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层层的泥土，一块块锈迹斑斑的铁片被考古工作者们小心翼翼地取出。当它们的踪迹在深埋地下800多年后被逐一找到，一段珍贵的实物历史因为它们的复原而被缓缓揭开：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铁片，被拼接在一起之后，形成了一个球体。经过我市考古专家们的多年研究考证，今天，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布的《重庆出土南宋球形火雷的初步研究》报告中（下称《研究》报告），它们的真实身份被正式揭晓，它们就是南宋时期威力巨大的热兵器——火雷。

它们用自己产生的“冲击波”炸伤了元宪宗蒙哥，为其死因的学界争议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它们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较为罕见的初级火器实物资料，填补了相关考古发现的空白，为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史、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它们成为了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珍贵见证；

它们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重要实物支撑，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

铁火雷。

蒙军挖地道进攻钓鱼城宋军则以铁火雷御敌

这批珍贵的火雷最早现世，是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我市的考古专家们在钓鱼城奇胜门北约100米处城墙外，调查发现了1处古地道，并于次年进行了发掘清理。

经发掘的部分总长度约35米，由主通道、六条短支道及竖井组成。

这个地道的发现，首先成为了战争史上“地突”战术的一个实例证据。

《研究》报告显示，钓鱼城的古地道是1259年蒙哥汗亲征钓鱼城时开凿的，蒙军通过掘地道进攻钓鱼城，而宋军则以铁火雷御敌。

用地道战攻城是蒙军常用的进攻手段之一，《柏朗嘉宾蒙古行记》曾有记载：“他们就在城下挖掘地道，让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地下潜入城内，当他们进入城堡后，一部分人放火烧城，另一部分人则与城堡里的人交战” 。

无独有偶，《金史》中记载了相似的事件，1232年，蒙古人进攻开封时，“（蒙军）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金）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可见宋代人以火器击退蒙军“地突”战术的方法也与当时的整体战术思想相吻合。

除此之外，在这个地道里，还出土了80余片弧形铁器残片，经除锈后辨识，确定是铁火雷爆炸后的碎片。

火雷出土现场。

但这仅仅拉开了钓鱼城发现铁火雷的序幕，2013年在发掘范家堰遗址园林区景观水池H1时，一枚铁火雷爆炸后的弹片再次出土。而在随后的2017年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公廨区清理水池H27时，一枚铁雷又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视线之中。

我市考古专家们通过综合分析发掘出土的20余枚铁火雷得知，它们的外壳为白口铸铁，壁厚超过1厘米，硬度非常高。内腔空间可以装填大量火药，口径小，便于密封，以火药线引爆。

铁火雷采用硬度非常高、壁厚超过1厘米的白口铸铁作为外壳，并且能将其炸破，这说明其内部填充的火药具有相当强的威力，具备较大的杀伤力和威慑力，而圆球状的外形有利于保证人工或机械投掷铁火雷的精准度，提高击中目标的几率。

火药线引爆的应用非常重要，不仅安全、快捷、高效，而且还有延时爆炸的作用，有力提高作战效率、效果。

元宪宗蒙哥因铁火雷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受伤

根据史料记载，1256年，为了争夺中原，创立丰勋伟业，蒙哥决定全面进攻偏实一偶的南宋政府，而且是“亲自出征”。

蒙古各路大军直逼南宋。1258年底，蒙古军攻逼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而当时，众多城池陷落，能够屏蔽重庆，支撑四川战局的，只有距离重庆七十公里远的钓鱼城。

钓鱼城之所以成为蜀中战局的防御要点，与其重要战略地位分不开。其城位于合州东口里的钓鱼山上，四周悬崖，东西南3面据江，易守难攻。它位于嘉陵江、渠江、陪江交会之中。正面控制三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防线。无怪乎当时南宋四川到置使云：“城成，则蜀认安；不成，独生之。”

正因为钓鱼城的重要，宋蒙都在这里不惜血本。1259年初，蒙哥督军猛攻钓鱼城。从二月到四月，蒙军连番作战，虽然他们准备精良充分，但宋军却利用钓鱼山天然良险，坚壁不下，从容防守。蒙军采取固守轮攻，“但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固而伤亡惨重。”相反，宋军却斗志高昂。       

蒙古军队不愿承认失败，便围城等待时机，并在城外筑高台认窥城内情况，却不料为城内炮石所毁，督战现场的蒙哥亦为所伤，班师途中驾崩。

元宪宗蒙哥之死学术界尚有争议，说法众多，莫衷一是。据万历《合州志》记载， “宪宗为砲风所震，因成疾……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既往认为此处“砲风”为发射的礌石所致。

宋元之际词人、学者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1280年扬州砲库爆炸事件时也提到“砲风”，“至元庚辰岁，维扬砲库之变为尤酷……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砲风扇至十余里外……”，从文中推断，“砲风”应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结合钓鱼城遗址发现的球形铁火雷，元宪宗蒙哥有可能是被铁火雷类火器炸伤后死亡，为其死因的学界争议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陶火雷。

白帝城不仅出土了陶火雷还出土了制造火雷工具

除了铁火雷之外，在我市的另一个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白帝城内，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材质的火雷——陶火雷。

《研究》报告显示，陶火雷仅在白帝城遗址中发现4件，其中1件可复原。复原标本给我们展现了陶火雷的真实样貌，它们敛口、圆唇、短颈、鼓腹、平底，泥质灰陶，口径4.6，腹径17，底径12，高14.5厘米。

那么陶火雷比起铁火雷来说，有些什么不同呢？

陶火雷与铁火雷有一定相似性，只是外壳材质由铁变为陶，威力和破坏力应相对较低。由于陶壳易于炸破，需要装填的火药可能不多，故其内部还往往装填有很多其它破坏性物品，如瓷片、铁片、石灰、毒药及铁蒺藜等，对杀伤敌方人马有一定的作战效果，考虑到陶壳制作方便且耗费低，在长期的军事战争中不失为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

陶火雷的外壳较易破碎，因而其在战争中可能有两种具体战术应用方式：一种是隐蔽放置于地上、水面或掩埋于地下引爆；另一种是近距离投射至半空中，于落地前爆炸。

窑址窑床。

而在陶火雷出土的白帝城，考古专家们还找到了一个特殊的窑址，它位于白帝山东部山麓缓坡上，东临草堂河。窑炉东部、北部遭严重破坏，残存部分近长条形，底部东北低、西南高，残长502、残宽174、残高36～140厘米，包括火膛、火道、窑床、挡火墙和烟道等部分。

而在此之前，考古专家们已经在白帝城发现了十余件陶范，陶范为粗砂黑褐色陶胎，内外器表均为红褐色，直径15厘米左右，器壁较厚。

陶范内部空间近球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有一孔，与球形铁火雷形状、上下合范铸造范线及口部特征一致，应为铸造铁火雷的外范，其内部未见灼烧痕迹，烧制好后尚未用于铸造铁火雷。窑址形制特殊，极为罕见，可以排除冶铸类窑和砖、瓦窑，结合发现的陶范，推测可能为专门烧造陶范的窑。

《研究》报告表示，陶范和窑址的发现说明铁火雷的铁壳为本地铸造，宋蒙（元）战争山城应有制作火器的作坊等，具备一定独立制造火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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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火雷遗存

为宋代初级火器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材料

宋代是初级火器的创制阶段，“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管形火器、火箭类火器相继出现，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火器的基本门类”，这一阶段的火器“有北宋时期的火药箭和火球、南宋时期创制的铁壳火球——铁火炮和各种火枪”，并逐步应用于实战中，从此刀光剑影的冷兵器战场上开始弥漫炮火与硝烟。

既往对宋代初级火器的相关研究几乎都是历史文献的分析、解读，其主要原因是可供研究的火器实物实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重庆地区宋蒙（元）战争山城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一批球形火雷遗存为宋代初级火器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

13世纪，宋、蒙（元）双方出于战争需要，在川渝地区依山就水修筑了大量山地城防设施，据史料记载有80余处。

七百余年后的今天，经初步调查，在川渝及周边区域这类遗址现存有50余处。在重庆地区，迄今开展过大规模考古工作的有合川钓鱼城、重庆城、奉节白帝城、万州天生城、云阳磐石城、渝北多功城和涪陵龟陵城等，取得了众多考古收获和认识，球形火雷遗存便是最重要发现之一，主要包括球形铁火雷、陶火雷和相关窑址及陶范等，均出土自钓鱼城和白帝城遗址，其他山城遗址中尚未发现。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龙茜卓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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