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健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这两天他没休息好。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四川航空“英雄机组”全体成员，那种兴奋持续到现在，“面对面跟总书记交谈，跟他握手，开始还有点紧张。他像个长辈一样，很亲切，很快我们就放松了。”

作为机长，刘传健是第一个和总书记握手的，这是荣誉，更是鞭策。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新闻中心，刘传健一字一句地向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复述习总书记对他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为实现民航强国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从5月14日“史诗级备降”到现在过去了将近五个月，五一劳动奖章、500万奖励、清华录取、总书记接见……有关他的每一次消息，都能带来一片惊叹。

但10月2日这个下午的刘传健，却跟他严谨的外表一样，保持着一颗谦慎的内心。他在自我审视中度过这五个月，时刻警醒自己出发的方向。

回忆幸福时刻

身份：我还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

这五个月，刘传健都在做什么？他说，其实只做两件事：恢复和学习。

恢复是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他的身体早就没有问题，但针对心理的各种恢复、建设不断在进行。川航内部的心理医生、外聘的咨询师、民航总局派来的心理专家，轮番给他们中的一人或几人进行心理干预，然后是一次又一次评估。

“那你觉得自己心理状态恢复到可以飞行的程度了吗？”记者问。

对于这个问题，刘传健做了一个谨慎的回答：“我给你举个例子，很多喝醉了酒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醉。心理评估不是自己可以判断的，这要等航空部门专业人士来做结论。每一次情绪的表达，甚至安排的一次体育运动，都是心理状态的投射，评估是个复杂的过程。”

但他最终还是觉得自己心理恢复得很好，那次备降并没有造成过多的心理影响，“我们从事这个职业那么多年了，对这种特殊情况比较能适应，不会太影响我的心态。”

恢复的同时，是各种各样的学习。作为一个机长，他身上有一堆资质，有的有效期半年，有的有效期三个月，上课、学习、考资质占用了他很大部分时间。8月份，他还通过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面试，正式被录取为航空管理项目研究生。从11月开始，他将每月到清华大学上几天课，整个学习将维持一年半。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以后将向航空管理转型，慢慢淡出一线飞行？”

“不是。并不会学了航空管理，就会飞得越来越少，这只是个学习，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那你这五个月职务有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飞行员。”

“你今年46岁了，今后的理想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做一个普通飞行员，脚踏实地，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飞行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看似平凡，但保障每一个航班安全就是不平凡。这是我的职责。”

“还是想飞？”

“对，就像你们做记者一样，永远都想做记者。”

由于不用执行飞行任务，刘传健在家的时间比以前多得多，可以更多陪陪妻子、女儿。女儿刚刚两岁，尚不懂自己的父亲曾经做了一件怎样的大事，刘传健说，等她长大之后，能独立思考时，自己会把这段经历说给她听，“这说不上是英雄事迹，只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希望她能了解自己的父亲。”

说未来，要一个一个航班飞好

事故：玻璃脱落可能是制造方的问题

“控制住飞机状态！飞出山！飞回成都！”这是5月14日那次备降中，刘传健脑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念头。在当时的巨大噪音和极度寒冷中，正是这个念头支撑着他驾驶飞机平安着陆。

如今重新说起当时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刘传健一脸凝重。

“说回那次备降，当时你想到过失败没有？”

“其实我没想会成功。”

“没想会成功？”

“对！当时确实很难，我真的没有把握一定能把飞机飞回来，当时的环境和外界的状态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那你对‘史诗级备降’这种说法怎么评价？”

“我觉得史诗级说不上，我只是尽职了而已。”

“关于这次事故的总结做得怎么样了？”

“我们一直在做总结，查找（玻璃破碎）原因。从人的因素上讲，我们的这次处理基本上算是正确的，飞机的维护上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问题已经追溯到飞机的生产制造方去了，川航方面在使用维护上并没有什么漏洞。最后的结果会有一个公开通报。”

谈及备降，直言没想过会成功

这种航空史上的奇迹，历来是电影界喜好的题材，因为里面有英雄，有窒息，还有泪流满面的结局，所以前有《迫降航班》，后有《萨利机长》。

8月份，保利博纳公司宣布，将投拍《中国机长》，以川航这次迫降为题材。该项目已经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备案公示上。

刘传健承认，制片方跟他联系过，“我们做了一些交流，据我了解，他们正在写剧本。”当记者提出他作为直接当事人，是否对电影有些建议时，他保持一贯的审慎，“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思，先以他们看到的、感受到的来写，如果他们需要我们提供素材，我们会配合。”

“从你个人角度，你希望他们重点表现哪个环节？”

“我觉得他们最应该表现的是民航人的一些优秀的品质，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所做所为，把民航业这个大家都还不太了解的行业，通过电影让大家更多得了解，多一些理解。”

“传言是张涵予来扮演你，你不觉得你们俩人挺像吗？都有一眼可见的沉稳气质。”

“哈哈，谁来扮演，我真还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电影公司的事情。”

刘传健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飞机安全着地之后，他并没有走出驾驶舱与乘客们一起庆祝，而是安静地坐在驾驶室里，看着乘客一个个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离开，“没有，中国的传统可能不太一样。我当时要是出了驾驶舱，他们肯定要围着我，情况会很混乱。但我能感觉得到他们心里那种感激和不舍，我感觉得到。”

为读者留言

奇迹：是一群人和一辈子

在那场事故中，一位乘客事后回忆：“我清楚地知道我在经历一场飞行事故，而我对此毫无办法⋯⋯我像在沸水里的鱼，一点点被死亡侵袭。”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生机一点点扳回来，所有人都胜利大逃亡。这是一次侥幸的逃生，还是大概率的存活？没人可以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我们不可能让灾难重来一次。但有些细节，却值得铭记。

“逃生绳长度：5.5米。”

5.14当天早上，刘传健坐在3U8633航班驾驶座上，给另一位机长蒋健发出了这条信息。前一天，两人同飞“重庆—神龙架”航班，讨论到高原飞行逃生绳的长度，谁都说不准。刘传健睡了一觉还记得这事，大清早一上飞机就翻开手册查阅。

2009年驾驶发动机损坏的飞机在哈德迅河上成功降落的萨利机长在自传里说，自己是一个循规蹈矩，甚至过于死板的人，“每一次飞行前，我都会细心检查机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次飞行结束后，我都会认真写飞行报告，30年都是这样。”

成功备降第二天，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曾经到刘传健家中采访，他的家人说了一个细节，客厅角上摆着两个飞机小模型，刘传健经常站在这两个模型前看半天，“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如果做清洁把模型稍稍移动位置，他马上能察觉到，并会将模型重新摆正。”是的，刘机长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

对于萨利机长30年来的细心检查和飞行报告，刘传健说：“其实我们中国民航每一个飞行员都在做，只要你飞一天就必须得这么做。飞行员上飞机是非常严格的，就像你今天出来采访，你要检查带笔、带手机、带笔记本，然后还要准备很多问题，我们都会做到，有一个专门而且详细的检查单。然后飞行结束后，今天飞了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都要写得明明白白。”

刘机长明确告诉记者，没有那么多“史诗级的降落”，所有的好运，不过是以前漫长日子里的坚守和专业素养，认真且注重细节。从空军到民航，他飞了23年，川藏线飞了100多次，研究过无数的故障和特情。

“当时萨利机长事件后，我们做为行业内部人员，从技术上、案例上，都做了专题研究。我们看这部电影，肯定和普通观众站的角度不一样。平时哪怕一个小小的事故，谁遇到了，我们飞行员都会去研究，这个事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故，机组有没有责任，飞机运行的外部环境、飞行的管制人员，各方面我们都会去分析，然后再得出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其实这次备降源自于之前那么多年的研究和训练？”记者问。

“应该说中国民航的每一个飞行员都是在这种训练和研究中出来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飞行员都能做到这样的安全备降⋯⋯”

“他们只是没有遇到，我相信如果他们遇到了，很多飞行员都能处置的。”

我们总以为创造奇迹的是一个人，一瞬间。 但其实，是一群人和一辈子。关于这个，刘传健说：“荣誉是属于大家的，属于整个民航行业的，我们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没有更多值得炫耀和夸奖的东西。如果要说夸奖，那是中国民航的管理做得很好，他们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下面的才做得不错。”

或许，正像刘传健不认同“史诗级备降”这个说法，认为自己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这一次奇迹，就是几百个做好了本职工作的人，一起共同完成的事情而已。

和妻子在一起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廖平 摄影 毕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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