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美国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国访问的台湾省“行政院” 副院长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警卫的簇拥步入酒店大厅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砰”的一声，火星飞溅，子弹掠过蒋经国耳朵，射向旋转门。
意外并没有中断蒋经国的行程，他还是按照计划出席了工商协会的宴会，但还没安心地吃完这顿午餐，得知消息后的美国记者就蜂拥而至，请蒋经国发表一下遇袭感言，他神态从容地说到：“这些人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会亲自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政府可以释放他们。”美国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刺客”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保释。
那么，刺杀蒋经国的人是谁？根据“刺客”之一的郑自才的口述：刺杀蒋经国的构想，首先是他提出来的，然后再去邀其他人参加，他和妻子黄晴美最先找到黄文雄，因为黄文雄和他们住在一起。郑自才告诉了黄文雄自己的构想时，他并没有反对。
郑自才是黄文雄的妹夫，当时，黄文雄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的台湾留学生。一位台湾留学生形容黄文雄：长得很帅，又潇洒又浪漫，还有一只似乎永远不离嘴的烟斗，加上那袅袅而上的黑烟，使人感觉他是用诗写成的一个人。
一些理科生分析蒋经国可能的经过路线，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倍镜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由谁来开枪，随即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的话题。有人建议：雇佣黑社会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黄文雄显得非常安静，他对这样的讨论兴致并不高，黄文雄认为：这种事哪有请杀手来替我们行动的道理？又不是黑道寻仇，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自己去做。
于是，郑自才夫妇、黄文雄和赖文雄4人买来手枪，决定先到海边练枪，他们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一去，不是死亡就是坐牢。
4月23日晚上，也就是行动的前一天，郑有才、黄文雄、赖文雄聚在一起讨论由谁开枪，原本是决定用抽签的形势来决定“幸运儿”，但是黄文雄却自告奋勇，决定自己来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老婆孩子。而且他们打算只带一把枪去，打得中的话，一个人开枪就好了，不必用到两个人或带两把枪；因为两个人开枪，容易被发现，失败的机会也比较大。
黄文雄分析：广场和入口是安全部门防控的重点，但酒店后侧有一幢建筑正在改扩建，非常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会比较薄弱。于是，他决定从后侧的巷子转到左侧，然后沿酒店的骑楼走向广场正门。
24日早上，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大家集合，准备示威游行，当天参加游行的人其实并不多，才二、三十人而已，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照原来的计划走向酒店。
美国对蒋经国的行程安全作了极为细致的安排，其座车将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急速行驶，座车上安装有钢板和防弹玻璃，由摩托车队开道。车队通过路口时，所有方向全部红灯，等座车开过1分钟之后才亮绿灯，放行其他车辆。简单地说，在座车里、在行车时，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
唯一必须警惕的就是进出旅馆时，没有钢板和防弹玻璃的屏蔽，容易遭到袭击。在西方人的眼中，所有中国人的体态特征都基本相似，这就和我们看老外一样的道理。所以，美国的安全人员事先就将蒋经国等随行人员的照片冲印拷贝，分给各个安全单位作“勤务前教育”，以便认清每一个人的面貌和特征。还要求蒋经国等人在美国的4天内，不要更换和原来反差太大的服装，或将发型、胡子作太大的变化，以免一时反应来不及而影响安全。
蒋经国的演讲预定在中午12点开始，他就住在附近的酒店，本来是打算走路过去，结果当天赶上下雨，就改坐汽车。当妹妹在酒店的附近把枪交给哥哥黄文雄的时候，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大厅方向走去。
护卫人员排成两排人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就挤到了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当蒋经国准备走进饭店中间的旋转门时，黄文雄动手了。蒋经国身边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警察，看到黄文雄的手举起来准备开枪时，一名警察直接用身体撞了上去，经过这么一撞，子弹射偏了二十公分左右。从蒋经国头顶飞过，其他保卫人员立刻一拥而上，将黄文雄的手反扭，压制在地上。
看到黄文雄被警察压在地上，郑自才立刻冲过去，结果警察拿起警棍，看到他就打，刚好打到眼镜上，把脸割破了，血流如注，后来缝了五、六针。
那名及时冲上去撞击黄文雄的美国警察，确实是尽职尽责，为此，蒋经国特意将自己戴的贵重手表赠送给他，以谢救命之恩。
可能是意识到警卫工作存在问题，第二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向蒋经国表达歉意，但蒋经国却表现得非常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让无辜的人被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已经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尼克松总统立即下令，蒋经国在美国的安全由联邦调查局接手负责。此后，20名身形高大的警卫就围在蒋经国身边，任何人不得轻易近身。
说句老实话，刺杀案的发生的确存在疑点，蒋经国的专机抵达华盛顿军用机场时，平时就算是政府官员都需事先申请登记，如果说遇到总统座机起降或者贵宾来访，戒备更加森严，所有出入机场的人由白宫统一发放识别证。但是当天，居然有30多人高举标语，在停机坪附近的禁区内高呼口号，进行示威活动。因此，这30多人能这样成群结队地进入军用机场的禁区，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蒋经国在美国遇刺的消息，当天就送到了蒋介石手中。蒋介石既惊又喜，惊的是儿子在美国警卫的重重保护之下竟有刺客行刺，喜的是儿子安然无恙。
很快，黄文雄和郑自才被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黄文雄需要缴纳十万美元才能保释，郑自才需要九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最高保释金的纪录。虽然不到三个月，台湾省的留美学生就为2人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了保释。
但黄文雄和郑自才却选择了弃保逃亡，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顺利摆脱了FBI的监视，逃出了美国，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后来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
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二十五年，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开车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时也不会去酒吧喝酒；实在想家，也不敢给家里电话。
1996年，黄文雄回到了台湾，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卧病在床5年。黄文雄听从了弟弟的建议，与母亲见面时，扮作弟弟从美国请来的推拿医生。但没想到的是，已经26年没有见面的母亲，很快就认出了他。也许是看出黄文雄情绪上的激动，在为母亲按摩脚的时候，母亲用脚趾夹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闪慧黠的光芒。
2012年5月，在台北一栋植物环绕的房子里，年逾古稀的黄文雄，在一个堆砌着书报的角落里，对着电脑码字。穿着简单、满头银发的黄文雄，喜欢从眼镜上方看着你，一脸孩子般的笑容。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和“刺客”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虽然蒋经国多次对这件事表现得很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还是让蒋经国终生难忘，这是他平生对最危险的一次遭遇，以至于后来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这次枪击事件之后， 蒋经国就再也没离开过台湾一步。他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省本土的精英人士，比如台湾大学的教授等人进入蒋经国的视野。尽管蒋经国曾声称，蒋家人不再会成为台湾省的领导。临死前，他再一次强调，蒋家后人不得投身政治。
但是，蒋经国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路数，就是完美地复制了蒋介石培养他的套路，1976年，虽然口碑不佳，但还算可造之材的蒋孝武开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几年后，蒋孝武有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工作经验的完美履历。
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发生前，台湾省各界都认为，蒋经国要培养蒋孝武接班的意图非常明显。江南命案彻底打碎了蒋经国可能的政治安排。蒋孝武难逃干系，因为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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