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崛兴朔漠所向无敌，凭借的是迅疾如风的强大骑兵集群。但骑兵并非没有弱点，中国古代兵书认为：树林、沼泽、山涧、高坡、崎岖纵横的沟壑都是骑兵的败地。遇到长江大河、高壁深垒，骑兵更是一筹莫展。蒙古大将阿术（1227—1281）后来在率军进攻襄阳时便曾奏称，他率领的蒙古骑兵，只能在平原旷野驰骋，如果进攻山堡水寨非汉军不可。
蒙古骑兵受地形、地物的限制，并非无往而不胜。如果以为蒙古只靠骑兵就能征服天下，那就大错特错了。蒙古人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在灭金、西征中，随着征战地区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资源，形成一支以骑兵为主，配以步兵、工兵和炮兵等多兵种的部队，而水军更是应对宋作战的实际需求而建立的。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真正担负进攻南宋重任的主力部队其实是蒙古军中的汉人部队。他们的首领便是蒙古汉军大将史天泽、董文炳、张柔父子。
相对于蒙古汉军的步兵，蒙古水军的起步却很晚，这主要是因为征战中原骑兵是主角，水军几乎派不上用场。正如郝经所说：关陇、江淮，平原旷野，我军骑兵往来纵横，敌人不能抵挡。而且由于气候的关系，华北河道水流很少，很多地方直接就能徒涉，步兵着水就能过去，加上蒙军作战多在秋冬，冬季华北河流冬季结冰，渡河就更简单了，直接走过去就行了。
1232年正月，窝阔台对汴京发动攻势，蒙古兵便是在白坡（河南孟津黄河北岸）之西策马渡河，而执行大迂回战略的拖雷军在均州（河南禹县）浮渡汉水。在黄河及各支流上，金军很难阻止蒙军渡河。海陵王完颜亮伐宋前曾在通州（今北京通州）的潞河（即白河）创立水师，但在1161年陈家岛、采石两次战役中被南宋水军全歼。
金国南迁汴京后，为了不让蒙军过河，在1216年采取消极的烧船战略。不过，金军也很快品尝到了这种愚蠢战术的苦果，这么一来，蒙古人固然不容易过来，自己也过不去，等于将黄河以北送给了蒙古人。三年后虽敕命沿河造战舰，但是成效有限，金军的少量战舰不足以阻止蒙古人。1231年，汉军将领张荣在河上夺获金军战船五十艘。1232年，窝阔台由白坡渡河后，缴获战船七百余艘。
这时，蒙军遇水还是靠木筏、皮囊。1233年，蒙军围攻蔡州，便是结筏渡河的。
蒙古水军随着对宋战略的变化而逐渐壮大，可执行不同战术任务。自1235年窝阔台出兵攻宋，至1260年忽必烈即位，蒙宋战争陷于胶着状态。蒙古因缺乏水军，只能采取有限攻击，蹂躏长江以北的土地。
蒙哥即位后以为大举攻宋时机已经成熟。于1258年三路出军，一改窝阔台以来多路并进、全线进攻的方针，而采纳“取蜀出峡，南北对进，会师鄂州，南下临安”的策略，将攻击重点放在四川。
窝阔台的战略显然缺乏主攻方向，兵力分散，难能有成。而蒙哥的战略则过于迂远，将主要兵力消耗在南宋四川坚不可破的山城防御体系上，徒劳无功。这两种战略都不能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长江中下游的宋朝心脏。两淮河流纵横，而且长江中下游是南宋水军重点布防的地方，蒙古缺乏水军，只能望河兴叹。
为适应作战需要，各战场上的蒙古军都先后建立了水军。蒙古、汉军仍然常用皮筏、皮囊渡河。1235年，汉军将领梁瑛随从塔海绀孛征蜀，宋军坚守瞿塘峡，梁瑛就是令士兵做皮囊渡江的。两年后，汉军将领巩彦晖随大将张柔攻淮西，也是用皮囊夜渡滁州池水。汪世显在万州（今重庆万州区）用皮筏渡江击败宋军。
蒙哥时代，蒙军仍用皮囊或木筏渡河。忽必烈1253年南征大理，便是坐革囊、木筏横渡金沙江的。1259年忽必烈引军攻鄂，命军士用树皮合在一起，做成了木筏，渡越大江。在四川作战的契丹将领石抹按只在1258年为突破宋军对叙州马湖江面的封锁，集军中牛皮做皮船，击败宋军。
早期蒙古水军船舰的来源主要靠抢，后来才开始自己造。在宋蒙交战的三大战区，蒙古人都有收获。在四川战区，1236年赵阿哥潘在嘉陵江上夺船三百艘。三年后，李彀下万州会战瞿塘，缴获战舰千余艘。1255年，大将兀良哈台在金沙江上击败宋军都统张实，夺船二百艘。蒙哥伐蜀，李忽兰吉在钓鱼山下夺粮船四百艘，大将史天泽在合州东南黑石峡从吕文德手里缴获巨舰数百艘。
蒙古的正规水军成立于对宋开战数年后：霸州保定县人张荣实在1237年成为水军千户；易州定兴（河北定兴）人解成以善水战著称，于1240年受命为水军万户。解成与张荣实统率的蒙古汉人水军是与南宋作战的主力。
在蒙哥大举南下攻宋前，蒙古水军主要用于在淮西拦截自水上驰援围城的南宋水军。从1242年到1245年，蒙军发挥骑兵优势，采用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水战法——即从正面由战舰攻击敌方战舰，左右两岸的军队使用弩炮向宋军射击，由骑兵掩护弩炮步队，以防宋军上岸攻击。在淮河北面隘口战役中，此战略屡次击败驰援的南宋水军。
这以后宋军不再在淮河北面布防，而是将蒙古水军引入开阔的淮河上。这时蒙古水军的真实实力就暴露了，在宽阔的河面上没有了岸上弩炮、骑兵的配合，蒙古水军根本不是南宋水军的对手，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南宋水军牢牢掌握了制河权、制江权，严密封锁淮河，蒙古水军连淮河防线都攻不进去，就更别提泛舟长江了。蒙古骑兵再厉害也派不上用场，蒙军在两淮的攻势被南宋水军成功压制。
到了蒙哥时代，蒙古水军经过实战，战斗力已经大幅提高。虽然还不敢跟南宋的两淮水军正面开战，但在四川，蒙古水军已经能够执行阻援及突破宋军江上防线的任务。驻成都的都元帅纽璘率军一万五千、战船两百艘，在叙州（四川宜宾）马湖江面击败宋都统张实率领的五百战舰，顺利东行，承担起封锁重庆江面阻止宋朝援军的任务。
蒙古水军更大的战果是挫败了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吕文德进援合州钓鱼城的水军。吕文德所率战船据说有万艘之多，蒙古水军在数量上居劣势，如果在长江之上，排开阵势，水军单挑，蒙古水军不是南宋水军的对手，但蒙古人还是赢了，还是老套路，水陆配合、三面夹击。蒙古人利用自己的骑兵优势先扫荡岸上，然后在长江两岸摆上炮兵、架上弓弩，南宋的水军船队一进来就被三面夹攻。蒙古水军以五战三胜的战绩击退了宋军，使吕文德救援钓鱼城的行动功败垂成。
在鄂州，忽必烈部趁宋水军主力援蜀未还，用解成部水军及临时征集的民船在浒黄州击败宋军顺利渡江。蒙古水军这时还必须依靠陆上骑兵、弩兵、炮兵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才能勉强与南宋水军对阵。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开始以中原王者自居，并计划消灭南宋和一统华夏。在政治上，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集中全国之力做攻宋的准备；在军事上，忽必烈改变蒙哥迂回四川先取上游然后浮江而下的战略，采取中间突破、两翼牵制，然后沿江而下直捣临安的战略。1267年，蒙古大军向位居南北要冲、天下咽喉的襄阳、樊城发动全面攻势，同时在两淮、四川采取牵制进攻。
新战略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拥有堪与宋军在汉水与长江之上决一雌雄的强大水军。以荆襄为突破口，扩充水军就是必须的，蒙古上下对此早有共识。监察御史王惮上书忽必烈建议招募两淮、黄河沿岸精通水性的水手，还有那些投降蒙古的南宋人，模仿南宋水军的操练、作战，训练水军。
汉军都元帅刘整对阿术说：蒙古骑兵、北方步兵都比宋军强大，只有水战不如宋军，只有广造战舰，扩大水军，才能制胜南宋。
忽必烈扩建水军的行动在围攻襄、樊之前就已经在进行。即位之初，忽必烈即提升张荣实为水军万户，加上解成，水军已有两万户。1265年，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顾无忧的忽必烈开始积极筹划进攻南宋。
1266年，董文炳受命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兼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制造战舰五百艘，用于水军训练。同年，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受命在汴京督造战舰。陕西四川行省于1268年受命造船五百艘，交刘整使用。两年后，忽必烈批准阿术、刘整的提议，命刘整造船五千艘。
训练水师与建造战舰是同时进行的。刘整受命造舰后，日夜操练水军，即使大雨天无法外出操练，也要在军营里模拟训练。刘整先后训练出了七万水军。
水军的编制随着船舰、人员的增多而扩大。襄樊前线水军即有四万户，此时水军万户有张荣实之子张禧、解成之子解汝楫、帖木儿不花（淄莱水军万户）等。
蒙古水军将领多数是汉人，所统部队也是汉军。不过将领中有少数蒙古人、色目人。帖木儿不花为蒙古答答里带人，所部是山东水军，原李旧部。忙兀台是蒙古达达儿氏，所统邓州新军，原真定史氏旧部。清州张荣之孙张君佐、薛塔剌海之孙薛四家奴担任炮水手元帅，直接参加了后来的襄樊之战。
忽必烈一度打算利用高丽水军从海上攻宋，还特意派都统脱朵儿、统领王国昌到高丽视察攻宋最便捷的出发点——黑山岛。后来还是因为蒙古人对海上作战完全外行，为免重蹈金军水师覆灭的覆辙才作罢。
风雨欲来山满楼。大宋的官僚都在莺歌燕舞，却不知北方已经在磨刀霍霍。大宋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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