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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弃医从文”另外的因素
04-08 11:25:58 来源:北京日报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

当然是为了拿起文艺的武器,唤醒国民,疗救国民精神上的创伤,最著名、最流行的观点是鲁迅受了幻灯片事件的刺激。

事件的大致经过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一次课间上映了一部幻灯片,描写的是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人给俄国做侦探被日军抓来处死的场面:绑在中间的中国人,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也同样是一些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百姓。一看到日军战胜,周围的日本同学就兴高采烈地高呼“万岁、万岁!”而画面上的中国人,目光呆滞、表情愚钝。

鲁迅后来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因而,作为觉醒的战斗者,鲁迅胸怀大志,立志报国,希望以文艺为武器,为祖国的新生、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鲁迅?

赴日留学并非专为学医

我们先从鲁迅到仙台学医的经历说起。鲁迅是1898年4月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的,先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同年9月转入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1月27日以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后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也就是说,此前的鲁迅没有接触过医学,至少是对西医一无所知。但是在此前的经历中,他和中医打过多年的交道,深受其害,并由此对中医始终抱着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我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鲁迅13岁以后,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家庭逐渐走向败落。四五年的时间里他经常进入当铺和药店,变卖家财,救祖父出狱,为父亲抓药治病,这期间和许多庸医打过交道。

这些中医大夫开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方或药引,如多年埋于地下已化为清水的腌菜卤,房上经霜三年的萝卜、甘蔗,陈仓三年的老米,甚至是一对原配同窠的蟋蟀等,花样繁多,无奇不有,不仅反复折腾家里人、耗费时间精力,还花了无数的钱财,最后却将鲁迅的父亲治死。

这段经历让鲁迅对中医痛恨终身,难以释怀,即使在他晚年病危时,一向看重的西医已无能为力,有的朋友为他找来一些中医的偏方,鲁迅至死都是拒绝的。

反对中医,对西医的认识开始也不明确。鲁迅到日本留学,是怀着向外国学习、掌握本领、实现救国的愿望去的,但是最初在具体学习什么科目上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是专门为了学医而去的,这与现在有些学生出国留学不一样。至少,当初鲁迅到日本留学还没有抱定要学医的决心。

1904年9月到仙台医专之前,他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课余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大量阅读文艺哲学科学方面的书籍,开始着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并萌生了探索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想法,但唯独没有对医学产生过兴趣的迹象。

对于学医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1902年的3月24日,鲁迅出国到日本,时年22岁。到日本以后,他先入私立的弘文书院补习日语,于1904年4月30日结业,同年9月转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这是当时清政府对官费留学生的规定——补习完日语,应该进一所高等学校正式学一门专业。这时候的鲁迅必须要作出选择了:他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仙台医专远离东京300多公里,是一所二三流学校,他是当时学校中唯一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在东京的时候,鲁迅虽然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许寿裳、蒋抑卮、范爱农等人,但大多数清朝的留日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一扭,实在标致极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做派和醉生梦死的状态让鲁迅心生厌烦,于是决定离开东京,产生了“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的想法。也就是说,鲁迅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心里是孤独寂寞的,希望换个环境,但这个环境自己是否适应,是否喜欢,他并不清楚。

鲁迅于东京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鲁迅选中仙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仙台医专对他的入学条件相当优待,不仅可以免试录取,还免收学费。

至于选择学医的原因,鲁迅自己解释说: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药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国读书人始终有当名医的情结。此时鲁迅的理想很现实、很平常,那就是学一门知识、掌握一门技艺,将来当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即使是这个愿望谈不上多强烈、多迫切,在当初确定专业选择方向的问题上,鲁迅的认识还不能说是很成熟,还处在一个彷徨期、多变期,自己是不是适合学医,学医是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他显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成绩不佳,学医无望

从一个异国的学生角度,鲁迅在仙台感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对他表现出特殊的关爱,鲁迅满怀深情地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而藤野先生当年在辗转听说鲁迅先生过世的消息后,写过一篇《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请看他眼中的鲁迅:

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的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藤野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鲁迅去世半年后的1937年3月。作为一个日本人,藤野先生的记忆应当完全是凭着当老师的直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掺杂着别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当年的学习成绩。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成绩单

鲁迅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鲁迅在1905年在仙台医专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单上所列各科成绩如下: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化学60,物理60,7门功课平均分65.5,在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而唯一不及格的解剖学,正是藤野先生教的。另有三门课的分数仅有60分,最高的一门伦理还不是专业课。

客观地讲,在100多名同学中名列中等,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须知,鲁迅当时学习上最大的障碍是语言,老师授课、所用教材都是日语,与日本同学相比他的先天条件应该是最差的,即使他非常认真努力,笔记仍有“漏记、记错的地方”,学习仍感比较吃力。

如果换了一个混文凭的学生,这种中等成绩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作为心高气盛、志向远大的鲁迅能接受吗?他肯定付出的比别的同学多得多,日语还不是很流畅,年龄又相对偏大,但是成绩却平平,在一所二三流学校得到二流成绩,这不能不让鲁迅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医学是他最感兴趣的吗?是他最擅长的吗?学医是最有出路的吗?他的内心纠结一定是很痛苦很矛盾的。

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挂科两门就有劝退的危险,现在四门功课的成绩都不理想,他必须要对自己的专业深思熟虑、重作打算了。鲁迅当时已经26岁了,他还能在学业无望的医学专业上耽误时间吗?

放弃学医转而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文艺,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环境不适,缺少朋友

到了仙台医专,鲁迅才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甚至还不如当时的东京。仙台当时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基地,小城的生活非常沉闷,作为弱国的中国留学生心理上很受压抑。他开始住的“佐藤屋”客店邻近监狱,不仅条件恶劣,客店还包办囚犯的伙食,后来搬到另一处较远的地方,饭食质量甚至还不如以前。他对仙台的环境与氛围极不适应。

鲁迅清楚,当时入学仙台医专时只有他一名中国留学生,周围大多是17到19岁的同学,自己年龄大、语言差,很难融入同学圈子。自然,鲁迅当初离开东京就是想逃离那些讨厌的清朝留学生,离群索居,过一种别样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真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

在仙台,他身边极少朋友,处处受到排挤、歧视,其苦闷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上面的这种成绩,仍然引起一些心胸狭窄、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同学的嫉妒、排挤。他们本来就“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不相信这个免试入学、免费上学的中国人会比多数日本“坐地户”学生考得要好。

有的同学借故查检他的笔记本,怀疑藤野先生将试题透露给他;有的同学写匿名信,第一句就是:“你改悔罢!”对鲁迅进行攻击嘲讽。同学的排挤、猜忌、仇视,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在这种被歧视被侮辱的环境中,年长同学几岁的鲁迅自然愤恨难忍,他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

我们从鲁迅痛苦的少年经历中可以了解到,他本是一个家道中落、内心抑郁、敏感自尊的青年,又远离家乡,孤身在外,在仙台没有同胞朋友可以交流,日语水平不及同学,年龄又偏大,学习成绩中等,处处受到排挤。在仙台一年多时间,鲁迅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的,他在1904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

家学渊源,爱好文学

最后我们再看看鲁迅对文学的爱好和兴趣。

鲁迅生于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上世代读书,其祖父周介孚33岁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父亲周伯宜也是读书人,曾中过秀才。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是一名举人,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母亲鲁瑞出身名门,虽未正式上过学,但却靠自学能读书看报。毫无疑问,鲁迅出身于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庭,有着较好的家学传统和文学素养。

他自幼时就涉猎许多小说、野史等文史古籍,也曾从他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那里听过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到日本之后,他阅读了大量的文艺和哲学书籍,并在课业之余开始译著活动,为他从事文艺作了必要的准备,他的气质性格、知识结构、兴趣爱好更偏重于文学和艺术。

对鲁迅来说,及时调整专业,发挥所长,舍医学之短,扬文艺之长,根据自己的兴趣,弃医从文,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当时当地自身客观的现实原因。

选自《鲁迅新观察》,张映勤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本书系作者研究鲁迅的随笔集,内容涉及多年来鲁迅研究中不被人注意的话题,如: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问题,朱安出售鲁迅藏书风波,鲁迅为什么不回绍兴,“弃医从文”新解,鲁迅为什么离开北京,鲁迅的仕途、文凭与学历、职务与职称等,许多内容系鲁研界多年忽视的问题。作者从新的角度,以平实的语言力图走近真实的鲁迅。

原标题:鲁迅“弃医从文”另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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