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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康熙字典》差点要了数百条人命!
04-14 09:19:08 来源:史点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月13日,一本大部头的中国字典——《康熙字典》出版,直到今天,还是一本很多人在用的工具书。

这本字典自康熙四十九年起编,至最终面世,历经七年的时间。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辑214部,收字470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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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最开始列《字母切韵要法》和《等韵切音指南》,便于读者了解书的注音方法,又有《检字》和《辨似》,帮助使用者查疑难字和近似字。在每一个字的下面,分别详细列举了古代《广韵》《五音集韵》《古今韵会》等书的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表示一个汉字的读音,比如“冬,都宗切”,取“都”的声母和“宗”的韵母注“冬”读音),还加注直音(就是用一个汉字标注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如“钊”音“昭”)。 

《康熙字典》收字多,故事也多。

皇帝赐字主编陈敬得名陈廷敬

山西有个“皇城村”,传说这里出了一个很能干的大臣,他非常孝顺。有一年,母亲说自己很想去看看北京城,但是脸上有一道伤疤,出门总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年纪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大臣为了尽孝道,就仿照北京紫禁城的轮廓,在家乡盖了一个新城堡,让母亲天天看。

从那以后,大臣的子孙也都世代守卫着这座城堡,还取名叫“皇城村”。这个大臣就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陈廷敬。因为陈廷敬对朝廷贡献很大,康熙皇帝很赏识他,不但“皇城村”的名字没有犯朝廷禁忌,皇帝还给他写了“午亭山村”的匾额和“春归乔木浓阴茂,秋到黄花晚节香”的楹联。

陈廷敬原来的名字是陈敬,中间一个“廷”乃是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皇帝所赐。顺治十五年(1658年),陈敬进京考进士,廷试的时候,顺治皇帝进考场视察,他发现有一个青年很特别,竟然拿着酒上考场,颇有文人洒脱之气,就记下了他的名字。发榜的时候,顺治问陈敬有没有被选中,要主考官引他来上殿觐见。结果,人带来的时候,顺治一看,不是那个拿酒的青年,原来考中的人里面有两个陈敬:一个顺天府人,一个山西人。拿酒的青年是山西人,主考官引来的是顺天府人。后来,因为山西陈敬“才高一筹”,殿试第一名,顺治特赐“廷”在“敬”字前,以表示廷试时的际遇。从此陈敬就叫陈廷敬了。

因为才华横溢,为官正直,陈廷敬从廷试那一刻开始就步步高升。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官位相当于副宰相。1710年,康熙皇帝命张玉书和他主持编纂一个大部头的字典,本来张玉书担任总纂官,陈廷敬辅助,没想到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继任总纂官。

为了尽快完成,陈廷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不仅亲自审阅文稿、编订目录、考校典籍、查阅大量古代辞书,还不忘招纳天下才子共同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自己的儿子陈仕履就是在“出榜招贤”的时候考进编辑组的,父子二人留名一书,成了文化界的美谈。

终于在两年之后,书稿完成,康熙皇帝非常高兴,亲自题书“康熙字典”,还要陈廷敬撰写序言,抓紧出版。但是此时陈廷敬已经年逾七十,没有等到1716年字典真正出版问世,就先去世,实为可惜。

王锡侯改编遭遇杀身之祸

清朝的皇帝比较用功,康熙朝编《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做《四库全书》,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典籍。不过皇帝们也时时用一下那个钳制士人思想的密招——文字狱,但凡大部头的书,都会牵连那么一些士人因字获祸,《四库全书》有,《康熙字典》也有。乾隆朝,江西的举人王锡侯就是因为改编《康熙字典》,遭遇了杀身之祸。 

王锡侯,江西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人,一生期望“学而优则仕”,虽然懂训诂、善诗文、会观天、通气象,但是科举之路却不是那么顺畅,38岁才中举人,之后就屡试不第,死活没有发达的运气,也就只好在家著书。因为善于考证字音字义,所以对《康熙字典》做了精深的研究,看多了,就发现问题了。

《康熙字典》收字很多,但是他觉得,按照笔画查字,使用者总是会查到字却不能知其所有组词用法,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像散落的珠子。于是他就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读音或意义相同、相近的字,汇集到一处(比如“木”目,后面则列树木、木板、棺木、果木、木材、木料、伐木等相关类)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字典。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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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锡侯有一个仇家王泷南发现他在《字贯》一书的自序中,有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一句,就抓住不放,上告江西巡抚海成说王锡侯这是在诋毁圣训,属于狂妄不法的行为,应该把他逮捕。

更要命的,乾隆在翻看《字贯》后发现,王锡侯竟然把康熙、雍正、乾隆的名讳直书,无所避讳(按照清朝的规定,凡是皇帝名号皆应减一笔或加一笔或以不书来避讳),这就属于“大逆不道,为从来未有之事”,那就“罪不容诛”了。其实王锡侯是在凡例中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写避讳,偏偏自己列举时忘了避讳。 

乾隆因此特别生气,下谕:“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斩了王锡侯,连带儿子孙子也处决;就连江西巡抚海成,上奏时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作为惩罚,乾隆认为刑罚太轻,替罪人说好话,“大谬”,被判为斩监候(死罪,但并非立即执行),秋后处决;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也因为都看过《字贯》一书,却没有能检出悖逆重情而革职等,上上下下牵连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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