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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从府院之争到走向复辟(二)
09-12 15:10:19 来源:张晓波 新华历史文摘

1917 年6 月3 日,离京的督军团在段祺瑞、徐世昌等暗中支持下,在天津组织“总参谋处”,拟以徐世昌为大元帅,意图架空并取代北京政府。其间,更有曹汝霖等走访北京外交使团,冀望列强支持天津“临时政府”,但未获列强同意。

表面上,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在战与不战,更深层次原因,既有段祺瑞与黎元洪的个人与集团因素,也有皖系武人集团与议会政客(主要为原国民党系、宪政商榷会议员)之间的矛盾,更有南北政治派系分歧的因素。段祺瑞以参战争取扩大皖系力量,南方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反战以制约北京,双方各有所图。

国事日非之际,蛰伏在徐州的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被病急乱投医的黎元洪请了出来。黎元洪请张勋赴京北上调解纷争,真实用意是想以张勋所率辫子军的武力来捍卫新提议的李经羲成功组阁,使政府能正常过渡。李经羲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之侄,辛亥革命之际,曾出任云贵总督,后为蔡锷礼送出境。革命之后,李经羲因家族包袱,一度引退。随后在袁世凯邀约下重新出山,洪宪帝制时期,曾为袁世凯的“嵩山四友”之一。黎元洪邀请李经羲出任内阁总理,原意是以其在淮军一系中的人脉关系,稳定时局。


李经羲

李经羲出任内阁总理之获通过,也因议会内国民党一系不再坚持反对,使政府免于陷入无秩序状态。李经羲的提议,获得了黎元洪的支持。张勋在徐州,手握重兵,并且态度与段祺瑞颇不一致。1917 年5 月31 日,黎元洪在致张勋的密电中,称“当此危疑震撼之交,必有排忧解纷之策。惟念事情复杂,恐非文电所能畅宣。倘承移驾津门,与仲轩总理缜密筹商,并即联袂来京,立图解决,执事之功,民国之福也”。张勋对黎元洪示好,复电称“颇愿执调停之役”,并亲笔致函黎元洪,称希望去北京,陈解决时局之办法。黎元洪亦迫于时局,不得不倚重张勋之力量。

6 月1 日,黎元洪电令称,“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以军人张勋“功高望重”,而能“共商国是”,一方面已经昭示了手无实权,依靠文人政客的黎元洪的无奈;另一方面,这种办法的出台,其结果导向有军人专政的危险,这一点,已为时人所注意。时任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即向黎元洪指出,“张勋如果到北京来,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成为独裁者”。

黎元洪以为林权助过虑,并表示与张勋有书信往来,进行了充分商量。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亦表示担忧,张勋到达天津之际,张国淦向黎元洪亲信指出,“张勋到京,一定复辟”,唯有恢复段祺瑞国务总理一职,使张勋惧,不入京,方可免祸。国民党人谷钟秀亦致信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以为张勋入京“恐加入复辟文章,益不可收拾”。林权助与张国淦、谷钟秀的看法稍有差异,林权助以为引入张勋将开军人专政之局,而张国淦更明确指出张勋将复辟,这两种看法其实都对,在之后的丁巳复辟中,军人专政与清帝复辟都出现了,只不过从结果看,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张勋

“民国元勋”黎元洪冀望“满清余孽”张勋充当中华民国的恩主,这个迫于无奈又滑稽异常的举动,最终顺理成章地引发了清帝复辟。

中央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需要武人的庇护,这本已属吊诡之局,更奇特之处在于中华民国现在需要一位“愚忠”的君主论者来充当保护人。

从上述事实来看,1916 年至1917 年的中华民国,问题之症结在哪里?在于袁世凯死后,权力的碎片化这一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袁世凯去世一年之内,中华民国并没有爆发军事寡头之间的大规模内战。皖系、直系、奉系以及西南军阀,都已初现胚胎,但仍在寻求达成“共识”。“橡皮图章式”的议会与表面共和的《临时约法》得以保留,都是这种政治上寻求妥协的结果。不过,这种临时性的妥协局面,终究难以持久维系。临时性中央政治的军事“庇护人”段祺瑞辞去总理一职,彻底将政治危机揭开了。现在,中华民国需要寻找一位新的“庇护人”,以便仲裁各方利益,使各方都能接受这一庇护人的协调。从人选角度考虑,这个新的庇护人,既需要有军事实力为后盾,同时也应当“德高望重”,毫无疑问,这一人选还必须出自控制中国大半壁江山的北洋系统,如此,实力与名望才能相符。

1917 年,段祺瑞之外,在北洋系统内,堪当这一重任的,仅有冯国璋与张勋。

冯国璋盘踞南京,经营东南,对北京的纷争,态度一向暧昧不明。倪嗣冲致张勋的书信中称“调停之人,窃以华甫(冯国璋)为最宜。前曾电达华甫,窥探意旨,伊亦颇以调停自任。昨又专函敦恳,于此中利害关键痛切言之,伊或不无所动。调停有效,诚属国家幸福;万一不然,惟有公推我公主稿,联衔建言,以为后盾”。然而,调停的首要人选冯国璋以“惟日来眠食益觉不适,神情困顿,实难力疾首途”为由拒绝北上,并将此事推脱给张勋。冯国璋的真实用意隐晦难知,或许他不愿意介入府院之争端,想要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这样,调停的人选剩下的只有在徐州的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由此,黎元洪请张勋北上之举,并非政治幼稚,而是充满了理性的政治考虑。只不过这个新的“庇护人”,其意不在庇护中华民国,而是要恢复大清帝国。


冯国璋

府院之争表征了中华民国在1916 年至1917 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临时性妥协之局,终究难以维系。各政团、实力集团,终究要走向分崩离析。这也就是1917 年至1928 年中国的军阀政治的萌芽。显然,张勋之所以复辟,与1916 年至1917 年中国政治走向碎片化这一过程是紧密联系的。

原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壹》(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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