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缙云 > 正文
缙云丨王斌:四十年,一盏灯——写在不惑之年
2026-11-20 09:52:45  来源:上游新闻

上传图片

四十年,一盏灯——写在不惑之年

文/王斌

一、那盏灯

丘陵连着丘陵,稻田一层压着一层,春天被雨泡得发软,夏天被蝉叫得很悠长。村口的路是土路,下雨天一脚下去,泥会漫过鞋帮,拔出脚来,鞋还留在原地。这就是我对家乡江西抚州东乡的印象,一个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要眯起眼睛才能找到的地方。

我们家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家,老爸是一位民办教师,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他围着粉笔、教参和孩子转了一辈子。白天,那些孩子围着他念书;晚上,他回家批作业,红笔在纸上走,沙沙的,像屋檐下细细的雨。

我最早记住的光,不是太阳,是那盏灯。

灯罩上积着一层薄灰,光晕是昏黄的,把桌子照出一小块暖。作业本摊开,红笔搁在碗边,像另一双筷子。我趴在桌角写字,字写得歪歪扭扭,被他一个个圈出来。那时候我不懂,被圈出来的不只是字,后来我明白那是认真的习惯。一个乡村教师能给孩子的东西不多,无非是一盏灯、一支笔,和一句“再往上读一读”。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民办教师的家庭,最不缺的是清贫,最不肯缺的是体面。米缸可以见底,孩子的学费不能欠;衣服可以打补丁,课本不能卷角。他们把“读书”两个字看得比什么都重,仿佛那是一根从泥地里长出来的绳子,抓住它,人就能往上走一点,再走一点。

我是在那根绳子上,开始往上爬的。

二、全乡第一

小学升初中,我考了全乡第一。

消息传回来那天,屋里的气氛有些不一样。大人没有大声说笑,只是把那盏灯点得比往常更亮,饭桌上多了一碗菜。邻居来串门,说这孩子有出息。我坐在门槛上,脸上发烫,心里却有一点说不清的慌——我好像是替所有人考的这个第一。

因为这个第一,我被“拔尖”到了东乡一中,县里最好的中学。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村子。班车在土路上颠,窗外的稻田往后退,我把书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怕碎的东西。到了县城,街上有人骑车,有人挑担,商店的玻璃被擦得发亮。我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鞋子,站在一中的校门口,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人外有人”。

班里的同学,有的从小在县城长大,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作文里能引经据典;我一张口,乡音就往外冒,做题做得慢了,脸先红。宿舍的床板很硬,冬天的被子薄,夜里能听见同学翻身,也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这里的人,好像都比你走得早。

有一段日子,我很想家,想那盏灯。可我知道,我不能空着手回去。

于是,我把头低下去,把字写慢,把题一道一道算明白。清晨的教室冷,我先到,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晚自习散了,我最后一个走,走廊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像有人在我身后合上一本书。

三年之后,我从那个不敢抬头的少年,变成了能稳稳走进考场的人。那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尝到“欣慰”的滋味——不是赢了谁,是终于没有辜负那个在泥路上拔鞋的自己。

三、2005年的夏天

2005年的夏天,我参加了高考。

那几天热得厉害,考场外的树一动不动,蝉声像一张绷紧的网。考完最后一门,我走出校门,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把一间住了很久的屋子搬空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只知道无论去哪里,都得自己走。

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我正在屋外。信封是牛皮纸的,边角有些软。我拆开一看,看见了“重庆医科大学”几个字,看见了“口腔医学”专业。

那一刻,我并没有像戏文里那样跳起来。我只是站在那儿,把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回屋,把它放在桌上,放在那盏灯底下。灯光照着纸上的字,字是黑的,纸是白的,清清楚楚——一个农村孩子,要去山城学医了。

村里人听见“口腔”两个字,多半有些陌生。有人问,是不是给人看牙?我说是。那人“哦”一声,也就不再问了。在他们眼里,这大概是一门手艺,跟木匠、瓦匠差不多。可我心里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交给一件具体的事:一门要用手、用眼、用耐心去学一辈子的学问。

重庆是另一个世界。雾从江面升起来,把楼吞掉一半;坡一个接一个,台阶爬不到头;轨道列车从楼里穿过去,像这座城市开的一个玩笑。我背着书包在山城的街上走,常常走错路,也常常在走错之后,看见新的风景。

第一次进实验室,第一次戴上手套,第一次握住器械,我的手在抖。第一次在模型上备牙,一遍一遍,怎么都不对。老师站在旁边看,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说:再来。那两个字,我后来听了很多年。

二十岁出头的我,以为人生是一条笔直的路,现在的我才知道,人生要是真像心电图上的直线一样,那就说明挂了。只要肯走,就会到;只要努力,就有回报。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差两分”这三个字,会在很多年后,仍然在心里硌一下。

四、两分之差

本科最后一年,我报考了中山大学口腔医学院硕士。

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说“值得一搏”的选择。我把参考书摞在床头,把作息掐到分钟,把走廊的灯看到熄灭。冬天的早晨,水房的水冰得刺骨,我洗一把脸,让自己醒过来;夜里困了,就站起来背知识点,背到嗓子发干。

我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查分那天,我坐在电脑前,手指有些僵。分数出来,我先看总分,再看单科,然后一遍一遍地算。差了两分。

两分。

不是二十分,不是两百分。是两分。是两道选择题,是一个犹豫了一秒的答案。是那种最不讲道理的距离——你明明已经摸到了门,门却在你要推的时候,轻轻合上。

那几天,我不太说话。白天照常吃饭、走路、和人点头,夜里躺下,脑子却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把每一道题都重新做一遍,把每一个夜晚重新过一遍。所有的“如果”都在黑暗里发亮:如果我那晚少睡一个小时,如果我那道题没有改,如果我再稳一点、再狠一点……

可所有的“如果”,都通向一个不存在的我。

遗憾最折磨人的地方,不是失去,而是“只差一点”。它不给你一个痛快的了断,只给你一根极细的刺,扎在最软的地方,平时不觉得,一碰就疼。那段时间,我第一次认真地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本来就不够好?是不是那条路,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

有一天夜里,我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路灯。灯下有人走过,影子被拉长,又缩短,再拉长。我忽然想起老家那盏灯,想起灯下那个一笔一画批改作业的人。他教了一辈子书,教出过很多学生,也一定有过很多次“差一点”的时候——差一点转正,差一点调进城,差一点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一些。可他从来没有把那些“差一点”挂在嘴上,第二天早上,他还是会把粉笔掰成两截,走进教室。

我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那就再考一年。

没有安慰,没有责备,也没有替我不平。就是这么一句,像把一盏快要灭的灯,重新拨亮了。

我忽然就释怀了。不是想通了什么大道理,只是明白了:那两分不是判决书,是一道门槛。它拦住了我一年,也让我看清了自己能跳多高。人这一生,总要被什么东西拦一下。拦住了,才知道自己还有腿;疼过了,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把书重新摊开。第二年,我考取了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方向是口腔正畸。

五、钢丝与时间

正畸是一门很慢的学问。

一根钢丝,一副模型,一个月一次的复诊。牙齿的移动以毫米计,以月为单位。加力太急,牙根会吸收,牙会松;加得太慢,又怕错过最好的时机。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什么时候什么都不做、只是等——这些,书上写着,手上却要学很多年。

我常常在灯下看模型,看那些错位的牙,一颗一颗,像一排站错了队的人。我要做的,不是把它们硬掰过去,而是给它们一条路,让它们自己慢慢走回该在的位置。

有一次,我给一个女孩戴上矫治器。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嘴唇抿着,眼睛红红的。我说,会好的,只是慢一点。她点点头,走出诊室,又回头看了一眼镜子。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自己。人生的错位,又何尝不是这样。有些遗憾,你不能用力去掰,只能给它时间;有些路走弯了,也不是废了,只是要多绕几年。你要相信骨头会长,牙会动,人也会。急不得,也停不得。

三年研究生,我学会的不只是怎么弯一根钢丝,还有怎么在一件很慢的事情里,安放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总想快一点——快一点考上,快一点毕业,快一点证明自己。后来才知道,真正把人往前送的,往往不是那一下猛劲,而是每个月都不断的那一次复诊,是每一次都不多不少的加力,是明知很慢,仍然按时来。

六、一张牙椅

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作为人才被引进,到了当时的璧山县人民医院口腔科。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坐到病人面前。

璧山在重庆西边,那时候还是县。医院不大,口腔科更不大,几张牙椅,几台设备,墙是白的,灯是白的。我从一个病人开始看起。第一个病人躺下的时候,我的手心全是汗。我怕自己看漏,怕自己手重,怕那一句“张嘴,别怕”说得不够稳。

可病人是信任我的。他们把嘴张开,把疼了几个月的那颗牙交给我,把眼睛闭上,像把一件很重要的事,交给一个陌生人。那种信任,重得让人不敢马虎。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牙疼了半年,实在忍不住才来,半边脸肿着,说话漏风;也见过老人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钱,先问价钱,再问能不能少一点。他们不是不怕疼,是怕花钱;不是不想要好看,是觉得“好看”这件事,轮不到自己。

我能做的,就是把该做的做到位,把能省的替他们省下,把那些听不懂的术语,换成一句一句的家常话。治疗结束,有人攥着我的手说谢谢,手很粗,很热。那样的手,我握过很多次。每一次,我都觉得这身白大褂是有分量的——不是它有多白,是有人愿意把疼交给你。

璧山从县变成了区,街上的树长高了,医院也添了新的设备。我从别人口中的“小医生”,慢慢变成年轻同事口中的“老师”。白大褂换过几件,口袋里的东西没怎么变:一支笔,一副手套,和一点不敢松懈的谨慎。

我常跟年轻同事说,口腔科是个“慢”科。补一颗牙,要一层一层地填;做一副矫治器,要一次一次地调;跟一个病人解释,要一遍一遍地说。急的人做不好这一行。可我心里明白,我说的其实不只是牙。

七、另一种答卷

2021年,我当选为璧山区政协委员。

第一次走进会场,我坐在座位上,忽然有些恍惚。会场很亮,桌子摆得整整齐齐,名牌上印着我的名字。我看着那几个字,脑子里浮现的却是东乡一中那间教室,是那个穿着白鞋子、站在校门口不敢抬头的少年。

那个少年不会想到,很多年后,他会坐在这里,替一群人说话。

政协委员不是官,却是一份责任。它要你把诊室里听见的那些为难,带到纸上去;把一个个病人说不出口的“不方便”,变成一句可以被听见的话。基层的口腔健康,很多人不当回事,觉得牙疼不是病;可我在诊室里看得清楚,一口不好的牙能让一个老人很多年吃不好饭。

我写提案,改了很多遍。写完再读,读了再改,总觉得还差一点——差一点火候,差一点分寸,差一点真正落到人身上的实在。后来我慢慢明白,写提案和做正畸有点像:不能只凭一腔热心,要找到那个力点,一点一点地推。

那几年,我两度被评为区政协优秀政协委员。荣誉证书拿在手里,是热的,也是轻的。我知道那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那些愿意把难处说给我听的病人,是给科室里一起加班的同事,是给当年那盏灯下,替我圈出歪字的人。

八、把过往轻轻放下

四十岁这年,我开始频繁地想起从前。

想起东乡的雨,想起一中宿舍硬邦邦的床板,想起2005年那个热得发白的夏天,想起查分那天屏幕上的数字,想起正畸模型上那一排错位的牙,想起璧山第一张牙椅,想起会场里那盏很亮的灯。

这一路,说顺也顺,说曲也曲。一个民办教师家的孩子,靠一张卷子走出村庄;在全乡第一的掌声里学会谦卑,在两分之差里学会释怀,在一根钢丝里学会等待,在一间区县医院的诊室里学会踏实。有过不甘,有过深夜的自我怀疑,也有过被人信任时的那种热。曲折是真的,欣慰也是真的。

四十岁以前,我总以为“不惑”是什么都懂了,是能把人生的每一道题都答对。到了这个年纪才知道,不惑不是全知,是不再跟那些答不对的题较劲;是知道有些门关上了,就不再站在门口;是明白遗憾会一直在,但它不必一直在疼。

不惑,是终于不必向谁证明什么了。

前些日子,我整理旧物,翻出那张很多年前的录取通知书。纸已经发黄,边角卷起来,上面的字还认得出来。我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回抽屉,轻轻合上。

我忽然想,人这一生,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再空出手来,去接新的东西。放不下过去的人,接不住将来。那些奖状、那些名头、那些“优秀”和“第一”,都是路上捡的石子。揣在兜里走一段,可以;一直揣着,就走不动了。

过去只是起点。

所以,我把四十岁以前的所有答案,都轻轻擦掉。把“全乡第一”放下,把“差两分”放下,把“优秀政协委员”放下,把别人眼里的那个“还不错的人”也放下。然后重新拿起笔,像当年那个趴在桌角的孩子一样,一笔一画地写。

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是比谁更好,是比昨天的自己,更配得上这身白大褂,更配得上那些把疼交给我的陌生人,更配得上当年那盏灯下,替我圈出歪字的人。

四十岁,不惑。

路还长。我把过往轻轻放下,把手洗干净,走进诊室。

那里的灯,还亮着。

作者简介:王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璧山医院医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杨四海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 联系上游 。
点击进入频道
本周热榜
    汽车
      教育
        家居
          楼市
            视频
            举报内容
            低俗色情 广告 标题党 内容重复 有错别字 排版错误 侵权 网络暴力
            获取验证码
            取消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