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林伯渠（左）、董必武（中）、王若飞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合影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后期。此时，国共两党摩擦迭起，大后方人心震荡。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赴渝，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同时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国共谈判没有取得结果。周恩来当时因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王若飞在渝协助董必武，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同年夏，党中央根据政治形势和国共关系的变化，决定改中共中央南方局为重庆工作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协助工作。11月，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回延安，由王若飞在渝主持工作，任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重庆的两年里，王若飞充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及政策，广泛团结民主党派，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王若飞民主而且求实
王若飞负责和领导南方局工作后，南方局的同志们才了解到他是一位性格刚直而又平易近人的领导。因为他肝胆相照，以诚相待，无论什么人与他接触后，都会被他的真诚之心感动。有一次办事处开会检讨民主作风，会前他便在办事处的墙报上贴了张纸条，欢迎同志们对他提出批评。于是，有人就把他“性急”的问题提出来了。本来性急是一个人的个性问题，但王若飞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的毛病很多很大，同志们尽量提出来，为什么只提性急这一点？但就这一点，它的危险也是很大的。由于我的性情急躁，就不能冷静思考问题，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事情就会从主观主义出发，就会危害革命事业……”王若飞不仅善于启发别人对他进行批评，而且乐于接受批评，使很多同志受到了教育。
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田凯枪杀在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检查违章用电情况的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制造了“胡世合事件”，激起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事件发生后，王若飞听取了电力公司地下党员周力行的详细汇报，并向延安请示，拟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广泛的打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群众性民主运动。
延安很快回电“同意”。王若飞立刻组织南方局各个系统去发动群众，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他亲自四处奔走，在民主党派及其他中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召开集会，发表谈话，揭露事件真相，阐述对事件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不仅把进步人士团结了起来，连国民党报社中的记者都动员起来了，各大报纸和《新华日报》相配合，发表评论、刊载文章，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这场斗争从开展到胜利结束历时半个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在菜园坝公开枪决凶手，抚恤胡世合遗属，为胡世合举行公祭3天，以平民愤。当时吊唁者达20多万人次，并举行了万人抗议独裁大游行。王若飞具体而成功地领导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第一战。由“胡世合事件”引发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是川东及重庆地区自贯彻隐蔽方针以来，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是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标志着重庆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义正词严的中共谈判代表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内战与和平两条道路。为争取和平，国共双方举行了著名的重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作为中共谈判代表。
1945年9月4日傍晚，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就国共关系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
身为中共谈判代表的王若飞首先打破沉默，单刀直入：“昨天周恩来同志已经提出了11条，你们即可就此考虑，何者可以同意，何者尚须商量，便可提出讨论。”
遵循蒋介石的授意，张治中说：“你们提出的11条建议与我们设想的方案实在是距离太远，根本无从讨论。”张群立刻接话：“特别是要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简直是持武装向中央要地盘，蹈军阀时代的覆辙。”
王若飞当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驳斥：“今天国共双方谈判，要求将问题解决，必须承认事实，必须根据事实。而国共两党的关系非自今日开始，自抗战以来，彼此间即存在许多问题，这都由于两党做法之不同和所处环境各异。我党今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如不承认客观事实，而用武力解决，则为今日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不承认事实，国共双方之问题则难以解决。”王若飞表明了坚决的态度。周恩来环顾一下在座各位，不动声色地说：“我党已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国民党所准备的具体方案如何？”国民党谈判代表无言以对。
王若飞在谈判桌上和周恩来配合有力而默契，使中共在谈判中取得了主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在延安机场。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陈龙
此后一个月里，王若飞同周恩来接连与国民党方谈判代表在进行了十几次谈判，特别在军队、解放区政权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说理斗争。最终，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0月10日晚，红岩村的同志们聚在一起，欢庆重庆谈判的成功。毛泽东高兴地对王若飞说：“这次你领会的精神很准确，谈判的立场也很坚定，与恩来配合非常默契。你们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哟。”
为争取和平奔走战斗到最后一息
抗战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内战一触即发。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国民党特务进行镇压，造成了“一二·一”惨案。重庆学生为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呼吁各界援助受伤学生。王若飞和董必武各捐款1万元，向学生表示支持。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进一步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蒋介石又玩起了和平的骗局，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有各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会议共有38名代表，中共代表只占7名，王若飞是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早晨8点，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一起走进会场。
政协会议上，全体代表被分成5个小组，王若飞同董必武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民盟代表罗隆基等组成一个小组，主要讨论政府改组的问题。王若飞在小组会上紧密地团结民盟代表罗隆基，就复杂、尖锐的局面，向罗隆基进行深刻分析，并以他的坦荡、坚韧、博学，赢得了罗隆基的钦佩和敬重，从而使罗隆基与他结成很好的朋友。每次小组开会，王若飞与罗隆基都要进行会前分析，商定共同采取的策略。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从左至右）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叶剑英、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 （图片提供/梁建菁）
小组里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是有名的法学博士。为此，王若飞把资产阶级宪法学中一些名词记得滚瓜烂熟，在斗争中运用自如，使王世杰瞠目结舌，就连罗隆基也深感诧异和钦佩。罗隆基事后回忆：“当时，我的确钦佩共产党王若飞代表是政治斗争中一员杰出的能将，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守的时候真是坚强。”有人称道：“王若飞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清醒周密的思力、刚强果决的魄力！”沈钧儒也赞扬：“若飞先生分析事理之强，记忆头脑之清，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吾无间然，尤其是每次会谈或是会议，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弩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先导。”可见王若飞在政治斗争中善于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使各方人士心悦诚服，不愧是政治斗争的将才、谈判桌上的能手。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将与出狱不久的叶挺将军及家人、秦邦宪（博古）等人同机飞往延安，飞机出发后，人们却一直没有得到他们安抵延安的消息。3天后，周恩来在红岩村收到一封急电：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博古、叶挺及美军飞行人员共17人全部遇难。
王若飞等人牺牲的噩耗传出，举国同悲。红岩村、延安、各解放区以及重庆各界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寄托深深的哀思。
4月19日，重庆各界群众在青年馆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悲痛地忆起王若飞临别前夕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切要为人民打算”，叙述了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最近两年来在重庆为和平、民主、团结所做的努力，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他那句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遗言，将成为永久的记忆” 。
文/刘英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均由刘英提供
原标题：王若飞在重庆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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