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
刘秉忠，1216年出生，可谓忽必烈的姚广孝。刘秉忠出身金朝的官宦世家，对儒学融会贯通，后世尊其为邢州学派领袖，之后他潜心修习佛老，最终融汇三教。以儒家救世的目标，让他入仕元朝成为忽必烈的参谋，他鼓动并主导了忽必烈时期元朝的汉法改革，为元朝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
左刘秉忠，右忽必烈
一、刘秉忠自幼缺乏华夷之辩
华夷之辩是儒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拿孔子来说，如果从道德角度来看管仲，管仲人品太差：管仲和鲍叔牙做生意偷鲍叔牙的钱；管仲贪生怕死，冲锋在后、逃跑在前；管仲先投靠公子纠，公子纠一死马上投靠小白（后来的齐桓公）。但这都是小节，孔子就感叹如果没有管仲存邢救卫，我们都要被蛮族入侵，“披发左衽”，所以在华夷之辩这个大节面前，管仲的一切过错都不打紧，最终孔子极大地赞美了管仲，给了他儒家最高荣誉“仁”。儒家祖师爷都十分看重华夷之辩，以后的徒子徒孙自然也是一个比一个激进，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夷狄无信，易动难安”。所以华夷之辩可谓儒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管仲
刘秉忠所在的邢州，就是管仲存邢救卫的那个邢国，自古以来邢州就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接触区，邢州人民可谓见惯了蛮族。战国时期，邢州归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王旨就是在这颁布的；十六国时期，邢州是后赵的都城；辽金时期，邢州设节度使。所以邢州被史学家称为“民族走廊”，是北方民族融合的重镇，这也是邢州地区华夷之辩薄弱的原因。
《元史》称：刘秉忠先祖是东北人，累世在辽朝当官，辽金换代后，刘家依旧在金朝混得风生水起，曾祖父被封邢州（今天邢台）节度副使，此后其家族便世袭此职。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刘家一直在少数民族政权下活动，辽金二代进行了汉化改革，也尊孔子、开科举、学儒学，但绝对没有学华夷之辩，所以刘秉忠从小接受的教育就缺乏华夷之辩的内容。
赵武灵王
二、质子非质子
在缺乏华夷之辩意识的基础上，刘秉忠因出身官宦世家，自幼便接触儒学，8岁就能“日诵数百言”。后来金蒙大战，蒙古人攻占了邢州，设立邢州元帅府，但因为蒙古人少，蒙古人便采取了扶植伪军的策略，将邢州原来的地方大族、官僚纳入新政权，但蒙古人又不相信他们，所以将他们的嫡子全部纳入元帅府为质子。刘秉忠他爹就被蒙古封为元帅府都统，而刘秉忠就被送入元帅府。
元军
刘秉忠一进帅府，当时的蒙古元帅说：“此儿骨相非常。”见刘秉忠骨骼奇异，必是可塑之才，就“命僚佐教之文艺，不使列质子班，置之幕司”，就是说不把他当人质班的，反而是命令左右教他技能，让他当参谋。而此时的刘秉忠才13岁。正是由于碰到个好老板，刘秉忠自云“诗文字画与日俱进”，在为人质的几年里，他不仅没有低人一等的待遇，反而学习了天文历法、诗词歌赋、建筑图画，成了全方位的人才。
三、由儒入佛
刘秉忠在元帅府学习几年后（1233年），17岁被封节度使府令史，17岁的少年虽然没有任何实权，就是个文秘，但也是正式公务员啊。可刘秉忠却不甘心现状，反而感叹大丈夫生不逢时无法作为，“乃汨没为刀笔吏乎”！最终他选择辞官游学。就在他游历陕西的时候，遇见了他一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老师——天宁寺主持虚照法师。虚照法师是当时北方佛教的得道高僧，以“默坐问磬而悟”出名，法师将满心怨气的刘秉忠收入门下，赐号子聪，慢慢培养他佛教修心之术。就是在这里，经过佛教的浸润，刘秉忠养成了虚怀若谷、成熟稳重的性格，不再是那个热血少年了。在虚照门下，刘秉忠静等展翅的时机。
另一方面，蒙古重要的亲王之一忽必烈此时也是雌伏状态。《元史》称，当时忽必烈在“潜邸”（就是被搁置）。某一天，忽必烈请云海法师去和林（是当时的蒙古首都，在今天的外蒙）讲经。云海法师是成吉思汗时期的法师，被成吉思汗亲封“小长老”，后来历代蒙古大汗不断加赐，到了蒙哥时代已经成了“燕赵国大禅师、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堪称北方佛教的顶点。云海路过云中（今大同），当时刘秉忠也在这个地方，云海便邀请刘秉忠一起去见忽必烈。
结果见了忽必烈，刘秉忠“应对称旨，屡承顾问”，表现十分出色，加上刘秉忠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结果忽必烈就让云海南返，而留下刘秉忠。刘秉忠就这样进了忽必烈府邸，成了忽必烈核心智囊团的成员。
刘秉忠和忽必烈
四、刘秉忠崛起
刘秉忠进入忽必烈王府后，最开始是担任军事参谋，跟随忽必烈三次南下（两次打大理，一次攻击南宋），随军途中，他依据山川形便，负责参谋军事和安营扎寨事务。蒙军每攻占一城，刘秉忠就劝诫忽必烈不可滥杀，“不妄戮一人”，所以忽必烈这路军队军纪最好。
1259年，蒙哥汗进攻四川合州时死亡。当时忽必烈正在进攻湖北鄂州，一听到这个消息，在刘秉忠的鼓动下，忽必烈马上和南宋议和，率军奔回老家准备夺权。随后就是蒙古内斗，忽必烈驻军燕京，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占据蒙古高原，双方南北对峙。忽必烈这边既有蒙古兵的强悍，又有刘秉忠等精英智囊的谋划，最终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忽必烈成了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忽必烈
忽必烈登基后，野心不断增大，他不再满足于蒙古和金朝旧地，期望能像历代中原皇帝一样坐拥天下中央，以为正统，但是古语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所以名、言、事、礼乐、赏罚等，就成了忽必烈创建基业的当务之急。
当时蒙古帝国的都城还在今天的外蒙古，离中原太远，实在不像一个入主中原的正统皇朝。所以经刘秉忠主导设计，蒙古人修建了大都北京、中都开平。而后刘秉忠建立了蒙古第一个年号“中统”。1271年，经刘秉忠摘选，他选取了《周易》“大哉乾元”一句中的“大元”二字作为新皇朝的国号，这一年忽必烈颁布诏书，正式建立大元。这个国号完全是儒家味道，淡化了汉人对蒙古政权的陌生感。建都、年号、国号三者齐全，这样一来，忽必烈的帝国算是将名、言、事三者一并完成了。
可更麻烦的是行政机构和礼乐制度。行政机构的改革和礼乐制度的创新，也是新皇朝得到天命的表现。但元朝贵族都是少数民族出身，汉字都认不全，怎么可能会制定行政机构、礼乐典章，所以这么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刘秉忠身上。随后刘秉忠借鉴宋金旧制，构建出了元朝的行政机构，一省、一台、两院，即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宣政院。之后刘秉忠又参与了《元典章》的撰写，《元典章》就是机关单位的办事准则和朝廷礼仪。元朝政府的框架这才算是搭建出来。
今天都知道紫禁城是姚广孝设计的，但姚广孝设计的紫禁城也不是平地起波澜，紫禁城的左右对称结构、中轴线分布都是刘秉忠的手笔。北京的太庙、社稷坛也是在刘秉忠设计的基础上翻新的。1274年刘秉忠去世，忽必烈闻之愕然，追谥“文正”，加封三公之一的太师，有元一代，汉人能被封为三公的只有三个，刘秉忠就是之一，可见刘秉忠对大元之功勋。
参考文献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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