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18日下午4点多钟，位于上海马玉山路即今双阳路上的三友社毛巾厂门前，出现5个似在“化缘”的日本日莲宗和尚，他们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击边转悠，还不时伸头探脑向厂内窥视，并往里面投掷石块。
正在厂区内训练的该厂工人组织起来的义勇军队员们，见他们行迹可疑便跟踪监视，在附近赵家宅拦住盘问时，几个和尚神色慌张拔腿欲逃，就在此时突然围上来许多工人打扮的“群众”，一声喊打便拳脚相加，还有人用界石猛砸，除2名和尚逃脱，其余3人被打得气息奄奄，1人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被称为引发“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
日僧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侵华阴谋行动的组成之一。
早在1931年11月间，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上校，就曾拍电报给当时任上海公使陆军武官辅助官的田中隆吉：9月18日发生满州事变到11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指使满州独立起来，可是“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他打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便于制造满州“独立”。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东北飞返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情况，并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再次电令田中隆吉“满州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在板垣征四郎的直接授意指使下，号称“魔鬼军人”的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精心密谋，选定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事端挑起之地，以日莲宗和尚为肇事人，一手制造了有轰动效应的日僧事件。
他们选择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下手，是因为在上海的日本商界和军政界对其敌视已久。位于引翔港北侧的这家著名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因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竞争中压倒了三友相邻的日资东华纱厂的铁锚牌毛巾。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满怀爱国热忱，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工人抗日义勇军。驻在东华毛巾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对此极为忌恨，曾为宣传画与三友工人发生过冲突。田中隆吉称这家工厂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别有用心地选其点燃上海事变之火。
而假手日莲宗和尚肇事，也是事出有因。
日莲宗是日本佛教界的一个教派，下设分支中有的被利用卷入政治斗争，如曾涉及日本一次未遂政变的恐怖组织“血盟团”，就是由专事暗杀的日本海军特务井上日台以其中一个分支为力量组成的。此事泄露后，井上日台要其弟子天崎启升等离开日本潜入上海，在江湾路的寺院里挂单暂避。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使用“一箭双雕”伎俩，既利用他们出面寻衅在上海挑起重大事端，又伺机出手惩治这些与政变有牵连的和尚。
当三友工人盘查那几个受田中隆吉指令前来滋扰的日莲宗和尚时，那批突如其来的“群众”，就是由川岛芳子派来充当“打手”的。日本战败审讯田中隆吉时，他明确承认是自己委托川岛芳子“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即三友）的名义”袭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一个被杀，两个受伤”的后果，蓄意嫁祸于三友实业社工人，以此“搞出点名堂来”。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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