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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从府院之争到走向复辟(五)
09-12 15:08:38 来源:张晓波 新华历史文摘

1917 年6 月16 日,张勋着红顶花翎顶戴、穿黄马褂入宫谒见逊帝溥仪,面陈时局,“张献修理陵寝经费,为数甚巨。清室亦赏赐古磁名书数件。张是日一切礼节,悉依旧制。即所递职名柬,亦仍称奴才”。

据说,此次会谈内容,还涉及复辟问题。1917 年6 月18 日,张勋以黎元洪已满足督军团之要求,通电各省取消独立。之后,原各宣布独立督军纷纷取消独立。6 月25 日,李经羲通电各省,宣布就任国务院总理。

1917 年7 月1 日凌晨,张勋身穿朝珠蟒服,率领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等文武官员18 人,同入清宫,奏请溥仪复辟,宣称:“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仅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体,复御宸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清帝奏准。同日,张勋通电全国,申明复辟理由,并要求各地“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是日,溥仪颁“即位诏”,宣称自即日起“临朝听制,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并恢复宣统年号,改中华民国六年(1917)7 月1 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同日,梁敦彦等前往总统府,敦请黎元洪退位,黎元洪不允,张勋幽禁之。


溥仪

至此,第四次徐州所达成的政治交换(以解散国会、黎元洪退位换取复辟),全部完成。张勋为何能从仲裁者变为复辟的独裁者丁巳复辟已然在一片反对声中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个事件所揭示的真实内容究竟是什么?

张勋受邀北上,按照黎元洪的说法是希望请张勋去充当“调人”,调节中华民国的政治危机。1917 年年初的政治危机,简而言之,是内阁与总统、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冲突,这两种矛盾关系,实际又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一个强有力并获得大多数地方实力派支持的政府,却与名誉上的总统和享有立法权的国会发生了激烈冲突。

在府院之争这个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恶劣政治轨迹产生了,并且几乎贯穿之后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派系政争高于政治本身。一切政府的政治目标,就国内而言,是治理(税收、教育、官员选拔等)与统治(提供公共安全服务,镇压妄图颠覆政府的反对派、极端组织);对外而言,是主权(强化与扩大国家利益,包括通过战争、谈判等手段维护领土、经济与信息安全)与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增强国家能力,增加国民收入等)。在这两种意义上,1916 年至1917 年的北洋政府,都不是一个称职的政府。在国内,军事派系林立,政治派系互相倾轧,既无法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治理,更谈不上统治,督军团甚至一度要推翻名义上的中央政府,黎元洪对此也无可奈何。就对外而言,参战与否这样关涉国家利益的重大议题,完全成为政治斗争的题目,府、院、国会之间各有用心,互不相让。北洋政治的集团利益最大化,导致国家层面的政治去政治化,实际上只不过是派系斗争而已。

尽管《临时约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总体来说,民国初年政争背后的斗争,仍是权力派系之间的角逐,其表现形式往往是有实力者希望甩开《临时约法》的束缚,而无实力者以《临时约法》为斗争武器。双方之间的斗争,亦随实力背景的变换而变换。今日无实力而以《临时约法》为凭借的一方,一旦获得了实力支持,即试图甩开《临时约法》这个政治包袱,反之亦然。

军阀割据、派系林立的现实状态与《临时约法》内在的冲突,其实已经给1917 年黎元洪当政时期的政治健康判了“死刑”:它不可能甩开实力派,就只能将自身改造成实力派所满意的形态。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张勋这个“调人”出现了。他负担的使命,是将黎元洪政府与不听话的国会,改造成一个令北洋实力派满意的政治工具。同时,“调人”在表面上看是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要平衡实权人物与立法者、总统之间的矛盾。而满足实权人物(段祺瑞与督军团)的最好方法,就是解散国会,再造宪法。对黎元洪来说,他所接受的仲裁条件的最低要求,是保留形式上的中华民国体制。在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获知,张勋与黎元洪在1917 年6 月中下旬,已经满足了实权派人物的仲裁要求。各省取消独立,天津临时“参谋总部”也告终止。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新造国会与约法,那么,新国会与约法将向新政权倾斜。一如1914 年强权人物袁世凯踢开《临时约法》的束缚,重新造法一般。也就是说,迟至1917 年6 月下旬,张勋实际已经完成了其北上的政治使命。对于皖系为主的军政实权派人物来说,张勋的实际使命亦已完成。


袁世凯

但历史不容假设,张勋并未满足于充当一个仲裁者,在1917 年这出大戏中,张勋索要的报酬,是复辟。张勋及其辫子军的崛起有其特殊性,张勋并非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唯利是图的军阀,而是从始至终都忠于清廷的军人。正是因为张勋不同于北洋军阀,他以复辟为仲裁的报酬,就不难理解了。而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督军团也是同意张勋复辟的。

那么,丁巳复辟之所以失败,可以做两种结论性的分析:一是督军团和北洋系中的重要成员背叛了承诺。二是督军团所同意(想象)的君主制与复辟之后的实际结果不符。

这两点,互为因果,难以有效区分。大部分督军团成员,以及北洋系的重要人物如冯国璋、徐世昌等人,对复辟不赞成、不支持的原因,即混合了这两种因素。北洋集团及其成员,以利益最大化为行事准则。

背叛与否,仅关乎名誉,无足轻重,更为重要的是与自身利益攸关的问题:复辟之结果,与期望值不符。复辟之后,张勋担任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在这个新设计的政体中,原各省督军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只不过在官衔名称上做了改变。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张勋本人。军阀利益调和需要仲裁者,而非僭主型的独裁者。这一点,也是张勋大受督军诟病之处。在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冯国璋的讨逆电文以及各路督军的电文中,都或明或暗地斥责张勋为曹操、王莽之流,这是相当诡异的表述,中华民国对于叛贼的讨伐理由,需要比附的却是君主国之篡位行为。


冯国璋

然而,第四次徐州会议是仓促召开的会议,除了议定复辟程序之外,其余一无所及,契约双方既没有形成关于义务权责的规定,也没有在复辟理论层面有所讨论。

尽管复辟是被各省督军同意的,但是他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君主制,我们不得而知。另外,即使各督军对于君主制存有幻想,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他们也绝不会再公开讨论此事,以避“附逆”之嫌。1917 年丁巳复辟失败之后,孙中山致书广西督军陆荣廷,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并痛批在丁巳复辟中起兵讨逆的段祺瑞为“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孙中山认为,国会除,法统废,“民国之号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

1916 年至1917 年,勉强凝合南北政治、军事冲突的最高妥协性文件《临时约法》与立法机构国会,终于被丁巳复辟与反复辟彻底摧毁。同时,1917 年的丁巳复辟,也无法产生一个军阀共同同意的最高政治机构。

没有了最高的独裁者,也没有了最高的仲裁者。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与南战。中华民国的政治轨迹,确定无疑地滑向了军阀混争与军阀混战。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壹》(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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