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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力量·让烈士回家”之上海篇③︱她就是写下《最后的报告》的人
04-02 16:06:51 来源: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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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读过《红岩》的人,还是到过“红岩”的人,在看到革命先烈为了民主自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地奉献出个人的一切时,都不禁发出感叹,也会生出各种问题:难道烈士们就在牢狱中等死?他们是否想过越狱?域外的党组织是否有计划组织营救?种种的疑问,将由这份《最后的报告》为大家一一解答。这份报告出自一位曾经的复旦大学学、红岩英烈——胡其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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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辟了一条狱内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

据红岩联线工作人员介绍,胡其芬原名叫胡永萱,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19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大学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胡其芬性格开朗,落落大方,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同学都很喜欢她。但是因为缺乏斗争经验,不久,胡其芬就被反动分子盯上,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从此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之后,胡其芬辗转到了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12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来到了重庆。她在妇女组,由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国共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决定疏散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胡其芬以“父母、大姐在重庆,有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为由,坚决要求留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胡其芬不幸被捕入狱。

被捕后,胡其芬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她面对种种残酷的刑具和特务的威逼利诱,毫无畏惧,冷静、沉着地应对敌人。对于新入狱的战友,特别是对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应对刑讯。因此同志们都非常尊敬她,而她也成为了女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狱中,胡其芬通过细心观察与多方了解,发现医官刘石人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善良的人,于是积极进行策反,不久就通过刘石人打通了与狱外的联系。随后看守黄茂才也被争取了过来,通过他送信给重庆大学的况蜀华,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

牺牲前夕写下《最后的报告》记录国民党罪行铁证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形势大好,有了成功转化看守黄茂才和医官刘石人的经验鼓舞,狱中难友准备迅速着手做警卫连的转化工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监狱突然宣布停止放风,看守渣滓洞监狱的警卫也进行了调换,黄茂才也被列入到国民党遣散人员名单之中。

1949年11月20日黄茂才突然接到了被资遣回家的通知,他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女牢房。胡其芬化名为吉祥,立即写了一份《最后的报告》托黄茂才带出去。

报告的开头写道,“10月20日歌乐山难友公开被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江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

同时,胡其芬还在报告的后半部分点出了对于营救的意见,“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徐远举掌握生杀大权,这样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来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在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立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胡其芬把报告写好后,交与黄茂才送到了重医女学生况淑华的手中,况淑华立即将此信交给了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的负责人刘康。刘康看了报告后去找黄茂材,黄茂材却因为引起特务怀疑而离开了重庆,因此,胡其芬的此封报告有去无回。

狱外党组织积极着手进行营救的准备工作,短短几天内,为武装劫狱召集到相应的人员,并筹集到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但因为敌人大屠杀计划提前,营救最终失败。而《最后的报告》也成了记录国民党罪行的铁证,也告诉世人,深陷牢狱的革命者虽抱着为了革命视死如归的信念,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对生的追求,他们渴望活下来,更渴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光发热。

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甘侠义 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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