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成伤亡率最高职业之一:为了7块钱的亡命徒
09-13 08:01:5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外卖配送成为伤亡率最高的职业之一:在上海市,每2.5天就有1名外卖小哥伤亡!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相信还有更多的小剐小蹭等交通事故没有统计。

中国外卖市场用户规模已达6亿,每周最少有4亿外卖飞驰在大街小巷,是外卖小哥撑起了中国千亿级规模的餐饮外卖市场。为了一单7块钱成为亡命徒,在外卖小哥身上,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悬殊的奖罚和有漏洞的“智能算法”

外卖小哥总是在拼命赶时间,因为准时意味着赚钱,超时意味着罚钱,首先在奖罚机制上,就存在问题。

95后外卖小哥刘威算了一笔最挣钱的账:“送一单外卖赚7块钱,一天能送40单,加上保底工资3000元,一个月最多挣个一万出头。”

看似送得多赚得多,但外卖小哥罚得更多。刘威说,“送餐超时扣20,等于三单白送。要是有顾客投诉你,先罚款200,半天儿白送。”

用餐高峰期,外卖订单会在短时间内大量产生。就算是对时间精打细算的刘威,也免不了要超时,“不到一个小时让你送六七单外卖,除非你是闪电侠。”

如果超时,刘威就先给顾客打电话,问问顾客能不能让自己先点击“送达”,顾客同意,就是他的小确幸。刘威说,“大多数顾客都挺体谅的,不过也有没运气的时候。”

8月18日那天,北京暴雨。刘威从10点开始送到下午2点,他全身淋透,“雨衣根本不管事儿,裤衩子都是湿的。不过暴雨天气,顾客都挺理解的,都跟我说‘晚点没事,辛苦’什么的”。

然而,中午最后一单刘威还是收到了投诉。“200块啊!这半天的雨算是白淋了。”这个小伙子咬咬嘴唇,“咱也不是说客户不对,毕竟是咱送晚了。”

外卖小哥成了时间上的穷人,刘威说,“派完单后,系统会给你算出个时间,但是系统算出来的时间是死的,送餐过程中的各种突发状况则是无法预料的。”

刘威有次送外卖,按着地图显示的最短路线走,结果钻进了死胡同,一堵墙扎扎实实地挡在了面前,翻过墙确实就是目的地,“跑外卖地图是靠不住的。”

如今互联网+送餐的模式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人工智能派单”,利用大数据进行系统派单。然而,不管技术怎么优化,更多是从平台自身提升效率的角度来设计,而不是从外卖小哥的角度。

最让刘威恼火的是商家出餐太慢,商家出餐用的时间越多,留给外卖小哥送餐的时间就越少,而大数据没有分开算。

有次刘威眼看快超时了,就先跟顾客沟通,点了“送达”键。结果送了一趟回来,商家还没出餐,餐厅经理推诿的理由更怼得他无话可说——都摁“送达”键了,为什么还要出餐?

其次,车开到小区门口,保安不让进。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一言不合,动不动就杠上了。有的保安小哥一生气,趁外卖小哥送餐时拿把锁,把电动车锁了。

刘威也遇到过被保安扣车的情况,可是他还要送外卖,赶时间,情急之下就给保安塞钱,“没有钱搞不定的事儿,况且花掉的钱还不如超时罚款来得多。”

落不到实处的安全保障

外卖小哥出现交通事故,首先是安全教育没到位,当交通事故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外卖小哥的安全保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实际上他们时刻都处在不安中,因为保险得不到落实。

外卖小哥的用工形式分为三种:平台自营配送员、代理商配送员,以及众包配送员。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三种不同用工形式的员工根据相应的保险方案理赔。

平台自营配送员跟平台签约,属于劳动合同工,签订五险一金,但比例很少。

代理商配送员跟代理商签约,属于劳务派遣工,由第三方公司劳务输出。虽然声称的保险标准与自营一样,但实际上很容易出现扯皮的现象。

这些代理商多为私人企业,钻外卖小哥文化程度不高的空子,混淆劳务合同与劳动合同。很多外卖小哥聊起自己的保险,也是迷迷糊糊的,但又不敢去查个清楚,将信将疑地盲干。

侯兵是跟代理商签的劳务合同,“入职的时候让我在合同上签字,不签字就不让开工。签完后也没给合同,也不知道合同里写了些什么。”

不过,侯兵知道自己没有五险一金,不确定出了事故劳务公司能不能作担保,“心里没底,出了事故估计还要自己掏钱。”

所以侯兵不担心交通安全,他更担心的是蹭到老人、撞到好车,“豪车一块漆赔掉两三千,被老人讹上了搭进去一天,严重的这辈子就准备替老人打工了。”

第三种是众包配送员,与平台和劳务公司都没有关系,相当于平台下面的个体户。

据悉,自营和代理商配送员为全职骑手,众包配送员为兼职骑手,所以在设置众包配送员的保险时,按月来扣是不太合理的,因此采用的是众包配送员的保险按天结算,保险费强制从送出的第一单工资中扣除,每天扣3块钱购买意外险。

侯兵有朋友转行做了众包配送员,但一个月只能挣个烟钱。这种强制扣除的日险,同样让他感到不满。

因为只要这天接单,就要扣除保险。“打个比方说,你坐大巴并不想买那种三块钱的意外险,现在送外卖让你天天买,谁乐意啊。”

与此同时,众包配送员没有任何的合同,权益保障被推给了保险公司。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大多没有号牌,也没有行驶证,如果没有合法的牌照,出了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也会拒绝赔付。

在交通事故上,众包配送员处于很尴尬的处境,侯兵的朋友说,“要是被别人撞上了,车主、保险公司互相踢皮球,要是撞了别人,就尽量私了了。”

空白的安全意识和图快钱的心

一个勤劳的外卖小哥,能日均奔波40多公里,靠的多是自己购买的、无统一标识的、没有上牌的电动车。

电动车属于很尴尬的车种,即不算走非机动车道的自行车,也不算走机动车道的摩托车,灰色地带给外卖小哥何清水提供了钻空子的方便。

为了赶时间,他不守交通规则地满街乱窜——随意变道、逆行、抢黄灯、闯红灯、越界走机动车道、超速走人行道,“把能犯的交通规则都犯了。”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问题,外卖行业最集中的问题是时间问题,每个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都违反过交通规则,但不少人的安全意识是空白的。

为了一单7块钱,何清水顾不上闯红灯,也想不到自己作为家庭支柱真出了事故怎么办,何清水说,“跑外卖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这7块钱。”

交通事故一旦碰上了,伤筋动骨都算幸运的。何清水也意识到了,死神其实每天都在身边游荡,“我跟出租车撞上过,还有次闯红灯,直接跟公交车蹭上了,所幸我都没有受重伤。”

何清水的话语中透露着一丝丝的侥幸,“伤亡事故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就行。”

前阵子何清水的工友撞伤了,恢复后跟何清水说——以后注意点就是了,心态跟何清水如出一辙。

何清水是山西长治人,在送外卖之前,在老家挖过煤。后来煤炭行业不景气了,跟着同乡一块来北京送快递。送了一段时间快递,被克扣工资,于是又转行送起了外卖。

在何清水的站点里,有小哥一个月的送单量能达到1100单,月薪一万妥妥的。何清水说,“月薪一万在北京也许不算什么,但我这辈子还没挣过这么多钱,在我们老家,坐办公室的也就两三千。”

对好多外卖小哥来说,进这行就是图个快钱。这些涌入外卖行业的送餐小哥,大多都是何清水这样的打工仔,他们不拘泥打什么工,交通安全也不是他们第一位考虑的事,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又快又多地挣钱。

在各大外卖平台烧钱打价格战时,外卖小哥确实享受到了行业红利,也涌进了一波想挣一笔快钱的人。现在,外卖小哥也感受到了要被榨干油水的紧迫感。

最近,外卖超时时间从15分钟缩减至8分钟,何清水闯红灯更频繁了。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变动,但很少去质疑它的合理性,何清水说,“都是打工的小老百姓,咱最实际的还是送好手里的这单外卖”。

如果适应不了,“实在不想干了就不干了”。从挖煤小哥到快递小哥再到外卖小哥,何清水转换着不同的身份,当某天外卖行业不景气了,他摇身一变,又会是另一种小哥。

(原标题:外卖小哥成伤亡率最高职业之一:为了7块钱的亡命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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