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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会写诗还能治水?这几位诗词大咖竟然被“耽误”

人民网2019-07-22 09:03

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季风气候区,夏季雨水较多。尤其在古代,防治水害、发展水利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管子就曾说:“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

今天,青年君带大家认识一下五位被诗词歌赋“耽误”的治水能手。或许你已领略过他们的诗文才华,但你未必知道,他们为官期间的治水成就,丝毫不比他们的诗文成就逊色。

白居易: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从长安绕道襄阳南下,乘船经过洞庭湖,看到“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的景象,便生出了治水以供民生的宏愿,“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河似翦纸,决壅同裂帛。”

到达杭州时,正逢大旱,人畜饮水困难,解决缺水问题成了摆在白居易面前的头等大事。当时的西湖被称为“钱塘湖”或“上湖”,因为在它北部连接着一个水位比它低的“下湖”。由于当时钱塘湖年久不治、堵塞成患,虽有旧堤,但太低矮又疏于加固,导致大雨时湖水横流难以存储、干旱时湖内蓄水不足无法用于灌溉。

杭州人民为纪念白居易所做贡献,将此堤坝命名为“白堤”。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白居易命人清挖了西湖的淤泥,并将旧有湖堤(钱塘门外自东向西与白堤东端相接,相当于今湖畔居至宝石山麓)“高加数尺”,以增加钱塘湖的库容量。并设圣塘闸等三闸,闸门每日定时开启和关闭,使湖水循环往复,让其滋润下游农田,还能排泄洪水、保障湖堤安全。

除了治湖之外,白居易还疏浚了杭州城区内的六口已使用了四十年的老井,解决民生用水问题。整个工程完成以后,既为江南运河扩充了水源,也保障了钱塘、盐官(今海宁)之间运河两岸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还解除了杭城居民生活用水之忧。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离开之际,出现了“杭老遮车辙”的送别场面——老百姓扶老携幼为他送行。依依惜别时,白居易回赠了一首诗:“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晚年隐居于龙门香山寺的白居易也没“闲着”。当时,龙门伊河段有八节滩、九峭石两处险滩,行船之人到了八节滩,都要下水拉船。天寒之时,船夫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冻得牙齿打战。白居易见此情景,发愿整治八节滩。他四处游说,筹集经费,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誓开险路作通津”。最终,这段航路在白居易的领导下被凿通,航道状况大为改观。

范仲淹:修围、浚河、置闸,缺一不可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西溪濒临黄海,地势低洼,唐时李承修筑的捍海堰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利害,建议重修堤堰。

天圣三年(1024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临行前,范仲淹仍惦记海堰之事,留书张纶,再陈复堰之利。绵延数百里的长堤,在经过数年修筑后,巍然横亘在黄海滩头,受灾流亡的居民得以重返家园。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开始了对太湖的治理。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还带来大量泥沙,治水压力可见一斑。范仲淹赴任的时候,正值太湖汛期,“沦稼穑,坏室庐”“观民患,不忍自安”,范仲淹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留之,何之为不利?”

如今的太湖风光。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在具体的太湖治理工程中,范仲淹以工待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他主持疏浚了白茆塘、福山港、黄泗浦、许浦、奚浦等吴淞江的支流。范仲淹还在这些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同时,还能有效规避海潮侵袭时的泥沙淤塞问题,一举三得。

庆历三年,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厚农桑》中,他建议朝廷要求各级政府重视农田水利。范仲淹还认真研究了江南的圩田古制,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思想及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范仲淹也因此得到后人赞誉:“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而后已,此先忧后乐之功。”

王安石: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

宋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即宁波)知县。上任伊始,正逢大灾之年,他下乡研究得知,鄞县并不缺水,只是没有水利设施,既不能蓄水,又无法排涝,所以非旱即涝,灾害频仍。于是,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调查,为各处水利建设作出规划。

鄞县靠海,当地百姓饱受海潮侵袭之苦。为此,王安石主持修筑了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焦村,经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这条海塘全长15公里,有力地阻挡了大海涌来的狂潮,保护了沿海的农田。为了进一步控制潮水,王安石还带领百姓开山劈石,修建楔闸。据《镇海民国县志》记载:“宋庆历年间,荆国王公宰鄞时凿山为之,筑堤捍浦为河,于堤西石岩凿三窍为楔,阔三丈六尺,高三丈。”这样,海潮来袭时可通过石闸控制潮水,解民之忧。百姓为感念王安石的恩德,“立荆公祠于楔左,岁祀之。”

此外,王安石还对东钱湖进行了治理,疏湖泥,立湖界,起堤堰,限制湖水流出,抵御海潮侵入,从而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充分发挥了湖区的灌溉和渔获之利。自此,“七乡三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说到王安石,自然要提到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其中的重要内容则是在宋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颁布的《农田水利约束》。在政策推动下,形成了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据历史记载,从1070年到1076年间,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共计10793项,增加灌溉面积3600万亩之多。

曾巩: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

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齐州(即济南)知州,在任时间虽短,但对济南的城市建设功劳不小。其中最主要、也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

济南的南部是山区,地势南高北低。北城墙原本留有城门来排泄积水,但一到夏季多雨季节,南部的山洪连同充沛的泉水倾泻而下,汇集到市北低洼处造成水患,人们只能临时“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为了消除济南的水患,曾巩一上任就决定修建北水门。

北水门即当年齐州城的北城门,它建在曾巩为疏导大明湖水而开掘的汇波渠上。曾巩利用原有城门,两岸用石头垒砌,中间放置石水闸,分为两扇,并设置门扃,根据水位高低决定水闸的开闭。如果城内积水,则开闸,水向北流至小清河;如果城外积水有倒灌入城之势,则放下水闸,御水于城门之外。

如今的济南大明湖。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后来,曾巩作《齐州北水门记》:“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至今,北水门依旧发挥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涨,久旱不涸”。后人又在在北水门的基础上兴建了巍峨壮观的汇波楼,站立其上观大明湖,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便映入眼帘。

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

最后要说的,是一代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刚三个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泛滥,洪水冲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临危不惧,首先关闭城门,制止“争出避水”,以安定民心。同时征发5000民工,抢筑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城”的抗洪大堤。他还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临危时刻,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正是在苏轼的带领下,官民团结一致,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洪措施,使徐州转危为安。

游人在现今的西湖苏堤区域游览(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在杭州知府任上,他筹集多方力量,疏浚西湖,解决了干涸淤塞问题。在疏浚过程中,他因势就便,利用淤泥在湖中筑就了一条大堤,不仅解决了淤泥的堆放问题,还使交通更为方便。堤上植柳,堤中有桥,成就了西湖流芳百世的一处美景。

后来苏轼又调往颖州任职,当时开封一带水患严重,有人轻率地提出开凿新河,把开封积水引向淮河,但苏轼亲自率人实地勘察后,发现淮河的水位比开封的还要高,如果盲目开河,势必倒流。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避免了这一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认为这是没有清洁水源,百姓喝不洁的苦咸水造成的,于是他便写信建议广州太守王敏中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

这一工程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油漆,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施工时,苏轼还提议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工程顺利完成之后,北宋时期的广州人喝上了“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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