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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从府院之争到走向复辟(一)
09-12 15:10:41 来源:张晓波 新华历史文摘

这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德行与权谋的政治故事,更是关于中华民国生存困境的故事——1917 年丁巳复辟事件。

所谓丁巳复辟,是指1917 年6 月,张勋以“调人”为名义带5000 辫子军进京,并于7 月1 日,拥戴前清逊帝溥仪复辟。仅12 日,辫子军就被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复辟失败。甲子纪年,1917 年为丁巳年,故史称“丁巳复辟”,又因复辟的主导人物为张勋,又称“张勋复辟”。


张勋的辫子军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1917 年已经是中华民国六年,共和观念本应深入人心,复辟之举“冒天下之大不韪”。但若仅仅将其视为“盲目”“荒谬”“反动”“缺乏理性”,却有可能阻碍我们思考丁巳复辟的历史实质。

实际上,共和制与君主制(国体)之优劣,在1917 年远没有分出高下。从国际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四大君主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但共和体制优于君主体制的结论,当时并未能得出。从国内来看,在洪宪帝制愈演愈烈之际,古德诺与杨度曾抛出文章,认为共和体制不宜中国,非君主制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其论述,以世界大势为背景,亦认为世界之强国,大抵为君主国。梁启超回应洪宪改制之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不以国体问题为言,“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梁启超不在国体问题上纠缠,反对变更国体,与其说是捍卫共和国体,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策略上的考虑。

综合民国初年的国际国内的情况来看,洪宪帝制与丁巳复辟表面上看是两个孤立的突兀事件,内里却有着密切联系:在复辟派眼中,丁巳复辟是在已经吸取了洪宪帝制复辟教训的情况下发动的。那么,在那些顽固的“二次复辟派”看来,复辟的根本目的为何?帝制缘何就一定优于共和?复辟可以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为何?民国的现实政治又为复辟提供了哪些可能性?这些都是笔者要在本文中探讨的问题。


府院之争:民国初年政局乱象与复辟现实土壤


1917 年,中华民国诞生刚刚六年,在“泥菩萨”黎元洪治下,乱象纷纭。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已在五年前退位。民国初年北洋集团的领袖、军事独裁者袁世凯,也在一年前因尿毒症病逝。“他留给民国的遗产是一大批军阀。他在世的时候,军阀们支持他。他去世以后,军阀们混战。因此,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军阀混战时代的开始,直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溥仪


从宣统三年(1911)到中华民国六年(1917),政治中心的权威,在革命与反革命、帝制与反帝制、割据与集权的缠斗中不断塌陷。民国既没有一位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华民国领袖,也没有一位像1913 年一样能够轻易扫平反对派的军事独裁者,军事寡头与政党政客控制着中央与地方以及有名无实的国会。

中央—地方权力碎片化的结果,是诸军政集团各自为政,恶性竞争。各政治板块寻求新的“共识”与政治核心,成了袁世凯死后的一大难题。1916 年夏秋之际,有实力而无名分之段祺瑞、有名望而无实力之黎元洪、有长江三省军事政治力量之冯国璋以及西南军阀,通过拥立各派都能接受的黎元洪为大总统,废除1914 年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勉强拧合到了一起。但诸军政集团的利益诉求不一,政治分歧时刻存在,显然无法靠一个近乎虚位的黎元洪与纸面上的《临时约法》弥合,这不过是应对袁世凯死后的临时妥协方案。

不过半年,政治危机就爆发了。1916 年至1917 年,段祺瑞与黎元洪在国务院用人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严重摩擦。其主要表现为:段祺瑞拟用其心腹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怵徐树铮跋扈,不许。最终经徐世昌调解,以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双方矛盾方才化解。


徐世昌

国民党议会领袖孙洪伊与段祺瑞数次发生冲突,黎元洪支持孙洪伊,亲黎派的文人一并鼓动舆论攻击政府,后又经黎元洪调解,以孙洪伊、徐树铮同时下台为结果,暂时弥合了段祺瑞与国会中国民党系之间的冲突。总体来说,1916 年双方就人事安排问题发生的冲突,并没有导致黎元洪、段祺瑞双方走向决裂。

1917 年年初,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随后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平开始向协约国一方倾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边缘地带的中国来说,是否参战,是世界局势给府院双方带来的新考验。

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总统府反对贸然参战,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主战,双方冲突激烈,矛盾陷入不可调和的状态。


段祺瑞

1917 年4 月25 日,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赴京召开各省督军及其代表军事会议,督军团在段祺瑞与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劝说之下,一致主张参战。以北洋的军事力量挟持政府,武人干政,这在民国历史上并非首次,段祺瑞就是其中好手。辛亥革命时期,段祺瑞发表“共和通电”,逼迫清帝逊位,实是武人干政之先例。尽管有督军团的胁迫,但通过参战议案,仍需要议会表决。段祺瑞手下干将靳云鹏等组织“公民团”(实为军警伪装),强逼议会通过参战议案,不料弄巧成拙,众议院本已有意通过参战议案,却因为“公民团”打伤议员,百般辱骂议员,议会反弹,搁置了参战案。5 月19 日,督军团再次呈文总统,向黎元洪施压,要求解散国会,修改宪法,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于法不合,不允。对德参战问题不可解决。

5 月23 日,一向以柔弱著称的黎元洪在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后,悍然免去段祺瑞总理职位。“黎元洪总统此次敢于下令免段,大概有下面几种原因:一是他以为段派的督军,未必敢公然作乱。二是直皖两系的名称,此刻虽然尚未成立,但是直系的军官已有与段氏不合作的暗示。以为段派督军纵敢作乱,直隶派的军人必能牵制之。三是王士珍为北洋派前辈,与段祺瑞资格相等,纵然直隶派的军人不能制服段派,王士珍必能指挥之。”

段祺瑞下台之后,暗中策划解散国会,推倒黎元洪。黎元洪首先请徐世昌组阁,徐世昌避居津门,绝不出山。徐世昌为晚清重臣,在晚清时,位在黎元洪之上,又为老资格之北洋派,奉黎元洪之命出面组阁,既得罪同僚,又难以自处。

黎元洪不得已,求助于在北洋系同具声望之王士珍,亲自登门邀约,并一再敦促,王士珍仍不愿担任国务总理一职,只答应出任陆军总长。黎元洪不得已,而暂时任用年迈多病、不能视事之伍廷芳,政府几乎陷于瘫痪。与此同时,督军团的反政府浪潮,因为段祺瑞的下台而开始了。1917 年5 月26 日,倪嗣冲首先发难,宣布脱离中央,随后,陕西、河南、浙江、奉天、山东、黑龙江、直隶、山西等省督军纷纷宣告独立,声言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通府中,以夺取政权(指段祺瑞内阁),须以兵力驱逐之”。川、滇、桂、粤、黔督军则与段祺瑞派督军针锋相对,通电拥护中央,声讨督军团为叛逆。江苏冯国璋、湖南谭延闿主张调停。远水不救近火,黎元洪之北京政府,在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督军包围之下,完全失去地方实力派支持,步履维艰。


王士珍

原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壹》(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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