破裂。晋海西公太和四年（369）九月，也就是王郗离婚前两年，东晋权臣桓温在枋头（今河南鹤壁浚县西南洪门渡）大败于前燕，一举葬送他三次北伐成果和一世英名，幸亏前燕前秦随后爆发灭国激战，东晋才免遭亡国。败退后桓温自知英名受挫，只能以攻为守先发制人震慑政治对手，开始策划废立皇帝。经过一年多的运作筹备，咸安元年（371）十一月，桓温废皇帝司马奕为东海王（后追贬为海西公），杀其三子及其母田氏、孟氏，改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在废立过程中，桓温对政治对手进行了大规模清算：昔日显赫一时的殷、庾两家遭到惨痛打击，永和以来东晋皇室和几大世家维持的脆弱平衡被瞬间颠覆。
在此背景下，王献之与郗道茂离婚迎娶新安公主，显然就不是简单的陈世美式的故事了。人们应当留意到，这场政坛大地震的关键人物都与王献之有着亲密关系：桓温的谋主、废立事件的幕后总策划郗超，乃是郗鉴之孙；而主持废立的台前总司仪，正是他堂叔王彪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政治都如同一张大网将王献之兄弟罩住，让他们在其中无法独善其身。
王、郗两家到底为何决裂？史书并未记载当事人看法，因而内情始终成谜。曾有后人提出，王献之同郗道茂离婚是对郗超主谋废立事件表达不满。
除此之外，两人离婚更可能是朝中上下都不愿意看到王、郗两家如此紧密：对于桓温来说，他刚因“恶殷、庾宗强”而大开杀戒，当然不愿意自己心腹同另一世家大族保持着两代姻亲关系；而对于反桓温一方来说，若是王献之和郗超合流，使得桓温势力无人可挡，进而成功问鼎也实为可虑，因而拆散两人婚姻也势在必行，背后操盘手很有可能就是日后的名相谢安——桓温对谢安欣赏有加，谢安首次出仕便在其幕府中任司马；王献之兄弟同谢安是旧识，王、谢两家更是有着姻亲关系；而对于帝室来说，谢安又是简文帝亲信臣子，由同几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他出面协调此事，怕是再合适不过。
王、郗离婚，对小家庭来说算是政治导致的爱情悲剧，但放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当时，却不过是桩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毕竟，同整个家族地位的延续沉浮比起来，即便王献之再深情，名气再大，也顶不住方方面面的压力，更何况以王家几兄弟门户算计之精明，他们到底是不是主动要求离异，恐怕都难说。
亲戚交往中的门户私计
如是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考究王献之诸兄弟在桓温擅权之时的举措，人们不难看出暧昧：他的五兄王徽之先为桓温参军，后又任桓温继承人桓冲骑兵参军，一直在桓氏手下做事，怕不是在朝廷和桓氏之间两面押注？
更妙的是此君做事的风范。在桓温手下做事时，王徽之整天蓬头露首，不系发带，更不理幕府事务。在桓冲手下时，桓冲曾问他负责什么部门，此君则答曰：“大概是负责管马的机构（似是马曹）？”桓冲追问你管了多少匹马？近来马死了多少？王徽之则对曰：“我不了解马，哪里知道有多少！（不知马，何由知数！）”以及一句孔夫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推得一干二净。桓冲表示我最近想给你挪一个更好的位置，结果王徽之根本不回答，只是一个劲盯着远方，过了一会才用手杵着脸颊说：“我刚从西山早上游历而来，现在心情正舒畅（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言外之意，桓冲你别拿这些俗事来败我的兴。
从表面上看，王徽之官当得实在过于浑浑噩噩，对上司举止未免也过于简傲，然而极具魏晋风流的此人绝不是笨蛋，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的是他；月夜乘舟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反”的也是他。心境如此豁达，举止如此风雅，要说他单纯是狂傲到不亲政务，恐怕也非实情，更有可能是在藏拙。屈身出仕桓氏，那是为了家门计不得已，但朝中反桓氏势力也不弱，他若是一味竭诚效忠，万一时过境迁，怎么收场？倒不如一个劲摆出名士架子借机不做实事，哪头都不得罪。
后人应注意到，在王羲之一门家风中，固然有诗书传家的一面，然而为门户所打的小算盘也不少。献之几兄弟有些行为，往好了说是忠于皇室，处处都同企图篡夺政权的“邪恶”势力划清界限，但往深了讲，未免也洗刷不净自家趋炎附势的嫌疑。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7），朝廷有所更易：谢安加侍中、都督五州诸军事；谢玄被任命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此前同谢安一起受命托孤、出自太原王氏的王坦之已死，继承桓氏的桓冲又无桓温野心，对朝廷礼敬有加，明眼人都可看出，谢氏把持朝政的日子就要到来。
另一方面，谢安和郗超有宿憾乃众所周知之事，当此之际，应对何人笑脸相迎，对何人又冷面相遇，王氏兄弟又岂会不知晓？同郗家疏远虽无人情，但政治上却不失为加分项，两者之间孰去孰从不言而喻。
王氏兄弟盛情招待的二谢，就是谢氏一族著名才俊谢安与谢万。谢安总揽朝政的次年（378），王献之出任其长史，王凝之、王操之也在朝堂身居高位，王徽之则在桓冲手下任职，全家仕途蒸蒸日上，个中缘由不仅仅是他们兄弟勇于切割旧姻亲郗家，更是因为他们同此时朝堂中枢大佬谢家也有姻亲关系，即兄弟中的老二王凝之，迎娶的就是谢安之兄谢弈的女儿，也就是著名才女谢道韫。
象征王氏衰落的王凝之悲剧
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女，在封建时代也很难留下自己的正经名字，道韫二字只是王凝之妻谢氏的字，她未出阁时就以才华闻名，一次是谢家聚会，刚好天降急雪，谢安便让在座小辈形容雪，堂兄谢朗说是空中撒盐，道韫则说：“不如说是柳絮随风起。”谢安听后“大悦”。
让人遗憾的是，即便是如此聪慧的女子，在那个时代也不得不屈从于家族利益，嫁给王氏兄弟中最不堪的王凝之。她初嫁给王凝之后归省，就表现得郁郁不乐。史载王凝之“亦工草隶”，看来也是一名书法家，文艺素养大概也不会太低，只是比起谢道韫实在差得太远。要知道，谢道韫才学已经达到可以讥讽堂兄弟谢玄“天分有限”，可以帮助王献之在清谈中辩驳客人的水平，谢玄、王献之都不在她话下，她又怎会看得上王凝之呢？
而且，谢道韫对王凝之鄙视还真不是仗自家权势欺人。作为名士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之兄，王凝之流传后世的却是他的愚蠢。他历仕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在会稽任职时东晋朝纲已乱。隆安三年（399），前一年逃入海岛上的五斗米道首领孙恩卷土重来，率领起义军围攻会稽。身为最高官长的王凝之既不出兵，也不为之准备，每天只是在道室磕头祈祷念咒，属下请他下令出兵征讨，他则回答说："我已经请大仙做法，借来数万鬼兵扼守诸关卡，贼不足忧也。"这当然只是扯淡，等到孙恩打到城下数万鬼兵也不见踪影，王凝之只能仓皇出逃，结果被孙恩捉住，连同他的几个儿子一同处死。反倒是谢道韫表现出不一般的胆识，听说孙恩打来举止自若，让婢女用肩舆抬着自己，携带外孙提刀出门，手刃乱军数人之后才被捉住。孙恩本想也杀害她外孙刘涛，而谢道韫则正色表示：“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史载“恩虽毒虐，为之改容，乃不害涛”。
此前，王氏一门最为翘楚的王献之、王徽之在13年前的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就先后去世，王献之无子，唯有一女王神爱，于太元二十一年（396）在秘书监王操之的主持下嫁给白痴皇帝司马德宗，不过王操之也于当年去世。随着此次孙恩之乱王凝之一家合门被杀，王羲之诸子中有名气者全都不存于世。父辈零落，使得王羲之孙辈更为凋零，除王徽之之子王祯之曾与桓玄对谈，得以在《晋书》中留下姓名，到刘宋时还能见诸史册的，就剩下曾孙辈的王祯之之子王翼之，以及过继给王献之的王静之之子王悦之了。再之后，人们就光知道王翼之之子名王法兴，事迹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中。大名鼎鼎的王羲之一家，就此默默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东晋自太元二十年（395）司马道子专权以来，嬖人赂进，朋党竞起，朝政早就江河日下，统治阶层内部钩心斗角。隆安二年（398）五斗米道在孙恩的叔父孙泰领导下首次起义。整个东晋王朝已开始摇摇欲坠，王朝中所有显赫世家都即将迎来一场劫难，而王羲之一门的衰落，大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浪花罢了。在这场即将来临的剧变之前，王氏兄弟昔日费尽心机的各种门户私计，都成了些毫无用处的滑稽剧，同王凝之之痴，看上去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然而后人笑话王凝之痴，殊不知门阀政治发展至此已走入下坡道，那些看似精明，动辄以家世夸口的纨绔们，痴的又何止他一个？将来注定衰败的，又何止他一门？时代洪流滚滚，旧时王谢堂前燕，很快就要因为改朝易代而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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