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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霍乱之夏:一个城市的防疫与中医的命运(上)
09-12 08:58:14 来源: 向来 中国国家历史

01

假如你在1932年的夏秋之际拜访成都,会看到这样一种末日景象:以往傍晚在府河边喝绿豆稀饭、韵茶、摆龙门阵的市民不见了踪影,仅留下蝉鸣声不知疲倦地填补着空寂;街边的茶馆酒肆门可罗雀,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云集的“扯谎坝”空空如也;“往来舆马若云屯”的通惠门,停满了一车一车准备运送出城的棺木草席;家家户户门前挂上了红灯笼,在夏末湛蓝的天际下,整个城市星星点点的红光透露出诡异、死亡的气息。


当代成都茶馆

路人行色匆匆,偶然撞见,他们都会对你这样的陌生人避之不及,只丢下一句话就迅速离开:

“还来省城爪子,虎疫来了!”

虎疫是什么?是老虎带来的疾病,或是老虎成灾?老虎为害,是人稀兽众的偏远山区才会发生的事情。成都平原最近一次老虎食人的记载,是在战祸连年的明末清初。那时蜀中百姓屠戮殆尽:“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但这也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经过了数代移民,生齿滋长,此时蓉城人口已达三十万以上,别说老虎,方圆百里内恐怕连野狼野猪也难觅踪迹。

其实,“虎疫”之所以以虎为名,是因为其英文发音为“虎烈拉(Cholera)”,它的另一个译名现代人可能更加熟悉——霍乱。

“霍乱”一词在汉语中原指急性肠胃炎,它没有什么传染性,“自古以来,至清之中叶,言霍乱者,未有杀人如麻及大流行之记载”。而被称为虎疫的“虎烈拉”发源于南亚次大陆,可谓是一头“孟加拉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医界开始普遍以“霍乱”来指称这种可怖的瘟疫。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虎烈拉”疫情,是发生在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传入而引发。此后霍乱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渐扩散到内陆,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现了霍乱爆发的首次记录。


嘉庆

染上霍乱的患者,最初会感到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了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 俗称“米汤便”。恶心与呕吐又使得染病者饮水极为困难,脱水引发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患者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堆叠、起皱,肤色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患者的声音也变得沙哑且有崩溃之感。这些疫病症状发生在 5-12小时之内,若没有及时、正确地救治,霍乱患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相比较染病致死的痛苦过程,令人群更加莫名恐惧的是霍乱极强又极快的传染性。对缺乏现代传染病知识的人来说,它好比鬼魅作祟,来无影去无踪。在这种杀人如麻又防不胜防的疫病威胁下,人们似乎摆脱了阶级的高下、行业的差别,统统成了“瘟神”案板上待宰的鱼肉。纵使你是高官巨贾,也逃不过死神的眷顾,因此民间有“红灯笼,高高挂,先死穷人后死官,发财人死在八月间”的歌谣。

1932年的霍乱疫情席卷了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四川数地都有疫情发生,当年的医药类报刊《广济医刊》中报道了四川内江数则染病致死的例子:

“有刘某在茶馆问友人云,今晨中街出若干具,友达共出六十四具。刘正谈笑间,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其友初尚以为戏,及观其色变,始觅医药治,医未至而刘已死矣。

又道士赵隆文,往龙院开灵。甲家死三人,乙家死二人,丙家死一人。道士在乙家作法时,竟伏地不起,主人尚以为作法,良久,呼之不应,气息身冷矣。

又有中医杨之厚,为某家诊受疫者六人,诊未竣,开方亦未完,医云,‘我回家后必死,不再诊矣,诊金毋须交也。’主人愕然。医归,是夕竟死去。而所诊之六人,亦不能救。”

虽是医药类期刊,但作者叙述染疫身死的例子没有详细描写患者的病情、致死的过程,却极力渲染死亡的意外性和突发性,大有道听途说作小说家言的风格。

其中提到的病例,尤其是那位中医杨之厚中断诊治、归家而亡的故事,其背后的意涵颇值得玩味:在虎疫的血盆大口前,绝地通天的术士、妙手回春的杏林子弟自身都难保,更不用说驱病救人了。

02

成都,这座拥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城,到20世纪三十年代时,“旧的已经渐渐毁灭下去,新的工业文化还没有影子,却已染上了浓厚的浅薄的商业色彩。”电灯、电话、汽车等现代器物已经在城里出现,警察、西式医院、新式大学等现代组织也在此扎根,1928年成都成立了市政府,市政府下设社会局、财政局、卫生局、教育局、公安局,现代市政的基本架构成型。

架子虽然搭起来了,却是搭在了流沙上。三十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军阀轮番主唱,成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黔军、滇军、川军的争夺;1917年惨烈的巷战;二十年代的杨森进驻后又被驱逐;到1932年,城头正飘扬着三面“大王旗”:刘文辉、田颂尧与邓锡侯。


邓锡侯

此时的成都市政府夹在三支军队间蹒跚而行。军队系统与政府间权责不清,税收大部分被军队把持,包括卫生局在内的政府机构空有架子,甚至政府官员的任命,往往都是三军争夺妥协的产物。三方关系微妙而又暗潮汹涌,成都的政治结构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直到1932年十一月,刘文辉与田颂尧最终以巷战打破了这种平衡。而在此之前的七、八月份,全国性霍乱在成都爆发。  

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虎疫”来袭时“神仙们”正在摩拳擦掌、蓄力待发。当时负责民政的成都市政府财力人力都捉襟见肘,就算想要开展防疫工作,也有心无力。除了依靠驻军印制一些防疫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剩下的只是由卫生局采购一些防疫药品提供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

“所办防疫注射药品,刻已运到,交由红石柱防疫医院救济市民,特由该会印制免费证二万张,交由公安局转发各区警察署所,转各街街正,发给劳工苦力贫民,持据前往红石柱街防疫医院注射,以免传染时疫。”

二万张的免费证,对于“虎口”下的四十万成都居民,无异于杯水车薪。

当时成都的西式医院数量少得可怜,仅有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后部分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陕西街的“存仁医院(后也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眼耳鼻喉专科)”,马道街的“博爱圣修医院”,北郊张家巷的“平安医院”四家,而且它们都是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对保守的成都居民来说,西医的接受度并不高。

03

而此时成都中医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苏友农曾在《成都中医情况》一文中对蓉城从医人员作了详细的分类介绍:

一、晚清的官宦和士人自学,初为家人治病,推及亲友,后挂牌行医,“此所谓半路出家者是也”。

二、晚清科举不成的读书人自学,多为谋短期速成,即行开业者。

三、家传师授,幼而学,壮而行者:以骨伤、疮疡外科为多。

四、先学抓药,逐渐知医而行医者,多出身于中药铺老板或学徒。

五、在善堂送医成名者,即在善堂义务或半义务看病送诊,一方面积累临床经验,另一方面结识病人,逐渐树立信誉。

从20世纪初开始,成都巡警道以统一考试为医生挂牌,民国时期的市政府(市政公所)卫生局承袭其法,多在开业行医时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标签。虽然表面上更“正规化”了,但实际中医各自为政、师徒相传的状况依然如故。

这样一群以自学、私授为主的医生群体,其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不说,而且流派纷杂,同行相忌,甚至互相攻讦。

了解近代中国医学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前三十年,是中西医关系从龃龉到对决的一个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医持强烈的批判立场。批判中医的人物不仅包括西医界的翘楚,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化界的大师也涉入其间,而中医界人士自然起身辩驳反击。


胡适

在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中,双方最初在媒体上发表各种文章互相辩论,后逐渐升级为骂战。攻击方骂中医“非科学”,嘲笑中医捍卫者“愚昧无知”,地质学家丁文江还曾写过一幅颇有当今网络语言风格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在许多新式报纸上,中医医生的形象,甚至跟作法事画符的道士和尚已经相去不远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迅速,捍卫中医者的应对越来越显得左支右绌,最后甚至给西医扣违背“三民主义”的政治“大帽子”:

“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卫生行政部门基本由西医和偏好西医的官员把持。1929年,反中医人士提出“废止中医案”,试图以行政方式废除中医,将中医的生存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中医在现代卫生行政体系中的尴尬地位由此凸显。

这一提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剧烈反弹,他们大规模组织抗议,各地请愿团体进京“上访”,国民政府最终收回了“废止中医案”。

中医虽然躲过一劫,但余云岫在《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结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依然如闸刀般悬在中医头上。

04

成都远僻西南,西医力量相对弱小,危机意识并不强烈。中医界人士又长期热衷于“内讧”,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中医同业组织相继成立后,成都中医人士才于1926年成立了一个“成都医民总工会”,却因部分中医师对这一组织的名称不满(实际还是对于该组织之权威缺乏认同),这些医师退出自组了一个“成都中医学会”,后改称“成都医民联合会”。

在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行动中,全国各地中医组织云集上海,成立了“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但川省中医界派出的代表居然只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外行”——绵竹士绅刘子沉,四川中医界一盘散沙的状况可见一斑。


中药

同业组织不能统一使得成都许多中医无所适从,未加入的医生数量很多,而且这些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统筹指挥大规模的医疗行动。因而面对此次肆虐的虎疫,成都中医界并没有可供因应的机制。

随着疫情日趋加重,蓉城数十万居民在虎口下痛苦呻吟,悲惨的情形让城里各个医馆里挂的“妙手回春”“仁心仁术”等招牌显得格外讽刺。作为这座城市医疗行业的主力军,中医界人士若不能有所行动,任凭蓉城居民的棺木草席日益增加,恐怕也会为中医摇摇欲坠的命运钉上棺材板。

延续人民生命和事业生命的双重责任下,成都中医界不得不打破门户,捐弃往日嫌隙,选出名医沈绍九为魁首,团结起来扛起了成都防疫的重任。

沈绍九名湘,原籍浙江绍兴,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生于成都。年轻时学习“刑名”,在地方衙门当幕客,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师爷”。30岁后,沈绍九拜成都名医范静涛为师,同时又受到浙江名医敬云樵点拨。1896年,他在成都正式开业行医,数年之间就声名鹊起。清末文人傅崇矩在他编撰的《成都通览》中,将沈绍九列入蓉城十大内科医生。民国初年,沈绍九被誉为成都四大名中医之首,其他三位是陆景廷、顾燮卿与张子初(一说是王朴诚)。


沈绍九先生登高而呼、召集组织,迅速把原本一盘散沙的蓉城中医界捏在一起。同时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年爆发的霍乱,是敉平成都中医界裂痕,改变中医组织和行为的一次契机。

凭借自身的威望,他与名医陆景廷一同倡议医界人士不分流派和门户,共同组织救护队。根据疫情的状况,沈先生特意混合抽调“工会”和“联合会”的医生,五人为一小组,分头行动,挨门逐户向患者送医送药,宣传防疫知识。

没有比灾害更能团结人心,成都中医界在抗疫的共同行动中,集思广益,以治疗效果为归依,消弭原来势同水火的流派畛域,平息宿怨矛盾。

本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医师法》,根据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区域内同级公会以一个为限”,成都的“医民总工会”和“医民联合会”随即合并,成立“成都国医公会”。这个新组织的成立,虽说是中医界人士对国家法律的响应,但如果没有夏秋之际合作抗疫的这一段经历,成都中医界在组织上的统一恐怕还要好些年才能实现。

组织上的障碍扫除后,如何进行防疫,选择怎样的医疗手段,是成都中医面临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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