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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造墙水平之高,不是你能想象的
03-15 11:51:10 来源:大家

江南园林中的粉墙漏窗

墙的构筑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墙的身影都随处可见,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是跑龙套的角色,不会太注意。实际上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说,墙是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之一,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还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凝聚着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

建筑中的墙主要分为两大类。

北京四合院建筑槛墙

一类墙作为附属于建筑物的局部构件而存在,与屋顶、梁柱、门窗同列,其中位于正面者称“檐墙”,位于窗下者称“槛墙”,位于侧面者称“山墙”。西方古代建筑中的墙大多数时候和柱子一样具有承重作用,常常砌得很厚。中国古建筑主要采用木质梁柱框架体系,很多时候墙无需承受荷载,只起围护、保温、隔热的作用,因此有句谚语说“墙倒屋不塌”——如果将梁柱比作人的骨架,那么墙壁相当于外衣,只要骨架坚固,脱去外衣当然不会导致崩塌。


中国古代院墙

另一类墙是与厅堂亭廊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建筑类型,以院墙、照壁、城墙等形式存在。古代院墙上一般都带有两坡的屋檐,檐下以砖叠涩或施短椽,下部则带有基座或下碱(比墙体上部略厚的部分),形成完整的三段式构图。照壁可以被视作院墙的片断,例如北海的九龙壁就是一座照壁,而北方民居中的座山影壁的屋顶可以采用庑殿、歇山、悬山或硬山等不同造型,基座多为须弥座,壁心可雕各种纹饰。城墙又宽又高,最为坚固,其构造也更加复杂,上面安排着锯齿一般的雉堞,是遮挡守城卫士的屏障。

山西平遥古城

后一类墙可能源于原始聚落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卫一方领域或围合一片空间而修筑的特殊设施。传说上古时期的神农、黄帝即开始修筑城墙,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各地发现了新石器时期至商朝晚期的若干早期城址,大多数都有城墙、宫墙和院墙的遗迹。汉字中有一类“包围”结构,从象形的角度看,“囗”就象是一圈封闭的墙,而例如“园”、“囿”、“国”、“圄”、“圈”这些与建筑空间有关的字,正说明它们从很早开始就是由墙围合而成的。

古代大型墙垣的砌筑工程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和物力。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暴君石虎在邺城之北造华林园,围墙周长数十里,征发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日以继夜地赶工,死者数万。另一个暴君赫连勃勃修造首都统万城墙时,以铁锥刺墙的方式来检验其坚固程度,凡锥入墙一寸者,即将工匠杀死,尸体埋入墙中。

此外,汉字中的“壁”、“垣”、“堵”、“墉”等带有“土”字边的字都有墙的含义,可见早期的墙主要是土质的。包括城墙在内,明代之前的墙大都只在局部用砖来包砌,其余大部分墙体用土夯筑而成,墙内常以木头或竹竿来做支撑和联系的骨架。到了明朝,砖的产量极大提高,人们才大量地用砖来砌墙,但在很多贫困的乡村,土墙仍是主流。

明清时期官式建筑的砖墙技术已经非常精细,可以分为“干摆”、“丝缝”、“淌白”和糙砖墙、碎砖墙等不同种类。所谓“干摆”,就是通常所说的“磨砖对缝”,手法最讲究,所用的每块砖都经过仔细的打磨,砖与砖之间的缝隙不挂灰,彼此通过浇灌的糯米浆紧密地粘合在一起,非常严密,几乎看不出缝来。“丝缝”是带有细细灰缝的砌法,“淌白”的缝更宽些,糙砖墙和碎砖墙主要利用一些粗砖和碎料砌成,相对低级。古代对于砌墙的手艺要求很高,一个合格的匠人至少要当三年的学徒才能出师。

北京故宫九龙壁

除了砖墙,还有用不规则的毛石块垒起来虎皮石墙,墙上形成斑驳的纹路,好像老虎皮一样。古代最讲究的墙用琉璃砖砌成,只用于皇家建筑或重要的寺观庙宇中,故宫、北海和颐和园都保存着不少琉璃砖墙的实物,金碧辉煌,高贵典雅。

墙的功能

在古代典籍中,“城”这个字往往专指城墙而言。中国古代重要的城市往往都有两重以上的城墙,早先把里面的一层城墙叫“城”,主要由统治者居住;外面的一圈叫“郭”,安排老百姓居住,即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有时候“郭”只用篱笆墙来围合,比较简陋。到了后来,内城和外郭都修建了高墙,差别就很小了。都城常常拥有更多层数的城墙,比如春秋时一个小小的淹君所居之城即筑了里外三道城墙和三道护城河,明清的北京城则有四重城墙护卫。现代城市一般都不再修筑城墙,古代遗存的旧城墙显得有些累赘,建国以后大多被拆毁了。其实这些城墙是珍贵的文物,价值很高。

梁思成绘北京城墙公园想象图

当年,梁思成先生曾经力主把北京的城墙完整地保留下来,墙上可以搞绿化,变成一个独特的立体公园。但这项建议并没有被采纳,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在冷兵器的时代,墙的防御作用是巨大的,“攻城拔寨”或者“飞檐走壁”毕竟是不容易的事。古代战争中,一方依据高厚的城墙而长期坚守城池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死守睢阳城,留下千古佳话;蒙古南侵,多年无法攻克襄阳城和合川钓鱼城,使得南宋政权得以勉强延续;明末袁崇焕利用宁远城的坚固城墙,一度成功阻挡清军铁骑的进犯。

帝王宫殿中的重重围墙也绝非是摆设。清代嘉庆年间发生一起“林清之变”,多名天理教教徒向紫禁城发起了突然袭击,但最终功败垂成,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紫禁城的围墙保护了宫廷的安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的凡尔赛宫只设一圈栏杆,并无围墙,1757年1月5日国王路易十五被一个独立的刺客轻易刺伤。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的周围不但有墙,而且一般都筑有较深的护城河或壕沟—有水者称“池”,无水者称“隍”。从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些河沟实际上是墙的变体。

山西晋商大院的高墙

很多豪门贵族的府邸和地主富商的宅院同样砌筑了高高的院墙。无论岭南、江南、徽州、巴蜀,还是幽燕、河洛、关中,这种以墙庇护的深宅大院都十分常见。山西晋商大院尤其喜欢在四面构筑坚壁厚墙,令人印象深刻。

城墙不但可以防御人的攻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洪水的侵袭。遇到暴雨成灾时,城外的护城河可作疏导,而城墙本身则相当于堤坝,形成一套有效的防洪系统。江西赣州、安徽寿县、湖北荆州等古城都是这方面的杰出的范例。20世纪以来很多城市拆除古城墙,结果发现水灾造成的损失比古代更大。

除了防御,墙同时还具有围合、分隔的作用。在宋朝以前,中国城市普遍采用“里坊制”,居民区和市场都要用墙围起来,分成一块一块的,老百姓就一直生活在由坊墙封合的里坊中。坊门日出而开,日落即闭。这种封闭的状态主要为了利于管理,但对于人民的生活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束缚,也完全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从唐末五代到北宋时期,几经反复,终于废除了坊墙的限制,使得中国的城市成功从里坊制成功地向街巷制转化。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在墙和房屋的围合下,最具中国特色的院落空间也形成了。在这里墙不仅隔绝了尘嚣,也区别了内外。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中,倒座院和内院之间的墙把客人礼貌地挡在主人的生活空间之外。墙的围合作用是针对院落而言的,院落对外封闭,但院中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是轻盈而开敞的,墙只作为槛墙和山墙使用,另有亭、榭等建筑完全没有围合构件,这一切都以院墙的封闭和保护为前提。

另外,墙也有防火的功能,这在以木构为主的中国建筑中尤其得到重视,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太和殿时,在其北侧加建了一道墙,就有防火的考虑。皖南民居中常见的封火山墙,也可以起到防止火势曼延的作用。

从文化层面来看,墙的精神功用和象征意义也许比实际的功用更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重重围合的环境中,可以带来一种非常稳定的向心感觉。长城把北方的蛮夷阻挡在天朝之外,都城的外城城墙保卫着首都的安全,皇城的城墙包容着太庙、社稷坛和政府衙署,再内的宫城的城墙围合着帝王的朝寝空间。在城墙和城墙之间则充斥者无数同样用墙围成的邸宅和寺观等等,形成一个环环相套的空间结构。


重重红墙围合的紫禁城宫殿

中国历代的大多数城市都是作为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而存在,墙所分隔的绝非仅仅是空间,同样也划分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墙的分隔下,城市与乡村,僧道与世俗,帝王与臣民,贵族与百姓,彼此均壁垒分明。而帝王的宫禁则是整个社会中至尊无上的最核心部分。中国帝王的威严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其宫城封闭性和隔绝性表现出来的,以明清紫禁城为例,除了外围的宫城墙之外,宁寿宫、慈宁宫、东西六宫等不同的院落还拥有自身的围墙,营造出深宫内院的幽邃景象。

很显然,墙是表现礼制等级的主要手段。在中国古代建筑群中,主体建筑物往往隐藏在内院里,而不象西方建筑那样直接以主立面面向开放的广场,对外人只能通过其墙垣的高度和大门的形制来判断建筑及其主人的等级高低。

《墨子·辞过》称:“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体。”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古代社会,墙的隔绝作用同样出于社会规范的需要,尤其是束缚女性的工具。足不出户的女子很少脱离墙的限制,她们的闺阁似乎和墙外是两个世界,如苏轼的《蝶恋花》所描绘:“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诗经·将仲子》以一个女孩子的口吻埋怨偷偷前来幽会的男孩子,说“无逾我墙”,而古代戏曲中的才子佳人故事往往从“墙头马上”开始,比如《西厢记》中张生须得爬过普救寺的院墙才能与莺莺幽会。红墙森森的皇宫被《红楼梦》中的元春称作“见不得人的地方”——其深重的压抑感是墙营造出的必然结果。

王叔晖绘《西厢记》连环画“赴约”

不少学者认为,墙是中国人深刻的集体意识,不但显性的墙随处可见,隐形的墙更是不容忽视。墙最大的社会功能是可以带来严格管控下的秩序感。因此很多墙除了实体之外,更强调其精神上的阻隔意义。明清时期曾经厉行海禁,那道无形的墙比长城更加厉害。至于今天,我们把各种壁垒性的限制往往都称之为“墙”。

墙的审美

广东潮州龙湖寨民居山墙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建筑中的墙无疑还具有很高的审美功用。等级高的建筑通常在大门两侧做成“八字墙‘的形式,成为别致的处理手法;紫禁城角隅的城墙上筑有角楼,彼此相得益彰,极为优美;许多城市的城墙的形状往往也富有变化,如西安明代城墙一隅的圆形角台,颇有趣味。明代以后砖的普及带来了硬山建筑的兴起,在许多民居中,山墙也是装饰的重点所在,可以有马头墙、观音兜等许多做法,潮汕地区的山墙还形成了独特的“五行”变化。

墙的审美功用更多表现在空间意境的创造上。墙的特点正契合了中国艺术对于含蓄、幽远的追求。因此在园林中,墙是最重要的造景手段之一。一方面“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墙可以成为经营“壶中天地”的屏障;另一方面“庭院深深深几许”,空间的变化多依靠墙的划分。

苏州留园庭院隔墙

江南园林中的墙以白粉墙为主,还有版筑墙、乱石墙、磨石墙等。清代艺术家李渔《一家言》中提到一位老僧修建佛寺,收集了上千担碎石块,砌成一堵“嶙峋崭绝”的乱石墙,又高又宽,大有悬崖峭壁的风采,人人赞叹。

园墙既可以作为映衬山石或花木的背景,还可以开各种形状的门和漏窗,似闭非闭,也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借景、对景的变化。在苏州园林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利用墙的穿插、开阖、引导、遮蔽、框景来营造独具韵味的空间趣味的实例。比如,留园人入口藏在小巷的深处,需要经过古木交柯、绿荫等好几个窄小的庭院才能到达曲蹊楼一带,其间通过墙的围合和遮挡,形成了若干个小天井,空间的大小、方向、明暗不断变化,彼此互相渗透,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景观效果,至今仍被视为利用墙来塑造空间的经典手法。

墙上可以作壁画和雕刻,徽州、江南地区的砖雕尤为出色。唐代艺术家杨惠之曾经发明一种特殊的“塑壁”之法,用手掌在墙上抹泥,堆塑山水、楼阁、人物浮雕,极为生动。清代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有一组“线法墙”,对称排列十二道短墙,墙上刻画欧洲景物图案,形成强烈的透视效果。

苏州博物馆“壁绘”

明代造园名著《园冶》中还记载了一种“峭壁山”,即依墙堆筑假山,“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被誉为立体国画——“仿佛半壁大痴”(大痴即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现代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受此启发,在苏州博物馆一面墙上精心贴置了一组薄薄的花岗岩切片,呈现出特殊的效果。

由于墙的面积较大,很多建筑的外观色彩主要通过墙面和屋顶来表现。宫廷建筑以红墙与金色琉璃瓦相映,南方民居呈现粉墙黛瓦的画面,都是和谐的视觉效果。墙面的色彩除了受到等级制约之外,还与当地的气候与民俗有很大关系。江浙、安徽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花红柳绿,以白粉墙与之相映,体现了素雅的风格。北方大多数地区冬春之际常有风沙侵袭,只好采用更耐脏的灰砖墙,同时更适合北方厚重的审美习惯。

浙江南浔古镇民居白粉墙

在古代所有的墙中,我个人最喜欢江南的白粉墙。这种墙在温湿的空气中会长出斑驳的青苔,好像宣纸上晕开的淡淡墨色,又像赵无极先生的抽象山水画,朦胧之间,别有一种美丽而忧伤的气质。据说设计北京鸟巢的瑞士建筑大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参观苏州园林时,就对这种布满青苔的白粉墙十分着迷,猛拍了许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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