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等待退休
11-22 18:08:29 来源:新京报-剥洋葱people

新京报-剥洋葱people消息,最近一个月,王旭明的办公室越来越干净。

之前,桌上左边一摞书,右边一摞文件,人埋在中间。现在书和文件清走,人往中间一坐,“都显得高大了”。

王旭明梳背头,打着发胶的头发黑亮,他穿一件黑色暗花面料的西装,挺括考究。每周两次的游泳和华尔兹帮忙保持了身材,他身高1米77,不到150斤重,没有挺起的肚子。如果不是写字时要把花镜戴上,你看不出这是个即将退休的人。

按生日算,60岁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已经“超期服役”了近4个多月。现在,他一边等着自己的退休通知,一边站好最后一班岗。

从当年教育部饱受争议的新闻发言人到自负盈亏的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过去,他说,自己最终成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人”。

焦虑的社长

临近退休,王旭明又开始频繁登台讲课。

从6月开始,他组织了十几场培训,给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讲“怎么用好新教材”。按照教育部要求,从今年9月份开始,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统一采用全新的“部编本”(由教育部直接编写)教材。

这意味着,王旭明团队此前花费3年多时间修订的教材将退出课堂。

中小学教材出版占语文出版社营收的70%以上,“未来几年,收入肯定会大幅下降,”郑伟钟曾任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部主任,他感觉退休前的王旭明并不轻松,甚至经常焦虑。

他忙着找各个部门的中层谈话,催着社里打造一批教材外的产品,“想在走之前探索出替代性的支柱性产品”。

7月,他拉着几位主任,列了几个选题,研发新书。“他是个干事儿的人,要求高,我们每天都想着怎么给社长交作业。”中学语文部主任朱春玲觉得,要退休的领导“没有退休的概念,每天还是跟打了鸡血一样”。

既要开发新产品,又忙于日常事务,下属慢慢察觉到,他的脾气开始变得不太好。“下面做不好,他会觉得就是没用心干,就批评。”郑伟钟听到的抱怨多了,年轻人不理解,觉得他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在郑伟钟记忆中,王旭明是随和、宽容的。2009年,他负责接待一位顶尖语文专家。人没接到,专家自己站到接待桌前也没认出来,“对方很生气”。他准备好了挨骂,王旭明却没有发火,半夜敲开专家的门“说好话”,才留下专家继续参会。

如今,那个随和的社长也会忍不住“骂人”。

“他现在是焦虑。”郑伟钟理解他,退休之前,他得为出版社探索一条生存的路径。

在员工看来,语文出版社已经和即将退休的社长融为一体。早些年,出去宣传推广,别人总是问:“有语文出版社,那是不是还有数学出版社、物理出版社啊?”现在一提,对方都知道,“哦,语文出版社,就是王旭明那个。”

语文出版社隶属于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为了出版社的发展,他也是集团“最不招人待见的发言者”。在会上,他直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甚至还向教育部党组写信反映问题。

“这4个多月,心理压力更大,因为觉得近十年过去,在语文出版社没有做出什么。”王旭明坦言,在语文出版社的日子,一直处在一种矛盾中。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和变动的政策,还想做一些有出息的作为,想做文化价值高的产品,“那种矛盾心理非常尖锐,很痛苦。”

郑伟钟去拉萨援藏一年多,中间回来见他。王旭明穿得依然很潮,但是“脸上皱纹多了。”一进办公室,遇上他在测血糖,他就拉着郑伟钟也测测。

50岁出头,刚来出版社那会儿,他忌讳人家说他“老”。直到60岁到来之前,跟人聊天他都避谈退休。但是有那么一瞬间,王旭明把它称为顿悟一样的“猛醒”——心态变了,“之前觉得自己是英雄斗士,现在发现自己是唐·吉诃德。唐·吉诃德还有个桑丘,我什么都没有。”

他开始主动告诉别人,“我是要退休的人了”。

退休前的王旭明很焦虑,他希望出版社探索一条生存的路径。受访者供图

教育部的一颗星

2008年,刚到语文出版社的时候,朱春玲和同事都觉得王旭明是“电视里的人”。此前5年,他是频繁出现在电视里的“风云人物”。

2003年8月,时任教育部办公厅副厅长的王旭明,被任命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2003年非典之后,政府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了信息公开条例。

那一年的9月,来自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等66个部委的一百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学习,此后又选派部分发言人到美国、英国等地参加“高级研修班”。

这群人被称为“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年龄大多在30-45岁,包括王旭明、毛群安、王勇平等日后引人注目的发言人。

任职5年,受过中西培训的王旭明开了一百多场发布会。“大背头梳得一丝不乱,穿上花衬衣,嚼嚼口香糖,再喷点香水,”在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桂杰印象里,当时的王旭明就像一个明星,“他一出现,等待的记者觉得整个大厅都亮了。”

发布会他开得较真。

“比如,他会让记者当托儿,直接提问,对贫困生的资助政策,为什么有8个省市按兵不动?”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谢湘记得,为了了解基层助学政策的问题,他组织了记者采访团,把新闻发布会开到了宁夏固原,甘肃会宁。“很多发言人怕经念歪了,但他好像只怕教育部的政策大家不知道。”

“出位”的表现经常把他和教育部推上风口浪尖。

有段时间,媒体频繁曝光困难学生上学难问题,一度让教育部很尴尬。开发布会的时候他表态,“媒体无视国家出台的资助政策,呼吁爱心助学是无知的表现”,媒体哗然,回去写文章——王旭明“媒体无知论”。

被聚光灯裹挟着,先后出现了“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媒体无知论”等王旭明“十论”。这“十论”中除“大学生买衣论”,“那纯属诬陷和断章取义”外,“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王旭明如是说。

有评论称赞他有个性。“他是后非典时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的先锋代表,率性而机敏。”曾任清华大学全球新闻研究室主任董关鹏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也曾称赞,王旭明的话传播效果好,“很容易让别人记住。”

也有不少的声音认为王旭明哗众取宠,有网友“要求教育部撤换王旭明”。

原《瞭望周刊》记者周大平记得,跑教育口的记者成天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王旭明,“他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人,真正希望记者和政府有交流。”

周大平与大大小小的官员接触不少,对宣传部门负责人的防御姿态非常熟悉,“你刚提一个报道思路,他就说,你这个肯定不行,我劝你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

王旭明不一样。副局级的他,总是先去协调各个司局长。如果相关司局不同意采访,他会向记者转告原因,到了合适的时候,还会记着帮忙约访。

“真诚、风趣,又不出边儿(不越界),跟一般官员不一样,是可以交往的人。”周大平说。

在教育部任职5年,王旭明开了一百多场发布会。

市场里“扭秧歌的人”

2008年,王旭明卸任教育部发言人,转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语文出版社的环境很安静。办公楼三面被东城的胡同包围。小院里有古槐一棵,春荣秋枯。

偶尔,穿着时尚西装的社长会坐在格纹的老旧沙发上,盯着古槐“发呆”。

“官升半级成了一把手,能签字,有专车,也不用再因为说了一句话被口诛笔伐。”在朋友们看来,这样的调动也不错。

王旭明却花了很大心力去适应,“就像从跳芭蕾的变成了扭秧歌的。”

在调任语文出版社之前,他连这个出版社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上任两年,事业变企业,从未搞过经营的他,要负责100多口员工的生计。

那几年,为了从教材市场分一杯羹,他在全国跑,跟人家吃饭、谈生意。“以前别人请我,我都不去。后来我请别人,人家不来,还得再请。”为了卖出教材,迎合别人的时候,他老是过不了心里的“坎儿”:“我是在聚光灯下讲政策,高谈追求的人啊,怎么为推销自己的东西变得这么不堪?”

在机关就像跳芭蕾,只需要在聚光灯下为政策鼓与呼,而扭秧歌是脚踏实地的谋生。“你要赚钱,就要接受心灵的啮咬。”王旭明在博客里写道。 

他下去走访调研,听了名师课,大吃一惊。最夸张的一次,在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一课时,老师突然“引爆”了事先藏在讲台一侧的化学装置,学生和听课的老师吓得拔腿逃出教室。

他开始“炮轰”表演、造作、过分拔高的语文教育。“语文课被上成了表演课、音乐课、思想教育课。”他在媒体上提出“真语文”理念,要求慎用多媒体手段,回归传统的语文教学。

郑伟钟记得,王旭明曾立志要把语文出版社修订的教材做成最好的语文教材。

“全国各个出版社的社长,亲自主编一套教材的,只有语文出版社一家。”曾参与教材编写的郑伟钟回忆:“两边稿件堆成山,王旭明坐在中间一篇一篇看”,为了一道课后练习题,大家会争得面红耳赤。

“原来4点半,人陆续就开始走(下班)了,他来了之后,总有加不完的班。”中学部主任朱春玲说,王旭明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四会人才”--会编教材,会写文章,会说特点,会讲教材。“他有一种迫切要培养我们的希望,经常说,做一份工作不能混吃等死。”

但在教材上,他“并没有打一个完美的胜仗”。他主编的教材问世一年后,部编版教材开始逐渐推广。教材未经市场检验就要退出,社里员工觉得“挺受打击”。他像曾经当发言人一样,在大会上动员大家:“部编教材关系到国家战略,大家要积极支持。”   

当发言人时,相熟的记者曾为王旭明想象了一条平稳的“晋升路”:安安稳稳卸任发言人,然后到一所部委直属的高校做党委书记。

现在,说起那条“路”,他直言,那是别人的路,不是他的路。离开教育部后,他自称变成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人。”

“出版社完善了我,这段经历,让人生是独特的、立体的。”他想了想,又重复一遍,“真的,这是心里话!”

微博上,王旭明是拥有近两百万粉丝的大v,六七年时间写了上百万字。

两百万粉丝的大V

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后的近十年,王旭明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讲师和网络大V。

10月31日,在一堂危机公关课上,他用3张ppt给来自西南某省的后备干部讲“爱”。

他在一百多人的课堂上游走,随机叫起一位“领导”提问:

现在,你所在的县因事故死亡5人,你是负责人,怎么向媒体表达你的态度?

“我很遗憾。”

“别光遗憾啊,难受不难受?”

“难受。”

“死亡5个人,你就一般的难受吗?”

“不是。”

“那加个修饰词。”

“我特别难受。”

他这才满意,转身对着听课的一百多位学生说,“什么是爱,爱就是我们干部说话要看见人,眼里要有人。”

他的授课邀约不断。很多地方请他讲危机公关、新闻发布和沟通技巧。他讲过数百堂课,这样的对话几乎每次都要重演。

“小学三年级的内容,一个词一个词教。”他说,“很难,不是因为不敢说,而是不会说。”作为讲师,他发现遇见的官员语言能力普遍萎缩,多年来习惯了一套语言,已经丧失了讲其他话的能力。

 对他来说,言说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办公室的书柜上一字排开,摆了一排奖杯:“新浪风云博主”、“腾讯2009年度致敬时评家”、“一点资讯优秀作者”……

微博上,他是拥有近两百万粉丝的大v,一条微博“一两万阅读”。   

“我就是有困惑,想推动信息公开,同时普及点常识。”他的困惑和常识变成文字,在网络上引发关注。

最近一次引起各界关注的是他“炮轰”北京某小学宣传学生的苏轼研究。在该校刷屏的文章中,学生们在家长的帮助下,对苏轼的3458首词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做了23份研究报告。王旭明写了两千多字的文章,反对小学生论文的深、难和“大数据”。他认为,小学教育重在夯实基础,学校“违反教育和人才成长基本规律,急功近利”。

他在微博和微信上给自己开设了“每日一呼”“明态度”“明夜思”名号不一的栏目,六七年时间写了上百万字。

除了教育话题,这个“民间新闻发言人”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广。他批张悟本,曝光捧红张悟本的出版商;关注天津静海传销,质疑政府突击式检查的效果。也一直追问“高速费去哪了”。

郑伟钟和其他同事有时候忍不住劝他慎言,但效果并不理想,“我说的都是真话,不让说真话,难道还要我说假话不成?”

王旭明是周杰伦的粉丝,为了见偶像,他坐飞机去杭州跟周杰伦合影。受访者供图

活出自我的人

11月1日,午饭时刻,他切开一个西红柿当餐后水果。阳光透过窗前的古槐停在沙发上。

最近三年,为了控制血糖,王旭明减重30斤。食量也减掉了一半。他每周游泳两次,还会和舞友们跳华尔兹和探戈,“音乐响起来,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美”。

针砭时弊的形象之外,王旭明喜欢“追星”。

他爱看《金星秀》、《中国新歌声》,喜欢电视剧《伪装者》。他是周杰伦的粉丝,写了一篇赞美偶像的文章,点击量两百多万。为了见周杰伦,他不仅看演唱会,还坐飞机专门飞到杭州去跟偶像合影。

他直言喜欢不屈从于常规,活出自我的人,“姚明、郎平、李娜,都是不甘心,努力在做自己的人。”要是遇见不喜欢的人和事儿,他也从来不装。李桂杰记得,早几年,某地一位官员请他去讲课,因为不欣赏对方的执政理念,他直接拒绝了。

要说为官二十多年什么品质没变,王旭明说,“高傲”。

他低头沉思片刻,又说,“内心的高傲和外表的谦和是我始终没变的。”

“王旭明是有公共知识分子底色的人。”周大平说,王旭明身上有那个时代典型的使命感和浪漫主义基因。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年轻时,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他的偶像,“梦想成为罗亭那样雄辩的贵族。”

罗亭出身破落的贵族之家,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关心社会重大问题,敏捷雄辩。 

他还喜欢《左传》、《论语》,最欣赏春秋战国时纵横捭阖的张仪和苏秦,没有一枪一炮,就靠嘴去游说。

“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守住底线,我还想努力够上线,‘够葡萄’。尽管‘够葡萄’的过程蛮痛苦的,各种讥讽、嘲笑、打击,甚至要失去很多。”

“有没有哪件事,让你从头做你可以做的更好?”

“我想不出。在我所处的时代,在我呆的岗位上,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已经做到了最好。”他说。   

像往常一样,11月1日给官员上完课,他的微信上收到20多个好友申请。

这些来自各地的官员会在平时咨询他不少问题。“药厂环保不达标,记者知道了,应该怎么办?”、“学校,学生食品中毒,20多人住院了,应不应该公开?”、“毒跑道被家长投诉,应该怎么沟通?……

他看重这些并不熟识的人提出的问题,都要抽时间具体“开方子”。“被需要”的感觉让他满足。

他也一直在等待退休后的生活——“最大的理想还是当老师,”他说,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是进行一场教育实验。“找一所小学从小学一年级教起,一直教到高中。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劲儿来赌一把,看看培养出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原标题:王旭明:等待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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