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刘春燕/文 杨可/图

重庆北碚，同康路1号，好多年在导航上都只搜得到食堂，最近才能搜到全名：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这是一处洼地隆起的小山坡，绿油油的风总是抢着带来远处缙云山的花期。法医科在一楼，常年垂着遮光帘或者纱窗。这里的人大多走路极快，卷起三尺高的气浪，微微掀开帘子一角。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科致伤工具实验室，每个人手里的工作，都在讲述一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法医宋若冰24小时高烧不退，他去了医院，跟医生说，我被跳蚤或者其他什么虫子咬了。医生嘴角牵动了一下：“哦，跳蚤……咬哪里了，让我看看。”

衣服脱下来，医生啧啧一声吸了口气。那是一整块看不到完好皮肤的后背，密密麻麻疙瘩覆盖着疙瘩，小疙瘩重叠着大疙瘩，凹凸不平，红得瘆人。

前一天，宋若冰去出勘了一个现场，偏远、密闭的农村小屋，一具高腐尸体，没有运输尸体的条件，又必须尽快解剖。屋里屋外都是死者收养的流浪狗，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蛆虫、苍蝇、跳蚤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在狗身上、在屋子里狂欢。

宋若冰是踩在一层蛆虫上做的解剖。4个多小时，有了那一后背的疙瘩。

出门的时候，村民看到他背上黑压压盖满了虫子，在蠕动，在飞，或者吃得太饱一动不动。村民喊：“不要动！眼睛嘴巴闭起！”抓起杀虫剂就往他后背喷，喷落一地的黑物。

输了3天液，宋若冰退烧了，疙瘩也慢慢消了。从此后，家里落下一个规矩：但凡出勘现场后回家，家人都会烧好一桶滚烫的开水，放在门口，他必须脱得只剩内裤，把衣服扔进开水桶，人直接冲进卫生间洗澡。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科，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奇怪的小禁忌，跟职业有着隐秘的联系。

职业要求他们守口如瓶，沉默如海，而这些秘密是一个起点，让人重新认识法医这个职业，重新发现人间。

▲实验室在地下一层，有一坡长长的通道，结束工作的法医，出来的时候都要深深换一口气。

又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法医科的微信群突然弹出来几张室内血迹照片。法医周洋的岳母腿部受伤，一个裂口，出血量较大，需要缝针。

岳母是淡定的人，从容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周洋是更淡定的人，法医都学过4年临床医学，心中不慌。他用手机拍下室内血迹形态、轨迹、位置，不说岳母受伤，也不讲伤情，发到工作群，喊大家分析。

科长夏鹏心里暗暗点了个赞。随手拍随手记录随时查案，这是他理想中的团队日常。他自己眼睛被撞伤，也是每天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一起讨论陈旧性伤痕和新鲜伤痕的对比。

很快群里就有了答案：根据血迹形态和血量分析出了伤者伤情，根据血迹滴落方向和足迹位置关系，分析出了伤者受伤部位。

法医的家人，要学会在这种时候，不怄气，不打人。法医同理。

夏鹏的女儿在读小学，散步的时候，父女俩看到一只死在路边的蝉。女儿问：“你说，它怎么死的？”夏鹏哭笑不得：“这我怎么知道。”女儿继续穷追不舍：“那你把它解剖了吧，解剖了告诉我它怎么死的。”女儿有一只公仔熊，从小就好奇肚子里有什么，她安排爸爸：“你去把它解剖了！”

李卡纳的办公室文件柜塞得最满，除了工作资料，还有他全部的制服，堆堆叠叠。家人要求，他出完现场都必须在单位清洗，换好便服才让回家，包括鞋子。

一个刑警，家里没有一件工作制服。

最好的“感同”，是“身受”——出过现场的衣服，解剖穿过的衣服，气味会钻进布料纤维，会附着在上面，散不散，好久散，看情况。

夏天的时候，宋若冰在解剖室解剖高腐女尸，5个小时后出来，我离他两米就开始反胃。他常年剃着光头，没有头发，仿佛就不会藏气味。但当他突然把光头凑过来，那一瞬间，我觉得鼻子撞上了一堵墙，晃了几晃才稳住——我第一次知道，臭是有重量的，是一个厚重的平面，压在人鼻子上，口腔里，肺腑里，毛孔里，需要若干时间，靠人体的代谢，一点一点从毛孔把气味挤出去，排出去。

这是法医的小恶作剧，惊吓外行，算是翻开了《法医学》第一页。我是在这个时刻，才真正理解了李卡纳那一柜子的警服。

法医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酒量都深不可测，不分男女。

往上数，他们都记得，师父的师父就教会了师父，一个代代相传的行业密码：工作结束，喝酒消毒。

我问过他们，喝酒消毒有什么科学依据？每个人都诡异地笑一笑，不答。周洋说：“法医本质上是一种很压抑的工作。”

去过现场的人会找到一个解码器：死亡是一团灰霾，走进去，穿出来，霾尘总要在心上落几粒。酒是一种燃烧与浇灭，一种稀释和挥发。

职业会有比人更漫长的耐心，来悄悄渗透人。

王小伟是山西人，北方汉子，高大威猛。路上遇到搭灵棚办丧事的人家，他会绕路走，绝不从中间穿过，也不从边沿通过，他绕很远，从另外的大路转过去。这个小禁忌他很少提，同事都不知道，但他自己知道它一直在，跟职业双生，伴行。

“是怕吗？”“不是。就是心里不舒服，堵着，压着。我不想看到逝者的脸。”

王小伟解剖的时候有个习惯，他会给死者合上眼睛，如果实在合不上了，就用一条毛巾盖上。有时候，解剖是在晚上，殡仪馆很静，他只听到自己手表上秒针走动的声音。

人是矛盾的。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不喜欢戴口罩解剖，“口罩在吸气的时候是挡不住气味和有害物质的，呼气的时候，大量的有害物质又聚集在口罩内侧，会更臭。”他近视，尸体细目要凑很近看，就在鼻尖下。

他很认真地说“警服辟邪”，“战衣会给人心理暗示，给人力量。”

刘振江也是山西人。他经常开车去远郊玩，村道乡道的路边，有时候一拐弯，就在路边几米的地方，一个或几个墓碑突然就杵进了视野，他会赶紧侧开目光，不看。不看墓碑，更不看上面的照片和文字，是他的小秘密。

区县法医有时候会来总队送检材，帮李明带一块肋骨。李明做的科研课题需要肋骨。同行们装在检材袋子里，拿进来放在办公桌上。刘振江就会“抗议”：办公区怎么能放块肋骨？啊？啊？后来李明悄悄藏到柜子下面，刘振江鼻子灵，一闻到就在办公室搞现场勘查，坚决把骨头撵到实验室。

谢玉波吃午饭的时候，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有人凑过来，他会赶紧锁屏，若无其事。我瞄到一眼，他看的是《长生不死》。

他们都无法解释这些小秘密，并不是恐惧，但又比常人纤细敏感。如果没有罪恶，没有杀戮，他们的秘密，会跟我们一样，仅仅是藏进鞋底的一卷私房钱。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刘振江、谢玉波和王小伟（从左至右）在致伤工具上提取物证

所有现勘法医，都会有一个时刻，是死者，或者是凶手。

一条穿越农村的公路上，躺着一个像在熟睡的醉汉。大清早的雾霭罩下来，清扫路面的人走近了，才发现不对。人已经没有气息，地面、护栏、行道树、路基下的排水沟、田坎……来来回回到处是血迹。

李卡纳勘查了现场。在各处血迹的附近，有烟头、烟盒纸、餐巾纸，经检验都属于死者。死者手掌裂创，腹部大裂创，一个悲惨的现场。普通人都会觉得是凶杀，法医们说不是。

桌上的4个空烟盒像堆积木一样，叠在电脑前。这是现勘回来的次日上午，9个法医，3个小时的口粮，见底了。老规矩，所有现场，出勘法医回来后都要迅速把搜集的各种资料、图片做成PPT，整个法医科当日在单位的全员查案。

法医科科长夏鹏经常会挖一个小坑：即使案件已经告破，他还是不讲答案，甚至在提问的时候故意干扰一下主流思路。大家都在PPT里重新勘查一次现场，脑力激荡，各讲各理。

法医有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分析系统：通过两处裂创的生活反应推定受伤先后顺序；血迹可推定死者生前经过、停留信息，合并其他物证，可重构死者当时的行为逻辑……最终一点一点串起1号到N号物证牌之间，死者的行动路线、方式。

这是重物碾压导致的致命伤害，是一场交通事故，不是凶杀。

周洋胖，说话走路都是法医科最慢的人，但每句话之间逻辑衔接，像木匠老师傅打的榫头，稳，结实。他开始进入死者视角，从手掌受伤开始重构现场：致伤工具是什么？受伤后行动路线是什么？45度倾斜的排水沟，根据血迹，死者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在哪些地方停留时间较长？重新回到主公路，最终在哪里遭受意外？车辆行驶方向是什么？当场有无停留？

研判室关着灯，只有投影亮着，那个死者像复活了一样，跟着周洋的讲述重演了这个致命的夜晚，一路走，一路流血，几百米内的死循环。

一个潦倒的中年人，在一个寒冬夜晚的命运，在烟雾的那一头，传送门的另一边，无法逆转。

每个法医的脸都藏在香烟腾起的雾中，看起来冷，硬。提问也平静，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人听起来，瘆，不近人情。

真相从来不讲人情。比如与此案相反的，是伪装成事故的另一起案件。

也是一条乡村公路，路边的荒地、草丛，蔫哒哒的。路上人烟稀少，隔很远才看得到农家的房子。

终于有过路的人，发现路边草丛，倒着一辆摩托车，再看，摩托车下压了一个人。死者是个中年男人，头部有严重损伤，脸上血糊糊，看不清。

太像是一场交通事故了——摩托车被迎面撞起，车和人都飞出去，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到路基外的草丛中，人被摩托压在下面，头部受伤。可能也有短暂的意识，但已没有能力求生。

也是李卡纳去勘查的，他说不是事故，这是一场谋杀。

法医科的研判室又开始腾起新一轮烟雾。交通事故造成的颅骨损伤，与其他钝器造成的损伤有很大区别，致伤工具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死者的头部损伤，放大看，显然是钝器导致，法医们甚至可以准确描述出，是什么形状、质地、大致质量的钝器。

另一个关键信息是，死者死亡前不久，购买了高额车险，受益人是亲人。

案子破了。这个跑摩的男人，在死前的最后时刻，都不知道是亲人想要他的命。人间的关系，有太多寂静岭上散不开的浓雾，彼此之间都看不清。

▲李卡纳终于在掘地三尺之后找到重要物证

有时候，法医也是凶手，模拟凶手那样去杀人。侦查实验，在影视剧里，往往被称为“双面法医”。

夏夜的同康路1号，静得像在山里，半个巴掌大的飞蛾呼啦撞击办公室的灯，一惊一乍的。白色灯光透着寡淡的冷，杨小城一个人在办公室，拿一把打开的瑞士军刀，用刀背戳自己，肋下、肩膀、胸口、脖子……一边戳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从门口看过去，他背后是窗外的黑幕，幽幽的巡逻灯无声地闪过。

上午杨小城出勘的现场，两个同室居住的男子，甲杀害了乙，然后自杀。案件发生在头天深夜，万物熟睡的时刻。两个死者，凭什么说是甲杀害了乙，而不是相反？

死者已逝，活着的人咬牙说，就要一个真相！他们是他们的亲人，他们记得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爱和笑。

依据来自科学实证。乙身上十几处裂创，哪些可以自主形成，哪些不能，每一处伤口刀口方向是什么，行为人握刀的姿势是什么，正手还是反手……每一处信息都有指向，每一个指向都逼近唯一的真相。

我说法医你把刀换成笔吧，打开的刀子容易误伤自己。杨小城不以为然笑了笑：“用笔看不出来刀口方向”。他继续挥舞，我马上往后退了大半步。

根据调查，两个人曾经是好友。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摸黑行凶。友情是在什么时候破碎，碎片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扎进了心灵的最深处，滴血成恨，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些往往是证据解不开的部分，是人文学科的部分。

我问过法医们，这个工作总是要潜入人性的黑潭里探查，如何让自己采光？

每个人都没有直接回答，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

巩强以前曾经出勘一个类似案件，两个女子，也是A杀害B以后自杀，A的家属拒绝接受结论，法医科派出几组人，反复勘查现场，现场侦查实验，一轮轮集体论证。

根据现场重建，第一处形成的血迹是B的，第一处造成的大裂创是B的脖颈，B还有第二处无法自主形成的绝对致命伤，遭受这种程度的伤害后并倒地后，B无法再对A造成多处试切创，进而再对A造成致命伤害。

给家属解释背景关系，不听；讲证据讲科学，不信。

巩强也急，急了脸上会浮一层红，越急越红。他是甘肃人，没有重庆人的大锣嗓门和奔放语速，又有当年本科读中医的温柔节奏。

最后，法医们把A的家属带到会议室，出示部分图片，进行模拟讲解。讲他们的亲人，是怎样杀害别人的亲人，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讲。

人心哪个瞬间突然软下去塌下去，你看不到。真相和残忍更多时候是在一起的，人不能只挑拣自己想要的看。

A姑娘爱着B姑娘，B姑娘有更积极的人生追求，彼此逐渐拉开了差距。因爱生恨，A在事发前，陆续跟亲人有邮件往来，流露极端情绪，不甘心，又渴望被人记取。买了刀，一路不回头。证据链的每一环，都扣死了下一环。

巩强做的解剖，清洗后看，受害者是一个很美的女孩，人生才刚刚展开。

▲巩强（左）和王小伟（右）把待检尸体拉出来，接下来他们会走向解剖室，揭开一个死者死亡的真相

世间有八百万种死法，就有八百万种侦查实验。巩强做过一个自杀实验。

秋冬的长江和两岸，是一条沉甸甸的铅灰色飘带，铺向天空的那一头。一具混着泥沙的铅灰色的尸体被水流冲到了枯萎的草丛中，尸体的胸腹、上臂、裤裆等部位共绑缚着10块石头，大小形态各异，总重量超过了25.5公斤。绳索走线方向混乱、复杂，打结上身紧，下身松。

侦查获得的各种证据都不支持是他杀。自杀？怎么可能？人怎能以这样的造型，对自己五花大绑，沉重的躯体还能自主行走到江中？

巩强沿着江岸一直走，一路寻找跟死者身上材质相同、形状接近、数量一致、总质量相同的石块。

他按死者身上绳索的走线方式、石块绑缚的位置、绳结的松紧程度，全程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原版复刻了死者被发现时的状态，并缓慢移动，证明自己可以完成绑缚和沉江。

那是个绝望的中年男子，但若把时间再往后推半年，光线就能照进生活，只是他不知道，就这样决绝地沉落。

巩强绑完自己的时候，心情复杂。确认答案的时刻，对大多数人是good，对法医来说，不一定。

绑石头沉江，证据不会消失。有的罪恶，会以清洗、丢弃、损毁的方式去消灭证据，但证据举头三尺，它看着你。

▲巩强在身上绑缚了10块石头，超过25公斤，全部独立完成，原版复刻了死者被发现时的状态，用侦查实验证明了死者是自杀 警方供图

一个水库边的夜晚，荧光幽幽，一位老人被杀害的证据浮了上来。

水库背靠山梁，面朝更广阔的开发区域，远景中的房子在一天天生长，水库边躺着的老人，从这一天起，再也看不到未来成片连天的样子。

李卡纳到达现场的时候是傍晚，他测了水库的水温，又记下了当天的气温。尸体颅骨被砸成几十块碎片，身体已经呈巨人观，被气体胀满。根据腐败程度，死者已经死亡两天以上。前两天下过雨，痕迹似乎消失了。

水库边不是老人遇害的第一现场，他是被拖拽到水库抛尸的。必须要找到抛尸的路径，获取一些关键信息。

有一种试剂可以让隐藏的证据浮现出来，但要等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

夏天最后一缕残红沉进了水库，水面没有风，安安稳稳地铺平。霾重，月光穿不过来，正好。

李卡纳和痕迹的同事，打开电筒，把试剂调匀，摇散，喊了声，“走”。几把电筒、手机光源同时关闭，周围突然一黑，像泼天的墨扣下来。

李卡纳沿着推测的抛尸路径喷洒过去，我看到罪案影片里的那一幕：幽幽的荧光蓝，点状、圆团状、条状，沿着房子门口的泥土、草丛，一闪一闪通往水库。

那是血，死者的血。

刑警在拍照，除了镜头的声音，几乎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从那条蓝光带上，看到了那个同样的夜晚在回放，看到了凶手慌乱凶残的动作，停留、转移、掩藏的路径，和另一个生命的永别。

致伤工具是另一个关键点。李卡纳有些执拗的坚持，他要把破碎的颅骨拼回去。老人的颅骨太碎，被钝器重击成几十片，解剖的时候，碎成了胡乱的一堆。囫囵的死因好说：大质量钝器造成的颅骨机械性损伤。但这不够：具体是什么钝器？击打的位置和顺序是什么？哪一处伤是致命伤？这需要把颅骨拼接还原，观察骨折线。

人骨拼图，是在法医科二楼的实验室完成的。李卡纳和周洋两个人，前后用了两周。

蒸煮过的颅骨，去掉了软组织，颜色变深，凑近了，依然闻得到臭。骨片有厚度，裂口形状在正反两面也呈现细微的不同，最小的碎片直径只有两三毫米，几十片，颠来倒去，毫无头绪。

实验室的空调调到了最低的22摄氏度，我觉得冷，周洋还在飙汗，衣领很快湿了一圈。

两个法医拼颅骨的时候，很少说话，空荡荡的实验室却有一种紧绷感。像是那个死者，在无声地讲述一些事情。

每拼好一块，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小欢呼，又马上抓起下一块。看不见的致命钝器，渐渐浮现在颅骨的上方，人字缝，矢状缝，骨折线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法医的眼睛，看到了一幅图。

案件破了，是游手好闲的熟人青年，为一点钱财的临时起意。老人生前跟凶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招呼他吃自家李子树摘下来的新鲜李子。

这个拼好的颅骨，至今放在法医科的实验室里。因为缺损几块骨片，有一个黑森森的洞，像来自深渊的凝视。李卡纳有时候路过，会从窗外看一眼。

▲嫌疑人清洗过的血迹，法医喷洒一种试剂，隐血会重新浮现出来，幽幽蓝光是死者的血，也是犯罪的铁证

谢玉波曾经最焦虑的时候，一周没有回家。以前为了破案，他把头发剃光，在脑袋上画来画去，看损伤，看骨折线，那次不行，那次是碎尸案，死者身份不明。

那是一片城乡接合部的野地，大量尸块不规则抛撒，高度腐败，农家散养的狗衔走了骨头。有价值的信息太少了，唯一能确认的是，死者是一个男性。

重庆命案侦破率，近年保持在全国前列。数据背后都是人，无数人的无数个小时，昼夜不计。每个法医，每个刑警，都有同一种怕，怕自己掉出这个数据以外，成为孤零零的那个“未破”。

谢玉波很慌，命案前期的压力都在技术人员身上，给侦破提供的方向不能错，毫厘就是千里。可是方向在哪里？死者是谁？

法医科根据骨骼等信息，分析死者年龄，差距最大达到20岁。这是被特殊处理过的尸体，信息误差很大。“入职多年，我是在这个时候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谢玉波总觉得自己少捕捉了一点什么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那些天，他失去了生物钟。吃和睡，有时在一个查案的缝隙里，有时没有。他座位的前后左右，杨小城、宋若冰、周洋，轮流陪他加班，查资料，做比对。一周下来，谢玉波瘦了10斤，泡乎乎的两颊，开始有了骨骼的形状。

有一阵，谢玉波眼里全是蛆。他每天都盯着死者身上的蛆虫大图看，对比各种资料上的蛆虫，从蛆虫的生长去倒推抛尸（死亡）时间。悲剧的是，谢玉波是法医科狂热的米饭热爱者，对一粒粒白米饭的爱，远远超过各种菜品。讲到这里，他突然警惕地摇头否认：“不不不，我没有这样去联系，我没有……”

总会有一条小路通往真相，那一点点最关键的信息，是牙齿。

死者有假牙，法医跟侦查部门一起寻找，周边43家可以做假牙的机构，一家一家筛查牙齿建模。抓到凶手的时候，他还在那间杀人分尸的屋里住着。

两个打工的中年人，租住在一起，都是些生活龃龉，谁业务好点，谁脾气大点，犄角旮旯，柴米油盐……法医看过太多这样的“五毛钱”杀人，恶有万千种形态，而杀人的，总是对生命极端冷漠，对他人，也对自己。

真相不会消失。沉下去的会浮起来，抛撒开的会重新聚拢。讲那些处心积虑的谋杀和毁尸灭证时，周洋幽幽接了句：“高智商杀人？呃……不要妄想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团队的整体智商和经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杀手智商高过我们。”

谢玉波稍有不同：“杀人本身，就是低智行为。” 

▲法医科全员查案

无论多么复杂缠绕的推理小说，都会有同一个铁打的价值宣示：正义战胜罪恶。而通往这个价值终点的过程，是智力比拼。法医这个工作，几乎就是一本一本推理小说的复刻——在现实版的浓雾模式中，准确找到关键点位，一颗一颗布下北斗七星，最终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天罡北斗阵，豁然开朗。

因此，法医们面对的其实不是尸体，而是尸体背后的人，人的逻辑、心理、情感。

偏远农村的夜里，一对中老年夫妻死亡。连通屋外的两处门都关着，一处有抵门杠，另一处被救援者撞开。门后的狭长通道有板凳，板凳上有锅。女子死在饭厅门边，身上有四种工具导致的损伤，男子死在厨房地上，头和手有至少两种工具造成的损伤。根据勘查检验，一共有四种致伤工具：螺丝起子、羊角锤、普通切菜刀、大质量砍刀。

是第三人作案？密室杀人？还是杀人后自杀？谁杀的谁？用的什么工具？先后顺序是什么？

这是以前周洋出勘的一个现场，是一个完全依靠现场勘查和法医学知识，通过严密的逻辑，进行复盘的案件。

墙上投影亮了，研判室灯灭，声音像从屋顶传来：“天黑请闭眼”——

“根据死亡时间推定，这是夜里发生的案件。多种致伤工具的使用，可看出杀人者有更换工具的过程，为什么工具会更换？为了更趁手，越换越趁手。这一过程也可看出整个案件不是瞬时的，而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当天晚上，夫妻两人发生了争执，从卧室被翻动的痕迹，和存折上显示的信息看，疑似为钱。最先发生肢体冲突的位置，是在妻子卧室，在争斗中丈夫用疑似撬锁的螺丝起子，戳伤了妻子头面部一处。孔状伤口可证。”

“妻子抓起羊角锤，敲击丈夫头部还击，有平面一侧接触丈夫头顶部，月牙形表皮伤和脑硬膜圆形凹陷可证。由于女性力量较弱，或不想致对方于死地，因此未造成颅骨骨折。”

“丈夫夺过羊角锤还击，此时工具转向，羊角面朝向妻子，头部四组对称性伤口（羊角）可证。”

“妻子向屋外逃跑，沿途滴落血迹可证。走到其尸体发现位置，即饭厅门边的时候，丈夫拿了切菜刀追上来继续砍击妻子头部，造成妻子头部第三种伤口。此时妻子因受伤体力不支，倒地。地上血泊可证，倒地停留有一定时间。”

“丈夫回卧室翻找东西，推测是钱或存折，推测心理疑似两种，一种为逃跑，一种为送医。”

“丈夫返回妻子倒地处，并将妻子扶起，坐地，背靠在门上，门上扇形血迹可证扶起过程。妻子救治无望，但推测尚有一丝气息，丈夫回到厨房，拿砍刀砍杀妻子脖颈处，造成动脉、气管横断。妻子死亡。”

“丈夫回到厨房，在对自己脖颈处反复试切后，选择了砍切自己手腕自杀。”

“现场没有第三者进入，抵门杠完好，门后通道的板凳和锅，是主人的防盗设计。”

侦查员最终的调查，印证了周洋的复盘。妻子对家庭财务控制极严，丈夫又很爱喝酒，那是春节前，是人们都喜欢喝两杯的时候。

复盘完成，周洋说了句：“不过……我觉得……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杨小城、李卡纳、周洋、宋若冰（从左至右）在解剖室工作，重庆的天气，从春天开始，防护服里就开始像一个浴缸，积满了汗水

“精神上经历过兵荒马乱的人，事后大多沉默……”法医科的人大多是朋友圈的隐身人，他们偶尔点赞，几乎不发言。

死亡从来不只是九画写成的两个字。

宋若冰做完解剖出来，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给妻子打个电话。解剖那几个小时，法医都是处于失联状态的。他和妻子女儿，甚至不能忍受几个小时的“失联”。

夏天的一个中午，办公室只有我，他说：“我不能想象，以后女儿长大了，慢慢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世界，而我逐渐退得越来越远……我没有准备好，永远都没法准备好……”女儿还在读小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眼里看到一种老年的苍茫。

他对自己有奇怪的代谢要求：从来不吃午饭，不午睡，像在坐禅，中午是他的苍茫时刻，一中午要给女儿打好几个电话，聊天，视频讲作业，有时候看看手机里女儿跳舞的视频。

宋若冰不会使用微信付款，以及任何网络支付、手机银行。科里女同事梁黎有他妻子的微信，需要交任何费用，梁黎直接找嫂子，参加比赛得了一点奖金，梁黎也发给嫂子。这让他显得非常复古。

后来谜底稍稍翻开一角：宋若冰每年都会倾尽这一年的结余，给女儿买下一个不会过期的礼物，从未间断，他要在女儿成年的时候一起送给她。

闫伟是整个办公室最沉默的人，行踪神秘，唯一确定可以找到他的时间地点，是下班后的篮球场。同一间屋子工作两个月后，我们才开始有了第一次交流：

“你是学中文的？”他问

“嗯。”

“讲点你喜欢看的书。”

一个法医正式开始采访一个记者。但很快我们又不知不觉交换了场地：他讲他喜欢的导演是枝裕和，讲他喜欢的小说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贾平凹的《山本》，给我推荐日本纪录片《中国铁路大纪行》。

后来某天凌晨三点半，他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只有两句话：地点、路线。所有客套、人情藩篱都在这10秒里消失。那个雨夜的凌晨出门，我想起周洋说：闫伟是那种人——他说他只能喝四杯酒，就一定会喝完，你要再让他多喝一杯，他真的就倒了。

就在这个雨夜，在工作现场，我们听到一间屋子里有个老人，从凌晨四点开始，持续两个小时不断呜咽。那声音，有时是人类的哀嚎，有时像某种动物面对危险的嘶吼，有时是痛哭。每一声都在人心上用力抓，一抓一槽血。

这是一种失智后表达烦躁的方式，闫伟突然问了句：“你说我们老了，会不会像这样？”我在记工作提纲，手抖了一下，没有回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钥匙，有些人藏起来，有些人紧紧攥在手里，有些人一把换一把。

▲唯一确定可以找到闫伟的时间地点，是下班后的篮球场

从同康路1号的院子看出去，缙云山脉四季常绿，风会吹来草叶、树枝的气息，吸一吸，整个肺里都是缙云山。早上上班的法医，相遇的时候点个头，一个问：“你值班？”另一个笑着答“国泰民安。”

这像是他们的接头暗号：不要有死亡，不要有现场。

杨小城跟闫伟在办公室算是同桌，一个静，一个动。没开工的时候，杨小城似乎永远在唱歌：去食堂的路上、爬上值班床的上铺铺被子、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他唱李健，唱他喜欢却永远记不住歌词的民谣。这个时候，法医科不像研究死亡的地方，清风明月，少年锦时，死亡很远。

那个夏夜，杨小城用刀背扎自己的那个侦查实验，以及后来他的讲述，让我想起作家鲁敏《九种忧伤》里写的：每个人都如同一枚环形玉器，带有忧伤的缺口，它不被重视，它申诉无门。它在那里。

杨小城父亲离世的时候，他没在身边，当时他在外地工作，父母在重庆。他人的死亡和亲人的离世，是不同的生命教育。

所有贫困少年的励志故事都有一个刻进生命的镜头，他的镜头是：父亲在学校旁边摆摊，每次他得了获奖证书，父亲都拿在手里舍不得装好，买东西的人看了搭句腔，父亲就会高兴地讲，是儿子得的奖。

终于工作了，父亲查出癌症晚期。回重庆的时候，他特地带了一身警服：父亲从来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老人是在他回单位的路上离去的，眼里最后的影像，是儿子笔挺端正的样子。

从那天开始，杨小城觉得心上缺了一个小角。他是从对母亲的迁就上意识到那个缺角的存在：母亲碎碎念，让他去相亲，赶紧结婚，从早上念到晚上，吃饭都没停，念叨了整整8个小时。他没有顶撞一句。他记得父亲离世时他跟自己说：“爸爸走了，更要对妈妈好一些。”

这句话说得特别慢，时间跨过零点，新的一天开始，窗外依然是黑夜。杨小城背过身，用手掌按住眼睛，深深吸气。这跟白天在解剖室那个麻利高效的法医，那个吃饭都在唱歌的法医，不是同一个人。

天亮的时候，他又会笑着说：“我爸没给我把名字起好。”“小城？哪里不好？”

“邓丽君有一首歌，《小城故事多》……”

▲杨小城身后的颅骨，是法医科的历代法医在工作中搜集的无名颅骨

周洋下班后只有三件事：喝酒、看动漫或者打游戏、把狗洗干净鼻子杵进狗毛里吸狗味。这是女儿降生之前，降生后第三条换成了把鼻子杵进娃娃头发吸娃。现在下班后约饭，他会说：“你们先吃，我要先回去一趟，吸吸娃。”

夏天的时候从解剖室外的玻璃窗看过去，会看到一个白色的解剖服撕得稀烂的周洋，腋下、大腿、后背，巾巾吊吊，看得人悚然：解剖室里发生了什么。 

解剖服像生化防护服，全包围，不透气，不吸水，夏天出汗多的，汗水顺着衣服内壁流淌，多站一阵，地上就是两摊水。周洋受不了人在衣服里泡澡的感觉，撕了破口透气。

他体型接近“纯圆”，总是给人某种喜感，这让他找到了一种方式，讲死亡时举重若轻。比如，他认真地回答过一个问题：最不愿意出勘哪种现场？

“火灾，烧焦的尸体。那个味道……不不，不是臭，是香！你去过烧烤摊吧？这个气味是很严重的干扰，会让一个法医内心自责，我是来工作的……所以我更愿意在高腐的臭味中去工作。”

“还有一种是地面铺满了蛆，踩过去，吱吱脆响，又滑，那种触感从脚掌心传上来，肌肉都绷紧了，难受得很。”

总会有一个时刻，举重就是举重，无法若轻。

我唯一一次崩溃，是周洋抓住我的衣领，从水中捞起来，重新聚回元神。

死者是个男孩，还没上小学，被亲生父亲杀害。那个父亲，骗他出门去玩，一路带到僻静处杀害。男孩出门的时候多么开心啊，小书包装着喜欢的零食。他说想去河边玩，爸爸就带他去。他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样子，是父亲杀害他的样子。

孩子的父母早已离婚，父亲有新的生活，嫌他是个累赘。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高腐了，整个头部失去了形状。母亲来认尸，解剖室在长长通道另一头，母亲的哭声穿过通道，像一串串子弹呼啸着打过来，打穿我。眼泪会传染，如同人类的情感会传染。

眼泪在口罩下无声奔流，我被周洋抓进另一间空着的解剖室，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锐器摩擦着黑板发出的那种刺耳，变形：“那不是我的孩子……但又好像是……”

他沉默了很久，长久得空气像被水泥封住了，然后我听到他说：“都有这种时候。想哭就哭出来，不羞耻。”

我知道这个时刻，我们辨认出了彼此。

常红发不吃兔子，刘振江也不吃兔子。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撞死了几百只兔子。

常红发戏称自己和刘振江是在大坪医院的实验室里，关了两年小黑屋。实验室在地下，没有窗户。他们做的一个课题研究，关于力学传导，要通过撞击机对动物活体的撞击，进行数据取样，在浩瀚的数据信息中进行分析比对，最终获得人体损伤鉴定方面的研究依据。

常红发最看不得别人流泪，但却硬生生在实验室里听了两年兔子的哀叫。他在做另一种攀登，科学探索，也是法医的一种工作。如果可以选择，解剖室和实验室，他更喜欢后者。

几年前母亲去世后，他愈发不愿意面对死亡。老家在山西，那时母亲已经脑死亡了，全家都在等他回家，等他来做一个决定：拔管。

拔管很久以后，他才梦到母亲，“她在前面牵着弟弟妹妹跑，我死活追不上，在梦里哭，哭醒了，一抹脸，手上都是湿的。”

这以后，他总觉得自己心肠在一点点变得更软，“甚至不敢一个人呆在解剖室。”同事们赞他“自带科研体质”，他喜欢科研，科研是向高处摸索，向亮光处摸索。

他现在在做有限元模型：把人体用数字化表达，用几十万个点位构成人，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力的传导。

电脑屏幕上，一个三维的人体模型，在被棍棒击打后，脑部出现了清晰的损伤。这个受力过程，不是动漫设计，是常红发在几百张不同损伤的颅骨CT片里，一点点擦除和提取，获得关键信息，进行推算和编辑后，做成的模型。

一个人值班的晚上，仔细听，能听到窗外树叶落地的声音。他在这个系统里反复修改，填写，补充。他喜欢这种安宁，重击、损伤，都只是在电脑图像里，屏幕一黑，明早的太阳照常升起。明天七夕，他在手机里给妻子订了一束花，“国泰民安”。

▲常红发（左）和巩强在做力学实验

值班的夜晚，周洋通常会早点睡觉，万一有现场，谁也不知道下一场睡眠要在几天之后了。12点刚过，一个黑影轻轻蹿进值班寝室，俯身看了看周洋。手机电筒突然打开，激光一样直射周洋眼睛。

周洋眼睛闭得更紧了，他知道是李明，不会是其他人。他觉得李明即使50岁了也依然是50岁的熊孩子。

李明是人类学专家，在法医人类学领域已经很有成就，他是“西南第一耻（耻骨）”卢涌的弟子。尸体骨骼方面的疑难，他就是新一代的权威，这个权威打完篮球，脱下臭袜子，会突然捂压在周洋鼻子上。

这一点他遗传给了儿子，小朋友会用儿童手表给父亲报假警，类似广告里那种“爸爸快来救我呀”，气得李明每次打电话都要提醒儿子：“好好呆在幼儿园，不要乱按手表！”

法医科有一条隐藏的分界线，把罪恶的渊薮和日常隔开。生活的这一头，他们像是特别需要光照，在光合作用里，永远有过不完的青春期。

冬天的时候，周洋招呼大家吃烤羊，这个情绪身姿都特别稳定的胖子，吃着吃着就哭了。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哭，心里灰灰的，想要释放什么。一桌人都陷入了沉思。烤架下的火苗蹿了出来，悄悄燃到凳子下面，杨小城木然指着火说：“燃起来了哦。”

没人动，杨小城自己也没动。火燃大了，王昊第一个醒悟过来，然后把气管上的火灭了，呼喊大家赶快跑。

这种时候很多，每个人隐隐知道为什么，但又都说不清楚为什么。

周洋最不屑的就是法医科有怕老婆的传统。谢玉波说，早上出门，身上最后剩下5块5，结果被女儿搜走了，周洋表示“哼哼”；李卡纳有一天没带公交卡，找同事借了三块钱坐轻轨，周洋又笑了；李明在家不敢抽烟，到了单位猛抽，周洋说，鄙视他。

唯一让周洋称赞的是宋若冰，这个恋家狂人的柜子，塞满了各种吃的，茶叶香烟饼干咖啡口香糖方便面，法医们值班饿了，都知道去翻宋若冰的柜子。这些都是宋若冰老婆买的。

周洋自己呢，工资卡都交给老婆了，剩一点零碎的补贴，他说够用。“300块自由跟30块自由有本质区别吗？”他说有。

法医大多是学霸，医学院很难考。但是学霸们斗不过小学生的奥数题。

李卡纳的父亲，是著名大气科学家、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弟子，研究地质。他给儿子选了三个方向：法律、医学、电子，李卡纳把前面两个结合在一起，当了法医。

他的名字曾经被人反复讨论其中的科学感，他没有辜负这个名字。我问死者为什么绑缚了50斤石头沉江还会浮上来，他给我讲一串水的比重、各种类型石头的比重，以及尸体巨人观以后的胀气，然后用一串公式推导出来。我在心里给他发了个表情包：“打扰了！告辞！”

“科学家”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唯独奥数做不出来。午休时间，他经常带着女儿的奥数题来找周洋和宋若冰，这个面积那个阴影，三个脑袋趴在一起，纸上画来画去，还要争，急了就互相伤害，拿智商碾压对方。猛一推门进来，我觉得误入了高中教室，又想扔个表情包：“打扰了！告辞！”

▲周洋（左）和李卡纳拼接颅骨碎片，从骨折线上还原死者受伤过程

网上鸡汤流传度很高的一句话是：除了死亡都是擦伤。

谢玉波母亲瘫痪卧床8年，脖子以下毫无知觉。疾病把母亲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父亲一个人独自照顾，还要下地干农活，翻身喂水排便，都是定时，比闹钟还准。整整8年，母亲没有长一处褥疮。

送走母亲后，谢玉波第一件事情，就是帮父亲寻找一个老伴。父亲不急，他急得很。“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死亡要快速翻过去。”现在父亲和谢玉波找的阿姨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主城带带孩子，老家修修房子。

周洋以前在区县工作，带他的法医，比他大12岁，要求严。头一天，他还在批评周洋，说桌子太乱，不收拾，周洋不吭声，心里嘟哝悄悄翻白眼。第二天，这个法医就出事了。

那是冬天，阳光照不到山的背阴面，公路上有暗冰。山路弯多，开车从朝阳的坡面绕过去，车速快，一拐弯就进了背阴面，来不及减速，车在冰面上直接甩出去。

周洋去做的尸检。“有一种不真实的穿越感，这个人不是还在批评我吗？怎么突然就没了……”

我想起第一次对话式采访，周洋说，有几种现场他特别怕出，其中有一种就是“死者跟我同名同姓，跟我亲人同名同姓，跟我同事朋友同名同姓。”母亲去世，前三天，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死亡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尸体，手上会有余温，身体也有微温。我拉着他（她）的手，会有幻觉，像拉着一个活人的手。”

周洋开车很慢。有天早上上班，开车在内环快速路上，遇到7次危险的贴身超车，他不发火，不路怒，他的方式是自言自语跟导航抬杠：“哦，NO,NO，闭嘴吧，我才不要相信你这傻瓜机。

▲法医病理组从事更精细的镜下工作

法医科长夏鹏很潮，冬天穿那种笔挺的H型驼色羊毛大衣，窄腿裤，鬼冢虎的鞋，脚踝露着，从不穿秋裤。很难想象，一年多以前，他比现在重30斤，他硬生生跑步跑掉了30斤脂肪。这是A面，上班的时候，他是另一个人。

值班的早上，夏鹏把自己的工具箱挪了一个方向。值上一个班，他出了一个现场，只要出过现场，下一个班，他一定要做一个微小的改变，箱子换个方向，或者多放两把止血钳进去。

“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这个班一定要平安无事。类似他们打招呼说，国泰民安。”

他是法医科的“箱子杀手”：他会不定期，毫无规律地突然抽查箱子，法医们用过的器具、耗材，没有及时补充的，会被罚款，现款现交。法医有好几个箱子，常规的现勘箱，耗材箱，DVI（群体性伤亡事件调查）专用箱，尸表和个体识别又有专门的箱子……每个都不能错，不能少。

我见过“箱子杀手”唯一一次生气，是在批评一个法医。一个凌晨三点的突发现场，走得急，法医的工具箱里，前一天的记录表没来得及换新的。其实也就是一套表格里，其中一页被填过了一些信息。夏鹏也觉得自己变得啰嗦了：“不啰嗦不行。”

法医科每天早上9点10分，雷打不动要开早会。9点11分，没到会议室的，夏鹏会喊梁黎：把名字记下来，处罚。有一次，杨小城从厕所一路飞跑过来，刚跑到门口，脚下趔趄滑了一下，夏鹏说，已经记下了。

他解释过这种对细节的苛刻：“崩塌往往就是从细节开始的。法医出现场，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一个细节都散不得，一散就是全部散。”

他给他们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在一个分局，有一次做解剖，开颅锯拿掉了，痕迹同事帮他出去拿。他一个人在解剖室继续解剖，外面是一个长长的通道，通道两侧摆满了尸柜。同事出去以后，整个通道安静得瘆人。

他在进行口腔探查，突然，尸体咬了他一口。刚好，殡仪馆的灯突然灭了。他慌张了，连手术刀都没有放下，就往外跑，一直穿过长长的通道，站到门口，等同事回来。

夏鹏从不相信灵异，他知道科学的答案：自己肯定是碰到死者下颌的某个位置，导致死者牙齿动了一下。如果同事在场，他们甚至会互相开个玩笑。夏鹏告诉法医们，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拿掉过一样东西。

他也会“恐吓”科里的法医：给AI输入系统知识和现勘资料，像阿尔法狗学习围棋那样学习法医学，以后你们就会被取代。周洋不太相信：“人命关天的事情，请问AI可以签字负责吗？”

在实战部门带队伍，没人能当翘脚老板，“领导”有更丰富的外延。

夏鹏会敲打兄弟们的私人生活：“下班吃饭要AA制哈，我教过你们，微信里的AA付款，不要给任何兄弟增加负担。”兄弟们也敲打他：“喊你不要跟娃儿急，不要凶，不要吵，不要吼娃，都是亲生的……”

法医科北方人多，占了一半，每年大年三十值班，夏鹏都会请来李明的母亲，一位辽宁阿姨，做最正宗的手擀面，包饺子，值班的法医们，也过一个北方春节。

这是法医科最有味道的一顿午饭，家属带着孩子们，来陪伴一两个小时，过一个短暂除夕。猪肉白菜馅的饺子，常常被其他科室值班的同事蹭走一半，法医们的孩子，围着大人追来追去。这个时候，法医们觉得夏鹏就是个大哥。

夏鹏小时候有两个理想，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医生，命运想了想，混搭一下，让他当了法医。职业改变是从对弱者的敏感开始的。

夏鹏小时候读重庆一中，他是这个重点中学里的熊孩子。语速快，反应快，动作快，爱欺负人，图个乐，喊同学交出饭票来。也不是真要，别人喊他大哥，恳求两句，他就还给别人。同学觉得他是“社会人”，不敢跟他耍。

做了法医，像变了个人，尤其有了女儿后，所有跟孩子有关的案子，他都特别敏感。

一个两岁多的农村女孩，死在一个冰凉的夜晚。父母出门打工，孩子一直带在爷爷身边，那间农村土房子，又窄又乱，床是那种竹凉板搭在垫起的砖头上做的简易床。平常都是爷爷带着孙女睡，这些日子，母亲回来了。

小女孩脸色苍白，家里人以为是病死的。夏鹏反复看她的口腔和眼睛粘膜，窒息征象不太明显，但有，要非常仔细地看，很细小的小点。病死是普通人含混的说法，法医出具的死因里，没有“病死”这种说法。

女孩的死因是外力捂压导致的机械性窒息。再查下去，凶手是孩子的母亲，也是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女儿是个负担。

夏鹏想到自己的女儿，想到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婴儿，是在电梯里，她在哭。他还没来得及给妻子拿麻药去手术室，女儿就出生了，电梯里碰到护士抱下来，他恨不得抢过来自己抱着。

怎么会有人下得了手？

曾经一起儿童被袭击的案子，夏鹏没有去。常红发、闫伟和孙广胜去出勘的现场，去做的伤情鉴定。

常红发和闫伟还没有做父亲，夏鹏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安排。工作都是训练有素的，但不同的人，心上会留下不同的痕迹。

给孩子做伤情鉴定，最困难的就是心尖上的那种绞痛感。受伤的孩子烦躁，难以沟通，但工作又必须要完成。

常红发做的鉴定，孩子头面部重伤。手术出来，任何人都无法安抚情绪，一直哭，一声一声声嘶力竭。孩子不让任何人靠近，父母都不行，只接受外婆。常红发在外面一直等，他不知道要等多久，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他愿意等。他安抚自己的方式，是不断出去透一口气。

孩子遇袭的视频，夏鹏至今没有点开看。他最后审看鉴定书。鉴定书是规范的法医学鉴定语言，一板一眼，科学，冰冷。夏鹏看的时候，几次停下来，读不下去。那些伤情描述，一句一句都会跳出来，立体浮现在孩子的脸上。

夏鹏做了十几年法医，命案发案率比他入行的时候低了接近80%，但是青少年自杀这类死亡，在增多。“做父母的人，会特别敏感，会追问自己，我做得好不好，我真的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吗？”

女儿小忆读小学5年级，他跟李卡纳和宋若冰一样，焦虑同样的问题：“我明明是个学霸啊，孩子明明是亲生的啊，数学怎么就不像我？”

小忆在天分上更靠近妈妈，情感细腻，语言有灵气。几年前，夏鹏和妻子出国旅游，出发前的晚上，小忆非要看一看妈妈的箱子。到达后，夏鹏打开箱子，在衣服中间看到小忆悄悄塞进来的纸条：爸爸妈妈，祝你们玩得开心，你们不要忘了我。

从此以后，夏鹏休假出门，都要带上女儿，“在她长大离开父母以前，每一天都是珍贵的一天。”

因为自己做法医，因为孩子是女孩，夏鹏的安全教育从很小就开始了，碎碎念，反复念。小忆5岁的时候，他做了一次测试。

他和妻子带女儿逛街，走着走着就在后面藏起来。他一直教女儿，走丢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能大哭，不能吸引周围的人注意。要沿着大路走，去找穿制服的人，告诉对方父母的名字和单位。

小忆发现父母不见了，没有哭，但也慌张。她四处张望，想哭，但在努力忍。然后她沿着大路往前走，忍不住了才开始哭。

夏鹏给女儿说得最多的话是：活着是最大的价值，无论如何艰难，不要放弃生命，要努力生活。他知道小忆现在不会完全懂，但他要种下一颗种子，他相信种子的力量。

▲夏鹏

浮士德与魔鬼签署协议，以灵魂作为交换，让魔鬼满足自己的欲望。抵押灵魂的人，有时候就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身边。

王小伟以前出得最久的一个现场，用了12天。一个农村的大家族，从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开始，各房叔伯婶子，有瘫痪的，也有健全的，都有人相继死去。深山里的村子，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都像风中的苇草，一伏，一伸，不惊奇。话多一点的，无非讲这家人着了魔。

在家族办丧事的答谢饭桌上，有人吃着饭，就倒了下去。

投毒案的勘查工作量很大，每一处居所，每一样可疑物件，都要一一提取。仅仅一间厨房的碗碟容器，就提取了上百个检材。最后的检验报告和案卷，堆起来，比两张办公桌叠起来还高。

王小伟第一天就在一个白色瓷碗里，提到了毒物，确定了案件性质，现场的人都绷紧了一根弦。

家族人多，调查笔录也多。山区村子离县城远，条件有限，民警厨房在做笔录。一个女子在旁边走进走出，她咿咿呀呀有语言障碍，但听力完全正常，是家族一个兄弟在外地打工带回的女友，就在厨房给大家做饭倒水。

几天后，在家族一个兄弟的面包车里，民警看到一瓶盖子拧开过的饮料，女子招呼民警喝。没有人喝，但迷雾似乎在开始散去。

当天晚上，这辆面包车后座的脚垫上，法医发现了微尘样的白色粉末，凭经验和直觉，大家都知道危险逼近了。

女子被抓了，所有证据都指向她。抵押了灵魂她要什么？她要家族的房子，要家族的另一个哥哥，要给自己曾经受过的欺负出口恶气，要到后来，只是一桩罪恶掩盖另一桩罪恶。

她扔掉的毒药，一会指是东边的垃圾山，又指认是西边的半坡崖，民警和消防员一起，身上拴好保险绳，吊下山崖，一点点翻找。

王小伟说这不是危险时刻，真正的危险，是证据跟凶手赛跑的时候，魔鬼就在你身边，你甚至感觉到它在，但你不能管它，你只能向着证据的方向跑。

那瓶打开的饮料，已经被那个讲不出话的女子投毒，车里的白色粉末，就是她往瓶口灌入的时候，洒落的。王小伟他们跑赢了，跑的时候，魔鬼就在身边同行。

杨小城曾经教我如何戴手套，如何拿手术刀。那种解剖用的白色乳胶手套，我戴上第一层，死活戴不上第二层。我把手术刀递还给他们的时候，刀头朝外，一屋子的法医都吓得跳起来退了一圈。

手术刀只能放在解剖台上或者器械盘里，刀头不能朝向任何人。刀锋嗜血，解剖室嗜血。

刘振江在昆明医科大学读的法医学研究生，研一开始，就要跟着师兄们出现场、解剖。大河淹死会水人，危险往往出现在熟练后的大意阶段。快毕业的时候，刘振江解剖了一具男性尸体，他的手被扎破了。

那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刘振江锯开老人的颅骨，下一步是掀开顶盖。顶盖靠后的中段位置，有一块凸起的骨刺样硬物，要用力气掀开。就在用力的时候，他手滑了，食指被那处凸起刺破，刺穿两层手套，刺进肉里，血涌出来。

老人的血检艾滋病阳性。一个尚未毕业的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另一种面目。在等待自己检验结果的那一周里，他什么都没心思做，他在昆明著名的金马碧鸡两个牌坊之间走来走去，坐一阵，走一阵。他很害怕，又不知道怎么诉说。他问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你害不害怕？

那只是一次有惊无险，一个对年轻法医的警示：你想好了吗？

刘振江后来再也没有在工作中受伤。法医科每次查案，一屋子的人唇枪舌战，常常是他默默起身，烧好开水，给同事们一一掺茶倒水。他办公桌上贴着唯一一张便利贴：每天早上9点前必须打卡。前一晚睡在单位值班的人，不进大门口，往往会忘了早上这一波，他不允许自己忘。这样的人很难再受伤了。

▲宋若冰曾打着保险绳到山崖下寻找物证 警方供图

远郊区县的一个深夜，一辆行驶异常的小轿车被拦了下来，一对神色慌张的父子，讲话语无伦次。打开后备箱，一个60多岁的女性死者蜷在里面，脖子上绑缚着绳结。

死者是父亲的妻子，儿子的妈妈。

按这对父子的说法，死者身患直肠癌晚期，痛苦不堪，渴望解脱。家住在城里的小区，不远处就是长江，老人想过跳江，但传统观念里又怕找不到尸体，无法入土为安；想从家中高层阳台一跃而下，又觉得砸碎的肢体过于血腥。

想来想去，她决定上吊自杀。走不动路了，她恳求家人开车，送她去老家果园，找一棵树。

脖子上的绑带，是女式大衣腰间那根腰带。父子俩送她到树下，然后走到远处，不看。半小时后回来，把死者取下来。

刘振江要做的工作，是从死者身上寻找证据：这对父子讲的是真话，还是他们谋杀了亲人？

解剖室建在半山腰的一块凹地里，特别兜风，秋天的风冷得像严冬。解剖的时候，刘振江发现，死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胰腺等多个脏器，身体消瘦，接近恶病质。

他问我，是否知道直肠癌晚期症状？我不知道，但想起采访过的医生讲过宫颈癌晚期症状：粪、尿，所有能漏的都漏，人会散发恶臭。他叹息了一声，没有回答。

没有证据指向是谋杀。但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根据刑法，也是罪。

刘振江是法医科少有的不抽烟的人，工作结束，他解乏的方式是长时间沉默，既不看手机，也不讲话。我等到他沉默的尽头，跟他聊到“人在死亡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自主权”，他想了想说“一个警察，只能在法律的框架里工作，不能跑到法律的前面。”

情感和伦理有时候会把人逼进死角问：你相信血缘吗？相信孩子都是天使吗？

一个废弃的居民房背后，有一条阴沟。一个8岁的小男孩，被发现的时候，面朝下，脸扑在沟里。背上盖了一块泡沫板，没有盖住头和腿。

最后一个看到男孩的是他12岁的哥哥，当天下午跟弟弟出门买饼子，哥哥自己回家了，弟弟说再玩一会，自己走远，再也没回来。

主流意见倾向于是一个意外：男孩意外跌落到阴沟里，脸埋在水里窒息死亡。周洋觉得不是，“身上遮盖的泡沫板，风吹过来正好盖在躯干部分？有这么精于计算的风？”

他觉得是一个未成年人作的案，心智不成熟，一张板子盖住身子，以为是藏尸了，就像小孩逮猫猫的时候，顾头不顾尾。

法医要为自己给出的方向负责，坚持一种判断是需要勇气的。科长夏鹏也是执拗的人，他不管哪边声音大，意见多，他只站他认为对的那边。这次他站周洋。

侦查员很给力，始终信任法医，始终没有放弃。坚持走访调查3个月后，案子破了。

12岁的哥哥作案。他认为弟弟很坏，不爱学习，调皮捣蛋，杀了熊孩子，他是“为民除害”。

法律如果是零度，伦理也许就是人的体温。真相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破碎的悲剧。“杀人案，人们通常不愿意往未成年人身上去推测，尤其是血亲。”周洋说，通常情况下，也不提倡首先怀疑近亲作案，除非有重大嫌疑，否则容易造成家庭撕裂。“侦破也要考虑人。”

“法医这个工作本质上很压抑。”撞上伦理的墙，就更压抑。

一个长期瘫痪在床的老人，意识不清，每天都把粪便抠出来糊满手指可以触及的任何地方：墙壁、被褥、床边小桌……长期的这个动作，导致老人指甲缝里都已经染上了洗不掉的黄色。

照顾他的儿子，已经筋疲力尽，在一次不顺利的喂饭后，儿子情绪爆发，暴力伤害了老人。在最危急的时刻，他承认心里曾经闪过念头“我希望他死”。

法医进行了开棺验尸。老人身上的每一处伤，法医科全科一一查案讨论，包括生前的每一份入院就医记录。活着的人和死者，都需要公道，事实本身就是公道。

苍茫才是人间的底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不是。

▲周洋（左）和李卡纳在做人骨拼图，颅骨缺损的碎片，是一个永恒的黑洞

有些人的高光时刻，是在聚光灯下，有些人是在一些平凡的瞬间。

宋若冰曾经在外地工作。出得远的现场，车都开了一天多。没有条件把尸体运送到城市里的解剖室进行解剖。要在有限的时间完成工作，只有在现场进行解剖。

那是一个山谷，湍急的河水汹涌撞击河里和两岸的大石头，找不到完全平整的地面，只能在石头上解剖。天渐渐黑下来，同事们只有打开车前的大灯照明。入夜的高海拔地区，空气冷得像坚硬的石墙。雪花落下来，一层比一层密。

宋若冰手僵了，肋骨在发抖往胸腔里收，他要控制住自己手上的动作不走形，要快，要准确，家属就在不远处看着。

“成就感有时候不在工作本身，而在一些意外的小时刻。”

有一次出现场，道路塌方，巨石挡了去路。宋若冰急了，拦了一个骑摩托的藏族青年。青年摩托车后面挂着两个竹筐，刚刚从山上采了两筐新鲜的松茸，送下山去卖。

松茸是城里餐桌上的珍品，两大筐，都是藏民一支一支山里挖的。青年听了宋若冰的求援，二话没说，把筐子里的松茸倒了一半，让宋若冰踩进筐子，他送过去。宋若冰给他钱，他一分也不要。

同事给他和青年拍了一张照片，他把照片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照片上两个人都在笑，西藏的阳光照得人身上闪闪发亮。

▲宋若冰和藏族青年 警方供图

一位中年大嫂，曾经给杨小城送过一篮子鸡蛋。

那是在外地工作的时候。大嫂跟弟媳发生了争执推搡，农村的田坎，一米多高，弟媳摔下去，摔伤了腰。杨小城的鉴定结果是轻微伤。弟媳不服，找了杨小城的上级，得到她满意的鉴定结果：轻伤。轻伤可让对方入刑，警方将对大嫂采取措施。

杨小城去现场实地勘察做过侦查实验，这个高度的松软土坡，45度倾斜，人的姿势是滚落，几乎不可能造成椎体滑脱。他怀疑弟媳在事发前腰椎已经有问题。

轻伤鉴定出来后，他又去了一次现场，他坚信自己没有错。

杨小城让弟媳拿一张以前拍过的片子来。那是正常的腰椎影像，没有任何损伤，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把自己逼进了死角。

事发前后，两张片子，一张完好，一张椎体滑脱，推打摔跌造成轻伤，逻辑完美。只有一个漏洞：受伤后的片子里，宫腔里有一个金属节育环的影像，受伤前没有。

杨小城默默抄下片子一个小角落里的编号。他去医院翻底片，挨着编号找，果然查出来，编号是在登记本里重新插进去的，这是一张新拍的片子，是弟媳找另一个腰椎完好的人代拍的，她不敢拿出自己以前真实的CT片。

那是外地一个小城市，一年要做几百份鉴定，法医像半个侦查员。他曾给另一个“耳聋”的人做完鉴定，那人走远，他突然大喊一声那人名字，对方本能回过头来……每个法医的灵魂里，都住着一个刑警。

他推翻了上级作出的鉴定。他跟前辈打了一个电话，表达了自己的坚持。少年意气，就像衣服的前胸画着一个圈，圈里写了一个“勇”。

案子一直送到省厅。最终采用的是杨小城这份鉴定。大嫂放了出来。

他不认识那位大嫂，当大嫂提着一篮子鸡蛋硬塞给他的时候，他完全没反应过来。他不要大嫂的鸡蛋，但他永远记住了那一篮子鸡蛋。

▲杨小城在墓穴中提取证物 警方供图

闫伟抓过一个凶手，凶手不是人。

那是山区农村，一个大山包，缓坡上去都是农田。现场就在一家农户的农田，一对老年夫妻，相距一两百米，双双死亡。两名死者身上都有严重的创伤，胸腹、后背、脖颈，大裂创形状不规则，分布没有规律，但显示出凶手的巨大力量。死者的衣物翻卷，随身物品凌乱分布在现场，像是随意的翻捡、抛撒。耕地的犁头，已经折断，倒在地里，像在说着什么。

那一天，山区下雨，雨水冲刷着泥土和秧苗，没有目击者，有价值的痕迹很少。

在致伤工具上，闫伟卡住了。死者的伤口是一种异形工具造成，不是常规的斧头、木棒等钝器，形态很难描述。创伤分布也很奇怪，凶手虽然残忍，暴力巨大，但死者没有抵抗伤。不是一种寻常的杀人逻辑。

闫伟没有遇到过这种现场。但直觉和经验都在提示，凶手不是一个正常人。

会不会是耕牛？偏离思维套路，都需要勇气。闫伟做的尸检，死者身上的裂创，像是牛角横扫、从下往上挑、撞击等多角度造成。人力难以形成的巨大暴力，胸部挤压，牛角、牛蹄和犁头都可以造成，牛也没有人类的逻辑。

他和同事去找牛，发动村民找。牛找到了，情绪不稳定，闫伟要做的工作，是在牛角上提取死者的生物物证。

没有人能靠近牛，牛的眼神里充满了戒备。民警找来当地兽医，按剂量注射麻醉剂，不管用，牛不睡。又给牛灌白酒，一瓶两瓶，牛喝得眼睛发红，还是不睡。他们试图绑住牛的腿，不行，没人能靠近。

最后等牛平静下来，闫伟靠篮球运动员一般的臂长，远远伸过去擦拭牛角，提取了关键物证。

其他各种证据也陆续到位，牛被证实是凶手。没人知道那对夫妻，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激怒了牛，挣断了犁绳，撞断了犁头，冲向主人。

我问闫伟最后这头牛怎么样了？处决了吗？他头也没抬，回答说：“有人提过杀牛。我不知道，我没问。”“你不想知道……”

▲李卡纳（左）和闫伟在做血迹实验

诗人里尔克在《严重的时刻》里写：“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端在世上死/眼望着我”。历史中很小的时刻，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是他们的大时刻。

法医见证的，都是大时刻。

灾难发生在一个周末，夏鹏在家里辅导女儿作业。接到电话，他在心里默默按下了一个启动按钮：法医科从矿难事故、自然灾害等灾难中训练成熟的一整套快速应急反应预案，这个时候启动了。

他一边出门，一边要求科里所有人到单位待命，一边开始调配周边区县法医力量，安排人数、值守方式、集合地点。

他还没到单位，值班的第一组巩强已经出发，他到达的时候，刘振江、李明和孙广胜已经在清理物资，快速装车。没有人慌张，但都像按了快进键。情况暂时不明，夏鹏要求他们尽量多带耗材，他跟刘振江坐的车，十几个箱子，塞得人的腿都放不下。

几个小时车程，电话没有停息过。到达的时候，他已经把工作框架全部安排完毕。他让正在当地培训法医的李卡纳，带了一队人负责资料保障和处理，让孙广胜负责现场衔接，让巩强刘振江在后方协调解剖室。要细到每个解剖台上编码贴号，个体身份识别是重点，一个都不能错。

孙广胜很瘦，他是法医科最怕冷的人，他在寒风凛冽的白天和夜晚，驻守现场，一直呆到找到最后一名死者。

遗体送到解剖室，是后面两天了。最快出来的，是死亡人员的信息和图片。夏鹏打了一张表，发给法医们。他自己背了下来，遗体运到解剖室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那张纸了，他看一眼死者，就知道是谁。

死者的随身物品不同，有包包，有老年卡，有银行卡，有钥匙，有手机，还有个姑娘带着化妆品。夏鹏看到这些物件，显示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永远定格的样子，他觉得有一层模糊的不真实感。

夏鹏是最后一批离开当地的，所有工作结束后，多呆了两天。回家那天晚上，他跟朋友吃饭，妻子说他喝醉了，他自己记不得怎么回的家。

▲现场勘查

汶川地震既是个人的大时刻，也是历史的大时刻。夏鹏去的映秀，跟总队的法医团队一起。

夏鹏和同事搭的帐篷，就在小学附近，他们去的那天，经过学校门口的废墟，听到废墟里面有狗的哀叫，他们想救，没有工具，狗埋在深处，看不到，只听得到。过了两天，再也没有声响。

5月14日以后，整个映秀上空尸体的气味越来越浓，空气越来越凝重。所有作业的机器都24小时全开，人分成几班倒，消防员挖出来一个遇难者，痕迹马上拍照，进行个人物品的辨识和固定，法医马上取生物检材。

前两天，家长们都坐在校门废墟外不远处，等待中互相安慰。出来一个孩子，家长围过来，有人崩溃大哭，没哭的，默默走开。渐渐的，家长越来越少，越来越沉默。

夏鹏每天抽空写日记，写他眼睛看到的一切。

他看到一个老婆婆，背着一个背篼，背篼里有一双崭新的儿童鞋子。婆婆每天都来围着学校转，围着法医转。她说她有两个孙子，一个调皮，一个听话。地震的时候，调皮的逃学，在外面骑自行车玩，幸运躲过了一劫。听话的在学校读书，至今没有下落。背篼里是这个听话的孩子最喜欢的鞋子，她说如果找到人了，她想给娃娃穿上。

夏鹏写自己和同事们的改变，每个人都在抢着做事，换班了又抢着去搬东西，去帮其他工作人员发放物资，抓小偷。余震的时候，后面的大山轰然作响，没有人惊惶，每个人都想用完自己最后一点力气。

结束工作回重庆，夏鹏带回了一件警服，警服每天喷洒消毒剂，已经变色，紫红色的痕迹在藏蓝色上重重叠叠，像是涂鸦。他把它挂在那些崭新的制服中间，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件。

两个月后，女儿出生，他才觉得，他是真的回来了。他再也不想出发，同康路1号，希望永不出发。

2018年，重庆现行命案破案率：100%。每一个法医的名字，都嵌进了数据，嵌进了历史。

▲法医科

（由于法医工作的特殊性，除警方供图外，均采用了模拟现场的方式拍摄）

 责编 邹渝 总值班 万鹏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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