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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与贵州大学的缘起缘落
10-27 18:33:16 来源:文史天地

抗战时期,西迁贵州的私立大夏大学由于办学经费极度拮据,数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国立。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匮乏的贵州省也正努力向教育部申请重建国立贵州大学。教育部便借机施一石二鸟之策,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更名为国立贵州大学。正是此举,使得大夏大学与贵州大学之间结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因缘。

一、贵州大学的历史回溯与重建申请

贵州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末年间的贵州大学堂。1901年9月,清政府颁发“兴学诏书”,除京师设立大学堂外,要求各省省城的书院,都改办为大学堂。1902年8月,贵州巡抚邓华熙遵照规制办法,参酌贵州的实际情形,利用贵山书院之址,正式创办了贵州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贵州大学堂。贵州大学堂仿照上海中西书院编制,分英文、法文和日文三班,学生百余人。同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张百熙等人拟定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省城所设的学堂应称为高等学堂。但此制并未真正实行。1904年1月,清政府又颁发了由张百熙等人重新修订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省城设置高等学堂一所。此制在全国正式实施。因学堂名称与《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之规定不相符,同年,贵州巡抚曹鸿勋就对贵州大学堂进行了整顿,将其改办为贵州高等学堂。1905年初,林绍年到任贵州巡抚,他批评贵州曾办的大学堂和高等学堂“三年以来,空悬高等之名,而无中学之实,固由规模未备,亦办理不能尽善之所致也”。因此,他参照邻省云南的做法,又将贵州高等学堂改办为贵州高等学堂预备科。1906年,巡抚岑春蓂又参照两广、江苏等地的做法,再将贵州高等学堂预备科改办为贵州师范学堂简易科。简易科学制一年,共办了三期,之后停办,贵州大学堂的历史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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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贵州大学校门外景(时称两江口,原贵阳一中旧址)

中华民国成立后,贵州一些有识之士屡有创办大学的动议,但因军阀战乱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等故,未能实行。1926年,周西成主政贵州后,社会相对安定,教育发展迅速,在校学生人数突增两倍以上,各县恢复或创办的中学也急剧增加,中学毕业生也逐年增加。可因贵州尚无高等教育机构,欲求深造的毕业生,不得不跋涉千里赴他省或国外求学,道途难行,资费难付。加之时局动荡,国内各大学亦受影响,所以贵州的中学毕业生,更难有升学之机会,故“本省大学,大有不能不设之势”。尤其贵州的建设“如矿山之开采,马路之建筑,实业之开发,江河之开浚等,所在需人。目下不过创始期间,已感才难,若不及时培养,将来逐渐发达,需人尤多”。他们认为,解决上述困难“唯有建设大学之一法”。 

为培养和储备所需人才,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周恭寿向周西成建议创设省立贵州大学。1928年3月,周西成下令停办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贵阳甲种农业学校和省立贵阳第二中学,并利用这些学校的师资和资源,正式创办了省立贵州大学,周恭寿兼任校长。学校设有经济、医事、矿业三个专科,并附设文、理预科,专科学制三年,预科两年,学生达300余人。正值学校处于良好发展态势之时,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滇军的战争中不幸身亡。随后周恭寿去职,学校遭受改组。之后由于经费不足,出省交通不便,师资难得,立校基础不固等原因而无法维持,于1930年底,待矿业专科生毕业,省立贵州大学即宣告停办。之后贵州省教育厅还两次向教育部呈请备案,拟续办贵州大学,但未能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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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教育部不同意国立文件

贵州两次兴办大学,第一次由于不谙章程,第二次由于条件不具,所以均告失败。至1936年,全国的高校已达108所。而贵州自从省立贵州大学停办后,却未有高校,令全省人士引为深忧。有鉴于此,黔中不少人士又动议续办贵州大学。1936年,贵州省政府呈请教育部创设国立贵州大学。可时隔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教育部乃以国家财政困难为由,议决暂缓办理。之后,虽有大夏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湘雅医学院等校陆续内迁到黔,但贵州人士认为那只是它们的暂时栖息地,抗战胜利后,这些高校必定会回迁,贵州的高等教育又将重陷“空白”。因此,他们认为设立国立贵州大学十分必要。1939年,由马宗荣、商文立等人牵头,向贵州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提交了设立国立贵州大学的提案。提案获得通过后,贵州省政府即向教育部提出了申请。同年11月,贵州省政府、省临时参议会还分别致电教育部,催促其迅速设立。后经贵州省政府的恳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同意先行设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1940年5月,教育部议案经行政院审议通过。1941年10月,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即正式成立。但贵州人士并未就此放弃他们的“贵大梦”,称本省已有贵阳医学院和贵州农工学院两个独立学院,再请教育部添加一学院,将它们合组成为国立贵州大学。

二、大夏大学的西迁与国立化请求

大夏大学是1924年创办于上海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被迫内迁,其第一部设于庐山,第二部设于贵阳。大批教职员和东南的学生纷至庐山,西南的学生则齐集贵阳。庐山部于1937年10月下旬开学,贵阳部于12月底开学。南京、上海沦陷后,第一部被迫迁离庐山。随后两校分立,以重庆的第一联大为复旦大学,以贵阳的第二联大为大夏大学。在贵阳的大夏大学(以下简称黔校)因战时物价上涨迅猛,遭遇到了严重的经费危机。教育部的补助费由原来每月一万元,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只按七成拨给,所以实得7000元。再说大夏大学的开支主要取之于学费,但对贵州籍贫困学生的学费是一再减收,尤其很多跟随到贵阳的江浙学生以及其他沦陷区转入或借读的学生,失去了经济来源而无力上交学费,学校还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另外,大夏大学内迁后,1938年,仍留上海的傅式说、吴浩然、陈柱尊等人在上海租界内新设立了大夏大学沪校(下文简称沪校),让那些无法转往贵阳的500余名学生得以继续学业。他们租屋校舍、购置教具等所费不少,每月需由黔校拨1000元补助费。如此一来,大夏大学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了。为了摆脱经费危机,大夏大学校董会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求援。一是向教育部申请增加补助费;二是从长计议,申请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

1939年1月,大夏大学正式呈请教育部改为国立。2月,校长王伯群和副校长欧元怀前往重庆,继续与教育部商洽改国立的问题。王、欧二人返贵阳后,向大夏师生报告了改国立的进展情况以及陈立夫所提出的改名条件。对于更改校名一事,师生无法接受,纷起反对。作为校友组织的大夏学会更是强硬,如大夏学会上海分会和贵阳分会均致电母校,若改为国立,则必须要保留大夏校名。校方也表示“决保留校名”,并将此事暂且搁放。可在经费极度匮乏之际,校方觉得不改国立无以图存,遂在6月份的校董会上重议改国立一事,并呈请教育部。当时大夏校董会约有两种方案:一是将黔沪两校均改为国立,则要求保留校名;一是只将黔校改为国立,沪校仍维持现状,则黔校可以更改校名,由教育部拨付开办费和经常费。但作为条件,得额外拨给沪校一次性设备费10万元,同时还得照当时的补助款额,按月补助沪校。教育部则表示只愿将黔校改组为国立贵州大学,且每年增加补助费20万元,但对沪校是否改国立及其补助之事只字未提。显然,教育部是有意于后一种方案,可又拒绝为沪校的支出买单。因此,大夏校方坚决反对,即派欧元怀赴教育部商洽,希望教育部能按照后一种方案,额外补助沪校。因双方未达成共识,所以行政院驳回了教育部的呈文,并回复:改国立一事缓议,待教育部查实情况,再增加补助。此次,虽然大夏请改国立未能成功,但教育部同意从7月起每年为其加拨8万元补助费。

随着抗战的发展,贵阳的物价逐日飞涨,大夏各项开支剧增,入不敷出,导致“教授方面因待遇不能照国立大学增加,而国立大学又重币争相延聘,故时发生离校之念。学生方面,鉴于一般国立大学收费较庑,并多免费优待机会,为减轻经济负担,亦纷谋转学,或竟拟自动辍学”。对此,王伯群认为,这不仅会陷学校于无法维持的境地,而且无形中还会消减抗战建国的力量,阻滞贵州高等教育的推进,影响至大,令人忧虑。而且他也直言,当前贵州省各界人士也正在积极申请设立一所院系较为完备的国立大学,依本校现有条件,足以相符。故王伯群坦言:“今倘蒙改归国立,学校、地方自当并受福利。”即若黔校能改为国立,可谓两全其美。因此,1940年6月,大夏大学援照同在贵阳的湘雅医学院改国立之例,再次向教育部申请黔校改为国立,并放弃了额外补助沪校的条件。7月,教育部回复:改国立一事,依然缓议。9月,大夏大学推派夏元瑮、徐汉豪两先生作为教授代表前往重庆与陈立夫商洽。11月,教育部回复全体教授,“目前中央财政困难,所请改归国立一节,难以照办”,但核准追加一次性补助7万元。此后,王伯群数次委托何应钦代为疏通,但国民政府以“财政困难,卅年度新事业概不兴办”为由,以请国立者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均一律未准为例,予以回绝。

三、教育部的强改与大夏大学的抗争

一方面,贵州省迫切想要设立国立贵州大学;另一方面,大夏大学迫切希望改为国立。当然最省事省钱的方案,那就是将大夏大学直接改为国立贵州大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就是这样盘算的,但大夏校方又不肯“合作”。对此,他一直在等待时机。一方面,先行设立贵州农工学院,目的是等待大夏校方的“思想”转变;另一方面,继续与大夏校方周旋,试图迫使大夏与刚成立的贵州农工学院合并为国立贵州大学。

1941年11月,复旦大学改国立的议案在行政院获得通过,且于1942年1月正式改为国立复旦大学。大夏校方从中又看到了曙光,于是就援用复旦大学之例,再次申请。1942年2月,在行政院例会上,何应钦将大夏改国立之事作为提案提出,蒋介石批示:改为国立原则上可行,先交由教育部整理院系后再呈核。陈立夫奉到批示后,事前事后均未与何应钦商量,也未征得王伯群同意,即上呈行政院通过了议案,擅自将黔校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拟定3月15日为国立贵州大学的正式成立日期。大夏校方接此命令,犹如晴天霹雳,群情愤激,誓死反对更名。因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校已经停办,恢复开办又无定期,倘若黔校改名,整个大夏都将不复存在了。王伯群闻后愤怒道:“一厢情愿,不惟校名消亡,校产亦被告掠夺,真可谓非法政治矣。”并感叹道:“岂非吾人十数年共同心血之结晶即归消灭?群虽可以从此轻卸仔肩,但揆维初衷,对我万余同仁同学,又宁忍照办?”大夏校友总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发起护校运动。他们认为改国立可以,但必须保留校名。其中,云南校友会还致电行政院,若一旦改名,则“万余校友之精神无法依附”,如若保留不了校名,则暂时缓改,仍以私立存在,但请增加补助费。王伯群也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是贵州人,我把学校完整的由上海带到贵州来,我必须完整地带回上海去,我不能做出出卖学校、出卖良心的事。”并强调说,教育部要设立贵州大学,那是他们的事,与我大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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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委员合影

1942年3月,王伯群偕教授代表金企渊、校友代表王裕凯赶赴重庆。得知教育部还拟聘王伯群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王伯群气愤至极,当日下午便赴教育部会陈立夫。王伯群说,抗战之际,是我力主将大夏从上海迁到贵州的,现如撤销校名而改为国立,那大夏就等于沦亡了,如自己再出任贵州大学校长,那就是卖校求荣,为人不齿。因此,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聘任。他还质问陈立夫,大夏是私人出钱创办的,未征得捐资创办人同意,而肆意收归公有,法理何在?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先例吗?陈立夫无言以对。3月17日,王伯群吁请孙科、孔祥煕、何应钦、王正廷、张嘉璈等11人在重庆召开大夏校董会,议决了三种办法:一是完全按照复旦改国立之例,将大夏改为国立;二是将大夏的文、法两学院拨给贵州大学,大夏保留理、商两学院及待从沪校迁来的教育学院,保留私立性质,但除现有的补助费41万元外,教育部应另需加拨20万元;三是大夏保留院系不变,继续维持私立, 但教育部除现在的补助费41万元外,还需另外加拨40万元。校董会认为,上述三种方案,任由教育部从中选择一种加以施行即可。事实上,这三种方案均保留了大夏校名。4月21日,行政院通过复决:大夏仍维持私立性质且保留校名,除原有的补助费外,另外每年加拨50万元。由此可见,教育部还是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并多拨了10万元。

1942年5月,教育部见大夏大学合改国立贵州大学无望了,于是匆匆将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单独改制为国立贵州大学。至此,大夏大学与贵州大学的合校缘分也就擦肩而过了。1943年初,蒋介石获知大夏大学并未改组,而是另行成立了国立贵州大学时,认为那是对教育经费的莫大浪费,因此还怒斥陈立夫是“以国家教育为儿戏”。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黔校迁回到上海与沪校合流,重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夏大学。1948年6月,大夏大学还向教育部力陈改国立之必要,但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一口否决了。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夏,因为院系调整,大夏大学与私立光华大学合并组建了华东师范大学,终于有了“国立”的身份,但大夏大学之名称却遗憾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86期

【作者系贵州省凯里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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