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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不准再假唱
10-09 07:35:55 来源:南风窗微信公众号

南风窗微信公众号消息,继艺人天价片酬、低劣德行、饭圈乱象等得到轮番整治后,演唱舞台也响起了哨声。

9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演出活动监管,演出活动不得使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失德演员;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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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

相较于艺人违法失德、疯狂饭圈等乱象,假唱似乎更像是早已深入乐坛和市场的,见怪不怪的事物。

从2016年拿倒话筒的萨顶顶,到2019年韩红假唱风波,专业的、非专业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各种形式的假唱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歌手假唱,是和演员抠图、念数字表演同类的现象,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抠图等不敬业的演员,呈现在影视荧幕上的观感多数会大打折扣,而几分钟的舞台上,假唱似乎更有着为整体效果把关的底气。

可以预料的是,整治假唱的力度与难度,或许会比拍戏演戏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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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两难

纵观历年的大小假唱风波,其暴露大多源自现场出了岔子。

2002年11月,当红歌星组合F4在北京举办演唱会,朱孝天翻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边舞边唱时将话筒放在了胸前,声音却依然嘹亮,现场骚动起来后,朱孝天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2006年10月,陈小春在河北唐山演唱,歌迷登上舞台送花、拥抱时,话筒不慎掉地,歌声依旧回荡。刹那间,场下嘘声一片,还有观众怒而冲上台夺下陈小春帽子,陈小春捡起话筒连连道“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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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春演唱会

2007年的北京电视台春晚,梁咏琪边舞边唱时不小心踩到伴舞衣服,整个人向后滑到,话筒掉地,但现场歌声依旧。

电视台的大型晚会,是假唱重灾区,也是社会大众谈起假唱的时候往往重点关注的对象。全国性的春晚,也未能逃开审视。

90年代以前,“假唱”的概念还不明晰,春晚只有录播与直播之分。因此,从1983年到1993年,十年春晚基本都默认备有录播带与直播带,一旦出错,备用随时上阵。

播放的是歌手本人提前录好的声音,歌手在现场不发声,这是“假唱”的基本共识。1994年,春晚导演郎昆在发布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春晚“必须用真唱取代假唱,让艺术还原到原汁原味的境界。”

那年春晚,每首歌的伴奏都用现场乐队来完成,至少从这点看,表现了真唱的诚意和决心。因为真唱不能录播,还忍痛放弃了原本可以出场的邓丽君。

真唱如果树立为标准,歌手的日子就不好过,一旦歌手表现不足,晚会的整体观感也会受影响。

1999年,春晚导演周晓东在筹备阶段再次慷慨激昂地表示:“假唱很丑恶,我们要敢于冒险,让有实力的歌手登台。”结果是,那一年的舞台效果乏善可陈,首次登台的梅艳芳因为舞美效果与技术故障导致发挥失常,演出结束后崩溃大哭。

一台高质量的电视晚会,和歌手演唱究竟是不是实时声音之间,难以避免地出现取舍难题,循环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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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唱《因为爱情》跑调

2010年的春晚上,天后王菲唱着《传奇》惊艳亮相,但随后韩寒发微博质疑“她未必是真唱”,乐评人王晓峰也直接表示王菲假唱。导演组出来解释,也有它的道理。直播春晚是“直播和备播带互相切换来播放的,因为现场摆不下那么多摄影机,所以在直播现场我们会以拍摄全景为主,也避免了有拍摄特写的摄像机在直播镜头里穿帮。”

2011年春晚,李健、方大同、萧敬腾三人联合真唱,而多日重感冒的萧敬腾多次破音,往日实力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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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晚萧敬腾因为重感冒多次破音

往后多年内,春晚每每都会引发“真假之争”。

这种争论一直都在,但一直没有结果,原因就在于人们很难把它严格地框定为是非问题。它可能还是一个艺术追求的问题、对整体结果负责的问题、迫不得已的问题……

2

妥协与必要性

某种程度上,歌手自身对假唱的态度,似乎比是否假唱更值得玩味。

一些实力早被业界认可的歌手,对假唱不避讳也不愧疚。

2021年《乘风破浪的姐姐2》舞台上,那英的演唱动作、口型与声音也被观众发现存在数秒误差,疑有假唱;但也有观众认为,那英之前有唱错的歌词,顶多是垫音(即录音与现场混响),但却不能算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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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在《乘风破浪的姐姐2》舞台唱演唱《回声》被质疑假唱

值得一提的是,5年前,那英在2016年的一次演唱会上,被上台握手的歌迷掳走了戒指,那英一边喊“把戒指还我”,舞台上同时歌声不停。随后,那英却对崔健的批评不以为然:“什么叫假唱,我是假唱吗?录音也是我自己唱的啊!”

对“假唱”的定义,伴随着歌手对假唱的态度,不断被提出、争论。

2015年羊年春晚结束后,网上流出一份春晚舞台“真假唱名单”,假唱明星包括张丰毅、朱亚文、段奕宏等人,对此春晚导演哈文称:“春晚都是真唱”。只要是上台歌手本人提前唱好录好的,表演时再对口型,那就算真唱。

也有一些歌手,明面态度将假唱视为一种耻辱,既承认假唱的黑历史,也承诺今后对假唱抵制到底。

在微博上多次揭露假唱的龚琳娜,就曾在自传《走自己的路》里曝光自己在2002年的江苏连云港的联欢会上的假唱史,“歌提前录好,只要对口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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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7日,龚琳娜在微博表示已签署不假唱不假奏协议

那次正式演出是在一个大晴天,火辣辣的太阳把舞台照得一清二楚,龚琳娜金光闪闪地登场,一边对口型一边和观众互动,不同于以往的晚会,在那样的场景下,她可以把观众的脸看得一清二楚,“我突然接触到他们的眼神,就像一把一把宝剑刺向我的心。”那种无地自容的恐慌感,让龚琳娜感觉“那一天特别长,仿佛那首歌老也唱不完”。

对实力早已被广泛认可的歌手而言,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假唱也是可以为观众接受的。

2018年,SHE举办音乐会《十七音乐会》,与5万歌迷同庆出道17年,Selina演唱现场出现了歌曲原声,遂被网友质疑假唱。

节目导演出来解释,为了保证直播效果,舞台在某小部分片段切换成备用音轨给到直播输出信号播出。随后,Selina也在微博回应称,因为自己的嗓子状况不佳,音乐会上确实不是自己现场最真实的声音,“实在抱歉因为我的声音让很多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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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研回应Selina使用备用音轨截图

当然,更多声音和情感已被时代的波浪淹没。2000千禧年的春晚邀请了朴树去唱《白桦树》,但当听说为了节目效果要求假唱时,朴树无法接受,打算拒绝。但最终在公司老板的请求下,朴树还是选择了妥协,神情痛苦“如别人欠他一百万”似地“唱”完了《白桦树》。

事实是,对舞台而言,一些妥协和让渡似乎总是必要的。

舞台是一份综合各方元素的集体产品,涉及歌手、唱片公司、经纪人、演出主办方、调音师等各单位,一个假唱决定,也必然是多方拉锯与妥协的结果。

事实上,对大部分真材实料的歌手而言,一旦假唱败露,纷至沓来的嘲笑,未必比舞台上唱错音带来的风险更小。

2004年8月13日,大草原文化广场邀请《霸王别姬》《精忠报国》的歌手屠洪刚演出,然而,演出结束后,大草原文化广场却以“5万块钱请屠洪刚演出,结果只唱了4首歌而且都是假唱”为由把屠洪刚告上了法庭。一年后,此案宣判屠洪刚获胜,从此往后,屠对假唱风波一事谈则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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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洪刚(图源:视觉中国)

在那个年代,不管是技术原因还是资本原因,歌手本人对假唱污名大多都羞愧难当,有如演员用替身、用数字台词那样不可思议。

值得一提的是,从屠洪刚一案已可以看出,观众对于一场演唱是否为营利性质,已经有了明显意识。

3

“完美舞台”

21世纪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一些老艺术家对真唱的坚持与推动,一些相关条例规则逐渐完善。

2002年,崔健在北京一个CD酒吧发起了“真唱运动”,凡是签了名的经理人、制作人、导演、歌手,要保证自己不假唱,也不给假唱提供机会。崔健认为这是一次纯粹的自卫行动,“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签名。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不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中国音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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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到2010年,反假唱运动看似被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2009年,演员黄圣依在四川成都举办《今年我最红》演唱会,被四川省文化厅和文体局执法人员到现场拍录像取证、录音,封存伴奏音频去鉴定,最后鉴定假唱并予以处罚,成为中国内地首例被执法部门查处的假唱案件。

2010年,由文化部主办、中国演出家协会承办的“演艺群星反假唱联合行动”邀百位华语乐坛演艺明星签署,包括老一辈艺术家吴雁泽、刘秉义、关牧村等,著名歌手蔡国庆、孙楠、那英、李宇春、腾格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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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腾讯娱乐

然而,与业内集体抵制假唱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张的市场对假唱的变相容忍度似乎越来越高。

2010年,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歌手黄龄因嘴型与声音不符而被质疑假唱,随后,黄龄转发常石磊的抵制假唱运动微博,表示“我也尽量不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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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黄龄

2016年,歌手萨顶顶在央视音乐频道元宵晚会上假唱,还拿倒了话筒,但发现后她也只是淡定地把话筒翻转继续唱,随后在微博上回应观众,“别骂了,下次演得更精细些,大家消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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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顶顶倒拿话筒

2018年,韩雪在宁波巡演《白夜行》音乐剧,因为发声困难,便采用了播放录音形式。随后,官博理直气壮地回应:“有些不完美(jiachang),是成就完美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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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行》音乐剧官博回应

2019年7月,张艺兴在上海开个人巡回演唱会,网友却根据传出的视频质疑其假唱。对此,张艺兴发微博表示,“因为磨合不够,或者说准备不够充分,导致发生许多问题,产生一些质疑。”但却没有正面回应假唱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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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兴发微博表示演唱会因准备不够充分而产生许多问题

“完美”“尽量”“磨合”“精细”等字眼,隐隐约约揭示出部分歌手眼中对假唱的定义:完美的舞台呈现是为了对观众负责,为了更完美的舞台效果,假唱无可厚非。一位歌手是否拥有实力,不需要舞台上短短几分钟来证明。

事实上,不论是2009年中国文化部公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还是后来于2019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都着重强调了“营业性”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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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著名流行声乐教育家兰天洋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时表示,假唱,“如果这是一个卖票的演出,那它是一个商业欺诈行为;如果不卖票,则是一个道德行为。”

当“营利性”与“非营利性”被区分开来,为了舞台效果的“大局”,“非营利性”的假唱逐渐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必然的选择:为了舞台效果而假唱,并不能代表歌手的唱功不足,但能成为他们苛求完美的体现。

爽快承认自己假唱的大张伟,就曾在节目里对非营利性的假唱表达支持:“观众都是大巴车拉过来的,又没花钱买票,我为什么要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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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随着文娱行业暴利式发展,明星艺人商演费用水涨船高,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说,如果既能让观众听到好听的歌,呈现好的舞台效果,收视率提上去,歌手也轻松,即是一场三赢,何乐而不为?

但最大且唯一的问题却被忽视了:假唱即便不能算做对观众的不负责,但也是对音乐和舞台的不尊重。

70多年前,本雅明曾提出“灵韵”概念,艺术作品具有此时此地的、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性,而这种独一性恰是艺术真实性的最根本依靠。但现代的机械复制技术摧毁了灵韵,虽然为大众开拓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却使得艺术作品的欣赏功能转向了政治功能,对“真”的美学价值造了成巨大冲击。

“巧诈不如拙诚”的古训是一种理想道德,很难直接套用在商业社会里,由是,一味苛责假唱或许是无意义的,但那些逆流直上坚持真唱的艺术家,始终是值得敬佩和爱护的。

正如“改过自新”的龚琳娜在2019年作出的感慨与劝诫:“哪怕真唱不完美,但是它感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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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琳娜(图源:视觉中国)

观众未必能记住一首假唱舞台上完美无瑕的歌曲,但会记得忘词的周杰伦现场发挥改编歌词,不仅嬉皮讨巧,还真实呈现了唱作能力。

历史会记得,艺术也会记得,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这就像,我们更愿意看一部有争议但演技在线的影视剧,却难以下咽又一部工业复制的糖水剧,有瑕疵的真实,说到底还是比流水线上的完美更动人。

原标题:停,不准再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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